这一年对于西北百姓来说，绝对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西北政府上台后，将行政人员全部都换了一遍。
这些行政人员到了各地方后，对各地方进行了很多整治活动。
先是废除杂税、盐税，同时减少关津，降低了商品流通的费用。同时严肃理法，为百姓讨公道。又丈量田亩、登名造册，完善户籍统计。
唯一让西北百姓稍有议论的是，在农闲的时候，各地方政府，纷纷组建青壮劳动力，对道路、水利进行修缮。
这种徭役，主要还是集中于各村镇。
如某村徭役，即是用于用于该村的道路、水利建设，老百姓不需要长途迁徙去干活，不过不给粮食。当这个村子的道路、水利都修得差不多了，再调集青壮，去修建乡镇级的道路、水利。这时候老百姓离开自己家，则官府供给伙食。
还有一部分青壮，被调到县里徭役，这就离得比较远了，因此除了给伙食外，还给一些工钱。
如果是以前的农闲时候，官府虽然是有一些徭役，但是不严格，大部分劳动力在农闲时都是玩掉的。
但是西北政府的徭役很严格，当然也可以不去。例如生病了不能去，如果是真病了那没问题。如果是要干什么营生不能去也行，交一笔工钱就可以不去。但是，没有什么营生可干的，又有一把力气就绝对要去。
相当于是不劳动力发动了起来，把基础先建设起来。
一个国家是否繁荣或强大，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能够将劳动力利用到什么程度，同样也看生产力能到什么程度，以及战争时能调用多少劳动力去从事战争生产。
当前西北虽然有西北集团正在普及先进生产力，但是规模不够大，辐射力还不够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只能用传统生产力进行生产。
这个时候，只能从劳动力利用率上想办法，让老百姓干更多的活，从而创造出更好的基础。
等日后先进劳动力普及了，这种徭役制度也就可以废除了。
此时中国经过满清近三百年的统治，变得落后愚昧，现在唯一能够让国家快速发展起来的办法只有一个——勤劳！
如果不勤劳，就算生产力发展速度再快，也很难发挥生产力的效果。
想想后世的中国，开国后建设工业体系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勤劳，靠的就是自力更生，与天斗与地斗的精神。
不过西北政府现在貌似，呃！貌似是资本主义路线，因此要发动人民群众，只能用徭役了。
而且徭役建设的不再是古代那种城墙、护城河、长城之类的玩意，而是大修道路和水利，这本身也就是让老百姓为自己做事。
有了良好的水利，农业生产就能顺利。有了道路，粮食等农产品才能卖出去。
这一年夏收，西北迎来了一次丰收，河西走廊的粮食出产比之前增长了一倍，这主要是畜力的普及以及土地开垦导致耕种面积增加的原因。
陇南与渭水河谷的小麦也获得了丰收。
这次夏收基本保障了西北粮食供应，这些粮食丰收后，西北集团的粮行控制了大部分商品粮的加工和销售。
加工方面，基本上都用上了蒸汽机。
“这次夏收，基本上也稳定了西北民心，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改革了。”负责监管行政的沈进文对张奎发建议道。
“按我说，年初就可以进行改革了，何必等到现在。”张奎发不以为然的说道，沈进文说道：“戊戌年光绪主持变法，就是因为太过心急，所以才导致失败。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和风细雨，才能将那些旧有的阻碍力量消磨掉。”
“反正怎么改革，你自己看着办。”张奎发对沈进文说道，他基本上不管行政，只管军事上的问题。
沈进文点了点头，随即开始主持进一步的改革。
这次改革，即是对农业税的改革。
之前是减税，这一次是增税，同时也是减租。
那些地主大量兼并土地，每年不用做事，脚翘起来就可以收租子，平日再放放高利贷，灾年再囤货居奇一下，就越做越大，控制的土地也越来越多。
直接没收这些地主的土地，又不太妥当，这可能会引起全国的地主阶级的对立。
因此西北政府决定强制性减租，即土地租给佃农，一年一亩地佃租不得高于40斤粮食，或3钱银子。
从而保障佃农的利益。
同时规定，民间贷款，利率高于6%属于高利贷，是非法行为。一方面让西北银行扩大农业贷款覆盖范围，一方面严厉打击高利贷现象。同时借贷必须全额，交付时少给也属于高利贷行为。
当然，到底有没有给全额，证据很难抓。但是只要有抵押，西北银行可以贷款，一律按照6%的年利率贷款，而农业贷款则不需要抵押。
西北政府于1901年下半年还进行了行政、司法改革，即在各州县成立法院，派驻法官，并出台《治安法》、《刑法》、《工商法》、《行政法》，西北政府出台的法律不同于后世的大陆法，而是采用普通法体系。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大陆法比较死板，法在前理在后。而普通法则比较灵活，只要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同意，理一定程度上排在法之前。
