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王伯良所想的那样，现在的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格致汇编》这本期刊的价值所在，因为中国做老大的时间太久了看不起西方文明就算少了个圆明园也不会惊醒他们。不管王伯良愿意不愿意，中国想要富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这是必由之路没有别的选择，而《格致汇编》这样努力在中国传播通俗易懂的实用科技知识的期刊简直比金子还宝贵。胡雪岩不清楚这其中的价值，但他相信王伯良的眼光——自从那次会面之后他虽然信服王伯良的判断却也并不盲从，这种涉及自己身家性命的事情他自然要调查清楚。
胡雪岩别的没有就是不缺银子，他的实力此时也体现无遗，他并没有等待太长的时间便得到了所需要的信息——日本、意大利等地确实是在扩大桑蚕养殖而且十分惊人。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就不用说了，就是旁边的日本利用西方现代的养殖技术和缫丝工艺并辅以国家力量促进蚕丝出口，也许它们的蚕丝品质比不上湖丝，但在普通白丝方面绝对不逊色于中国的土丝，而如法国这样的蚕丝进口国更喜欢进口这样经过现代工艺缫过的白丝，而中国的土丝还需要经过再次缫制。蚕丝业可不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古董业，湖丝品质虽然是最好的，但真正赚钱的还是出货数量的普通蚕丝，一旦日本和意大利的蚕丝成了气候那对于胡雪岩的囤积政策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从现在反馈回来的情况来看，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不过摆在他面前的事实是只要在关键时刻爆出其他蚕丝产地丰产的消息，那他的囤积居奇的把戏必然会完蛋，这种商业虚假的消息会造成什么影响他心中很清楚。
也正是因为如此，哪怕王伯良现在还是个一文不名的小人物，胡雪岩也不敢小看了他，每个月总是要写一两封信联系一下保持两人之间的交情——这在头顶着一系列耀眼光环胡雪岩身上可是非常罕见的，有鉴于两人的身份地位差异也算是绝无仅有了。王伯良在信中着重说明了《格致汇编》非常重要，天津上海距离遥远怕照顾不及希望他能够就近给予各种方便，胡雪岩毫不犹豫的便答应了下来——王伯良并没有在心中说《格致汇编》的意义，这些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而胡雪岩也看重，他就只拿自身无烟火药的发明专利举了个例子，说自己的发明灵感来源于《格致汇编》，而这个专利让他赚了几十万两白银，他希望更多的国人能够看《格致汇编》，除了开启民智之外也希望有人能够像他一样。
王伯良虽是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而胡雪岩也是极为惊叹——哪怕是他这样的超级巨商，几十万两银子也不是这么好赚的，相比之下两手空空的王伯良能够在二十岁之前不靠任何人际关系，没有任何本钱的情况下赚了几十万两，胡雪岩也只有“佩服”二字。胡雪岩的支持力度远比王伯良想象的要强大的多，他压根就没想着让王伯良付账，如果要不是《格致汇编》并非是一本人人都感兴趣都能看懂的期刊，不然他还真想着将其扩大一倍的发行量，不过他名下的阜康钱庄掌柜亲自拜访傅兰雅直言可以每月提供三百两白银以资助《格致汇编》的发行——对于老胡这等巨商而言，每个月三百两确实是算不得什么，但对傅兰雅而言却是解决了不少办刊的窘困局面。
无烟火药这样的巨额专利项目毕竟是经过毕德格之手达成的，这也就意味着李鸿章也知道了此事，老李和他的一干心月复幕僚对这笔巨额交易也是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可从来没想过专利居然能够卖出如此天价来，不过毕竟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想想自己经手过的武器外购交易，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当今武器交易市场上最为强劲的买家大清帝国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白银的武器采购而言，专利的价值体现无遗。事实上周盛传在将盛军与王伯良合作置办洋务的事情，老李这么痛快的答应下来也是因为通过这笔专利交易知道王伯良多少有些身家，王伯良再怎么折腾也不会累及盛军，而一旦合作成功盛军作为拱卫京畿最重要的淮军军事力量将会得到非常强劲的加强——这不仅仅体现在军费运作上，更体现在军心凝聚上。
巨额的专利交易固然引人注目，不过更吸引李鸿章及其幕僚的是王伯良在上海委托各个书局出版的的书籍——《德意志帝国五十年》、《海权指南》、《欧洲陆军》、《战争论》、《迈向强权》、《外交概论》……这些书涵盖了外交、政治、军事、还有列强发展历程等诸多方面，它们不仅吸引了李鸿章这样的洋务派，就连很多读书人也是感触颇多。从上海到北京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王伯良和他的书，同样在国外他的书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尤其是的《海权指南》更是轰动一时——他的《海权指南》其实就是后世马汉的《海权论》，不过王伯良对于《海权论》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十分清楚，但这并不妨碍他用“海权论”三部曲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原本历史上的“三部曲”直接让他一本书终结，他需要干脆利落的来奠定自己在海权领域的权威，内容上可能略显粗糙但海权的关键观点他自信表述的应该不逊于马汉，后世网络论坛上大牛们站在无数先贤的肩膀上外加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所得出的结论绝对比现在任何人都要犀利的多。
各人关注的焦点不同也就使得王伯良的书有不同地点，《海权指南》固然是伟大的节点，但这也只有在国外引起轰动，在国内虽然被李鸿章这样正在筹备北洋海军的人所重视，却远不如《德意志帝国五十年》更让国人所瞩目——这本书完全就是王伯良特意针对李鸿章这样“哈德派”所写的。
