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残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如运输、转卖、转抄、争执等）而残缺不全的书本为残本。
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补，加以已意而写成的书。
续书：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传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记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纪昀（1724—1804），字晓岚，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钩沉摘隐，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纪昀亦是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常”，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105种，1868卷，入存目41种。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汉学代表人物。因博闻广识而破例允许他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四库全书》的主要纂修官。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库全书》总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52年，清廷发现《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令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时值隆冬，陆锡熊患病，终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可见朝野对《四库全书》之重视与严谨。
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喜作诗文书画，著有《九思斋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帝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控，命永瑢与永璇、永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
本套《四库全书精编》为豪华精装版，16开，50册，5箱，黄胶纸精印，渀红木箱装。
《四库全书》的分类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又称“四库”。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史部收录史书；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四库全书》的分类法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之一。
经部
《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孝经》《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史部
《国语》《史记》《汉书》《晋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史通》《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旧唐书》《新唐书》《列女传》《越绝书》《水经注》《岛夷志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吴越春秋》《风俗通义》《华阳国志》《建康实录》《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天工开物》《东周列国志》
子部
儒家：《荀子》《说苑》《帝范》《政训》《潜书》《新序》《盐铁论》《潜夫论》《近思录》《郁离子》《传习录》《**语》《孔子家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
兵家：《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六韬》《三略》《握奇经》《素书》《将苑》《李卫公问对》《虎钤经》《守城录》《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何博士备论》
法家：《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农家《齐民要术》《农桑辑要》
医家：《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八十一难经》《洗冤集录》
数理天文类：《周髀算经》
集部
《楚辞》《诗品》《曲品》《南戏》《花间集》《柳永词》《晏殊词》《东坡词》《秦观词》《放翁词》《姜夔词》
《四库全书》馆内各项职务及任职人员
历任正总裁官（16人）
永瑢永璇永瑆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际华
历任副总裁官（10人）
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彭元瑞金简董诰曹文埴钱汝诚沈初
总阅官（15人）
德保周煌庄存与汪廷玙谢墉达椿胡高望汪永锡金士松尹壮图李绶窦光鼎倪承宽李汪度朱珪
总纂官（3人）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
总校官（1人）
陆费墀
翰林院提调官（22人）
梦吉祝德麟刘锡嘏王仲愚百龄张焘宋铣萧际韶德昌黄嬴元曹城瑞保陈崇本五泰运昌章宝传冯应榴孙永清史梦琦刘谨之蒋谢庭戴衢亨
武英殿提调官（9人）
陆费墀彭绍观査莹刘种之韦谦恒彭元珫吴裕德关槐周兴岱
《四库全书》七阁
文宗阁、文汇阁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文汇阁一名御书楼，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的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奏请在行宫内渀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乾隆四十四年（1779）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次年扬州藏书阁建成，赐名文汇阁。两阁各入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阁中尚多空余书阁，后各收贮《四库全书》。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遭英军破坏。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江浙时，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克，文宗阁、文汇阁及其所贮《四库全书》一同化为灰烬。
文澜阁
杭州圣因寺行宫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年底完工。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逸。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光绪六年（1880）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民国后，归浙江省图书馆庋藏。1914年、1923年，两次组织人力就丁氏兄弟钞补未全者予以补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始渐复其原。抗战时曾运至青木关，胜利后运回浙江，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文津阁
在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庆初年，后再补入，故里面仅有“嘉庆御览之宝”一方。全书与通行印本《四库全书目录》微有不同，盖以抄写较晚，有修订改易之处。
文源阁
在圆明园内。园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文源阁的匾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额都是乾隆皇帝御书。文源阁前为玲珑峰，上面刊有乾隆御制《文源阁诗》阁东的亭内有石碑，上刊御制《文源阁记》。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毕入藏。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大肆焚掠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今天，文源阁遗址已不可寻。刻《文源阁记》石碑尚存世间。
文溯阁
在辽宁沈阳故宫内。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14年运京，存于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战备需要，中央下令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存放至今。
文渊阁
位于紫禁城内的主敬殿后（主敬殿为文华殿后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阁内。民国时期，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运至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阁名所在地建阁时间成书时间藏本存毁情况
文渊阁北京故宫
文华殿后乾隆四十一年
（1776）乾隆四十六年
十二月
（1782）现存台北市外双溪故宫博物院
文溯阁沈阳故宫乾隆四十七年
（1782）乾隆四十七年
十一月
（1783）存。1966年由沈阳图书馆移存甘肃省图书馆
文源阁北京近郊圆明园乾隆四十年
（1775）乾隆四十八年
十一月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烧毁
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
（1774）乾隆四十九年
十一月
（1785）现存国家图书馆
文宗阁镇江金山行宫乾隆四十四年
（1779）乾隆五十二年
四月
（1787）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镇江，阁书全毁
文汇阁扬州天宁寺行宫乾隆四十五年
（1780）乾隆五十二年
四月