普通法的好处，自然是教化，这个体系也是中国用了几千年的，很多时候中国行政都没有法律，但却有道理。法律这东西，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能够满意，普通法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行政改革，即不再让乡镇自治，而是派驻镇长、乡长。此时的中国，地方上长期自治，形成了一大批的土豪劣绅。
让他们组建什么地方议会，那就等着老百姓被鱼肉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派驻乡长、镇长，地方土豪劣绅是否会与镇长、乡长勾结？如果勾结了，那反而会激起民怨。
因此《行政法》也就随之出现，规定行政人员必须财产透明，另外亲属不得经商，连彩票都不能买，中国人传统的礼尚往来也很严重，因此连礼物都不允许收。
判刑上也比较严厉，贪污满十元吃牢饭，上百元枪毙。
但是司法上，必须要有明确证据。同时禁止严刑逼供，证据不足应释放嫌疑人，以维持司法公正为首位，避免造成冤案。在没有十分明确的证据前，不可判处死刑。
同时推行责任制，即各县长必须对各乡镇的官员行为负责，如果出了贪污情况，以及官员与土豪劣绅勾结的情况知道了不处理，那就必须受到惩处。因此各县，设立了一个上访局，这个上访局受西北政府直接领导。
接到上访后，上访局首先保护上访人，并通报地方长官处理，地方长官处理不当，上访人坚持上访的话，则由西北政府派遣调查组进行处理。
反腐这玩意，县长一级都还比较好处理，最不好监管的就是乡镇一级的那些小虾米，越大的官一般越谨慎，也就是那些小虾米容易肆无忌惮。
责任制下去后，则一定程度上可以杜绝，但能完全杜绝。
因此西北政府在沈进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官员考核制度。官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每一年一小考。
三年大考从治安、卫生、环境、教育、农业生产、民意调查、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考核，然后进行综合考虑。
一年小考，即以民意调查为主，即当地老百姓是否对其满意。
每个上岗的地方长官，以及那些公务员，都将进行专业培训，具备专业素养之后再上岗就业。
因为西北文化教育基础不怎么样，因此这些公务人员多是从外省招募的学生、文人经过培训后上岗就业。
行政作风，则杜绝传统的官僚制，走人民公仆路线。
但依旧是采用流官制，免得那些官员在地方上形成势力网。这是国情问题，必须流动的，中国老百姓不同于欧美普通民众。
欧美普通民众比较愚昧一些，不会到处钻营。或者说，欧美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因此民众没有那么后天，性格比较先天性。而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特别是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性格已经普遍后天。
因此欧美民众很天真，而中国民众，则比较精明。
美国之所以排华，就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不容易愚弄，太精明了。其他白人、黑人有钱就消费，中国人有钱则存起来，然后可能进行一些投资什么的，对美国财团来说是个威胁。
当然，最大的改革，还是强制性减租。这已经动摇到了地主的利益，因此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暂缓提高针对地主的农业税。
这就是温水煮青蛙，那些地主最后肯定是玩不过西北政府的。
强制性减租的政令下达后，在各地都引起了地主阶级的不满，但是不满归不满，那些佃农却是高举双手拥护，使得这一改革顺利的执行了下去，那些地主也不可能因为强制性减租就造反什么的。
现在谁敢造反？都没人支持这些地主造反。那些佃农、自耕农都对西北政府很拥护的。不仅是减租，而且地主雇佣长工，每个月的工钱必须给二两银子，而且必须管食宿。同时针对那些拥有土地超过100亩的，若其田产在灾的情况下抛荒超过两年，则予以没收，同时农业税照样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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