现在的“哈德派”可不是一百年后网络上对德**事力量极为推崇的“哈德派”，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无非是在十年前德法战争之后迅速成为欧洲强国的，只有少数中国精英才知道在地球另外一端有这么一个只用了几十年便从分裂到统一的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在很多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眼中快速完成统一并且迅速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就是他们的榜样，但他们并不知道德意志帝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只是从外国来华的传教士、驻华使节和外派的外交官的言辞中得到一个片面的德意志帝国，德国人在这几十年中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细节如何？却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却是一厢情愿的认为大清帝国本身就比德国的基础好，德国能够做到的事情大清帝国理应也可以做到，表现出来的便是德国著名的军火公司那具有特殊意义的“克虏伯”翻译。
《德意志帝国五十年》便是王伯良精心撰写的一部德国如何从分裂到统一并且一步步成为世界顶级列强的书，在书中从政治、经济、军事、工业、外交等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方面来叙述德国这五十年的变化，以此还延伸到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列强的情况。这本内容超过三十万字的书堪称巨著，其实王伯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便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写作了，如果他只是想为了博取声名而获得某个大佬的青睐可以完全不用这么悉心准备这本书，但历史上中国近百年来都有人尝试学习德国的崛起模式，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他们没有后世百年的眼光没有看到自己的基础而生搬硬套自然不会成功。王伯良固然有借自己出书彰显声名的意图，但传播更先进的思想才是他最为看重的——在这个纷乱的时代，谁又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自己也许会在的某个时刻倒下，但他可以留下些东西供后人参考而避免后人少走些弯路。
“酗，这书是不错，可惜通篇白话又有这么多的新‘标点符号’，这不免就落了下乘，只是读罢过后书中多有之言，可是酗有何思量？”一名清瘦美髯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本书坐在客座上斯条慢理的问道。
王伯良已经不是当初刚刚回国时候那般对人事无知之时了，既然决定要上李鸿章这艘大船自然要对这艘船上的重要人物有所认知，而眼前这位差不多四十多岁的美髯公恰恰是李鸿章幕僚中非常重要分量的人物——周馥。对于周馥的事迹他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才打听了不少，历史上周馥名声并不显赫，从他所知道周馥的经历来看这是个典型的幕僚，能力算是中上但却非常忠于李鸿章——王伯良在总督衙门时并过周馥，那时周馥还在安徽老家为母丁忧，两江总督沈葆桢就在他丁忧期间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的美差劝他留在江苏任职，而周馥却非常坚定的推辞“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
周馥就是丁忧后返津回到李鸿章麾下继续做事的，不过他在上海买到了王伯良刚出的几本书，尤其是风潮最盛的《德意志帝国五十年》，他现在手中拿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册而已。事实上这本书是分成了五册先后出版发行的，这也是书局想要看看风头如何再决定印刷数量，现在看来显然效果远超当初想象，不过虽是加快了发行进度但在市面上也只能买到三册，后面两册还在加紧赶工。
周馥买到前面的三册后便在船上就开始翻阅起来，身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尤其是他在丁忧前就担负起筹办海防支应局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特殊的地位和经历使得他成为这个时代少数几个“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是“看的比较清楚”的中国人。周馥自然知道其中的价值，而王伯良的其他几本书他也都买了过来粗略的翻阅过一遍，只是其他的书都为军事方面周馥熟悉军务却对西方现代军事了解的并不深刻，他只是凭感觉认为其他诸如《海权指南》非常有意义，却也无法说出更深层次的东西。不说周馥是文人出身有过经营军旅的经验限制了他的认知，而是在当今大清帝国能够说懂现代海军的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即便是福建船政在西方老牌海军强国眼中充其量只是个婴儿连孩童的资格都不算不上。
“先生博学多闻想来应知道《增订解人颐新集》中那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故事吧，西方列强国家一个重要的基础便是契约精神，标点符号利于清晰表明精确意思是以大行其道，而至于用白话来著书也是避免含糊不清之意。晚生以为所著之书是为让没有去过洋人国家的人更加清楚的认知对方，他们有纯属开阔眼界之人，也有如先生一般实用之人，前者也就罢了含糊不清也闹不出什么乱子最多不过为人耻笑而已，而如先生读书了解列强以便为国谋划若是用了这等书那后果极为严重，是以晚生宁可为人耻笑文法不通也不愿误人……”王伯良笑着解释道。
其实标点符号和白话文的问题王伯良早在另外一本由《格致汇编》出版的书中已经说明了，不过他却没有考虑到《格致汇编》的读者群非常少，影响力亦是有限，这个问题就是王伯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不过这个缺憾很快就被《德意志帝国五十年》这本流行书给补齐了。其实他不知道在自己书中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他并非是第一人，而是曾经在美国留学时有过一面之缘的张德彝，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曾经简单的说了几句，当然张德彝的书也是属于小众，况且这本书至少比王伯良早了十来年，怕是连记得的人都没有。
周馥听后点点头，《增订解人颐新集》这本书他自然读过，心中虽然对王伯良的解释并不以为然，但却也认同这个观点。大清帝国没有列强国家所设置专门负责外交的外交大臣，但由于李鸿章涉足外交领域影响甚深，洋人多半喜欢与之打交道，李鸿章也便成了不挂名衔的“外交大臣”，周馥作为他的心月复也多接触甚多，洋人固然贪婪狡猾却最重合约，最喜欢的便是钻合约的空子，大清官员不愿与洋人打交道最为头痛的便是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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