（1787）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扬州，阁书全毁
文澜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乾隆四十七年
（1782）乾隆五十二年
四月残存。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最为完整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原存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一直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善本四大专藏。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涵、原书一体、乾隆御笔“题旧五代史八韵”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书函中央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朱印、“纪昀复勘”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文津阁《四库全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第一，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来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最后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当有所补正。
第二，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曾经乾隆亲校，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几乎每册均有校核记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
第三，就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经学者核对录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文津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
《四库全书》的装潢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四库馆臣提出《四库全书》书衣采用四色装潢的建议，清高宗在诗文中也多次提到“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装潢的办法，还写诗说“经诚元矣标以清，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意思是《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应该按青、赤、白、黑四色来标识，现在看到《四库全书》采用鸀、红、蓝、灰四色、与原定规制略有差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采用黄绢面。
《四库全书》的书盒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有楸木书盒6144个，内装书籍36304册。将书籍用木夹板上下夹住后，用丝带缠绕后放在书盒中。开启盒盖后，拉动丝带就可以方便地取出书籍。书盒盖刻上该部书籍的书名和所属部类顺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阅。
《四库全书》的功过
历史上对乾隆修《四库全书》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修书对保存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贡献；也有人指乾隆以修书为名，禁锢思想为实。
清人初入关时，重用降臣，开科取士，对知识分子刻意安抚，等到天下已定就立即改变态度，对于读书人采取高压手段，极尽迫害之能事，直到康熙初年，其势有增无已。吴三桂反，清廷遂暂改变其政策，以收买人心，缓和汉人的反抗。于是征博学鸿儒、开明史馆以来牢笼遗民志士，但应征而来者多为二三流以下人物，像顾亭林、黄梨洲等大老均不能罗致。三藩乱平，清廷遂故态复萌，又恢复其迫害文人的政策，雍正嗣位，由于天性刻薄猜忌，更是变本加厉。文字狱迭起，株连无数，真乃中国文人的浩劫。至乾隆朝，清室已臻全盛，汉人反抗心理殆已完全消失，但对文人的迫害仍未放松。文字狱继续发生，较之雍正朝益形琐细。又创编四库全书，以便藉征书之名而焚毁**共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其对中华文化所造成的损害堪称空前。
反思
（1）清高宗乾隆力倡纂修《四库全书》，最主要目的是什么？为了总结及保存中国文化、为自己建功立业，抑或是为了束缚及禁锢士子思想？你有何看法？（历史上对乾隆修《四库全书》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修书对保存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贡献；也有人指乾隆以修书为名，禁锢思想为实。本问题帮助大家从不同角度看乾隆及《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让大家尝试由不同人物的位置看问题。）
（2）《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月兑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四库全书》的编纂措施对中国文化功大抑或过大？
（3）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也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假如你是乾隆时期的士子，你是否喜欢身处这个时代？为什么？
（4）假如你是民间藏书家，当知道皇帝向民间征求书籍，你是否愿意献书？原因何在？若你的藏品中可能有冒犯大清的书，你又会否献呈？
（5）假如你是负责辑校《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当你发现一些书籍的内容有可能抵触朝廷时，你会怎样处理？
（6）《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录七部，四部置於内廷，三部藏於江南并开放予士人阅读及抄录。当时哪几部书对推动文化发展上起到较大作用？
（7）清末以来一直有人提出续修《四库全书》。若由你主持，你会加进哪些种类及内容的书籍？（在资讯极度发达的时代里，电子化光碟版的《四库全书》让读者可以随时查阅所需内容，从众多书册辑录及逐字抄写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除提供阅读方便外，《四库全书》对我们意义何在？）
（8）假如你有机会拥有一部《四库全书》，并且可以选择仅存於世的乾隆朝刻本、影印本，以至电子版，你会选择哪一种？
（9）在资讯极度发达的21世纪，是否还需要及可能编写另一部《四库全书》式的大部头丛书？
（10）欧洲近代印刷术兴起与《圣经》的广泛流布有密切关系，乾隆朝《四库全书》的刊刻有否发生类似情况？（本题目让大家从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看《四库全书》对印刷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关系。）
四库全书所毁书籍以及恶果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部分被销毁的史料名册“军”字头：《军器图说》、《军中遗稿》，“经”字头：《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明”字头：《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皇明”字头：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甲申”字头此类字头，全部禁毁，《朝鲜征倭纪略》禁毁满清查禁。
但“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婬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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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胡编出来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现摘录如下：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月兑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四库全书》的学术影响
1.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2.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3.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4.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后世评价
“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吴晗
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国学大师季羡林
《四库全书》与万里长城一样，是值得我们珍视并为之自豪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博士生导师黄爱平
《四库全书》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人民日报》
《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解放军报》
“天一阁”与四库七阁之缘
古之藏书，十分困难，不仅怕兵荒马乱、天灾**，更恐“俱之灰烬”。正如清代康熙年间大学问家黄宗羲所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这是黄宗羲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对天一阁藏书发出的由衷地赞叹。清嘉庆有名的学者阮元在其《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也赞其曰：“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其藏书在阁之上，阁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乃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
乾隆因“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渀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所以，在纂修之初就了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藏书不霉烂、不虫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于是即命渀范氏之“天一阁”豫构四阁为将来庋贮之用。如乾隆《文源阁记》所述：“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并派专人赴天一阁，了解构建情况。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谕：“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井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井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寅著尊旨至范氏家查看后“即行覆奏”：“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焀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焀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于是，高宗即渀其式分建内廷四阁，及江南三阁。从此，“天一生水”之义与七阁的命名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库七阁渀“天一阁”之建设
七阁的建设，因地点、环境及各种因素条件的不同，分别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工程的实施，相继完成，但均渀“天一阁”构建之制。
首先蒇工者，则为热河避署山庄之文津阁及圆明园之文源阁。《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三，页三十三）《月台诗》曰：“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注云：“命渀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於避署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於此。”
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动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乾隆三十九年进行改建，在圆明园北部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楚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建成，为北四阁中建成之第二阁；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内文华殿后，阁名沿袭明代文渊阁之称，藏贮着四库馆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文溯阁在北四阁中建造最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动工，次年竣工。它位于盛京（沈阳）故宫的西部。
以上文津、文源、文渊、文溯四阁俱在禁地，为内廷四阁，亦称北四阁。所有阁式，均渀范氏天一阁之制为之。《高宗御制诗五集：趣亭》（卷四十，页三十）曰：“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注云：“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义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源、津、溯四阁，悉渀其制为之”。
江浙三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亦渀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只是文宗、文汇因先御赐《古今图书集成》送藏，故预构建於先，而文澜阁则在续缮三分《四库全书》之后，始为建筑。三阁皆于江南，故亦称南三阁。《续金山志》云：“文宗阁在行宫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文汇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页十九）《文汇阁叠庚子韵》：“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贮大成，”注云：“此阁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渀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文澜阁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于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兰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谕：“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著交陈辉祖（浙江巡抚）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澜阁，并安设书格备用。伊龄阿（两淮盐政）、盛住於文渊等阁书格式样，皆所素悉，自能渀照妥办。”（《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页85。）《杭州府志：西湖图说》亦云：“近复於行宫之左建阁，储藏《四库全书》，赐名文澜；东壁光昭与西泠渊映，永资津逮於靡涯矣。”（邵晋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页四十四）又《题文澜阁诗》末联云：“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六，页四）。至此，南三阁规“天一”之迹显然。
四库七阁的命名与释名
如上所述，七阁均渀范氏“天一阁”之式，缘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为藏书久远，乾隆不仅渀其式，并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护四库藏书“以垂久远”。于是，“水”便成了七阁命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七阁的名字：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三个字，并前后两字全一样，首字为“文”，末字为“阁”，只有中间一字不相同，但都带有“水”旁（文宗阁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华的文化与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库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间带“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则意模范范氏藏书楼“天一生水”期厌火灾之术，以保护藏书。至于文宗阁，一说可以写成“文淙阁”；一说因为镇江一地历来水患，该阁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临大江，如再加“水”反而会遭成“水灾”了；又一说“宗”字本身就带有水意，“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谊，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总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这些解字之说，只能算“望文生意”。
乾隆的解释却让人顿开茅塞，入木三分。仅就内庭四阁为例，可见乾隆释名之内涵。他释“文”之义，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阁记》中这样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於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於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阁记》中，对“文”的内涵又进行了阐发：“权舆二典之赞尧、舜也，一则曰文思，一则曰文明，盖思乃蕴於中，明乃发於外，而胥藉文以显。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文之义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数典天一之阁”，从“水”而立义，“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实求“文”之永存。
对于北四阁的命名，乾隆还有专门的解说如：“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谓名实适相副。而文华殿居其前，乃岁时经筵讲学所必临，於以枕经史、镜己牖民，后世子孙奉以为家法，则予所以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渊阁》卷十三，页一至二）因此，虽“文渊阁”一名是明代的产物，但因“名实适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华殿居其前”，此乃讲经之所，这样“於以枕经史、镜己牖民”，“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对文津阁也有一段特写：“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津阁记》卷十三，页三至四）“津”之奥妙，解释的如此尽善尽美，天衣无缝。
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阁记》里对北四阁的命名给予了总结：“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於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可见乾隆对七阁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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