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剪辫
“留美官生中容揆和谭耀勋剪去发辫实乃大逆不道之举，但念其自小寄宿于花旗国洋教之家缺乏教化尚情有可原。然学生恐朝中顽固迂腐者从中造谣中伤老师，学生以为当将其速速遣送回国加以管教，以平息朝中舆论……学生亦是留学花旗国官生，在花旗国生活、学习与之无二，是以官生所遇之事学生感同身受，随着官生在花旗国生活时间越长，怕是会生出更多事端，学生尚有几个要点向老师禀明，或可亡羊补牢，或可警示，老师可酌情早作打算……”
留美幼童的变化王伯良心中清楚的很，以詹天佑学业进度而言，他也可以预料所有幼童被撤回的时间。幼童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与留学战略规划和能够保全其他一百多幼童完成学业相比，牺牲一些人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所以他才抢先向李鸿章建议干脆立刻撤回这容揆和谭耀勋。其实他完全可以算到这两人剪去辫子犯的事已是国内无法容忍的极限了，就算没有他的建议，这两人的留学生涯终结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大人，吴子登既然信中如此写，想必也早就写信告知京师那班人了，说不得已经有弹章挑拨是非……派幼童出洋是文正公在世时与大人定下的大政方针，也确实是培养人才的办法，眼下除却酗已完成学业，余者尚就怎可半途而废？容揆与谭耀勋既然已剪去发辫，酗以召回严加管束却是正理……”
薛福成接过话头，对于李鸿章这位恩主他接触时间可长久的很。从陈兰彬开始就对幼童多有微词，这几年下来李鸿章已是从当初的坚定不移有所改变，吴嘉善本是最初的留学副监督经陈兰彬推荐才成为正监督，想来在花旗国受容闳挤兑已无心任职最是主张撤回幼童。王伯良虽是留美幼童之一与吴嘉善和容闳接触更多，却不晓得其中的道道，薛福成却远隔万里精于此道，从吴嘉善与容闳两人寄来的书信便可推知洞悉。他也更清楚李鸿章为人处世的根脚，吴嘉善进士出身若非容闳与花旗国联络更深，他是万万比不过吴嘉善的——容闳可是早就剪去辫子的！不过无奈的是这派幼童出洋乃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主事，曾国藩已经去了，留美幼童若是撤回那这中间的担待就全落到李鸿章一个人的脑袋上了。
李鸿章用手捋了捋胡须点头说道：“容揆与谭耀勋召回严加约束是肯定的，酗有何要点可尽数说来！”
“出洋官生之所以信教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寄宿花旗国人家所致，花旗国人多信教，官生又年幼无主见，主人去教堂信教则从之，天长日久自当跟随入洋教……学生以为现在首要之务是将尚入花旗国大学堂年幼之官生集中管理以月兑离寄宿家庭，以避免此种入洋教之事。学生以为随着官生年岁渐长，官生之中必然会出现更多的麻烦，花旗国学堂大多数都是男女同堂听课，官生久居异国他乡难免会孤单寂寞，爱慕异国女同学亦是在所难免；官生日常用度充足，固然是老师体恤官生，然此亦有弊病之处，学生游学海外常见同龄之人都是平时入学，闲时入厂做工，英吉利水师亦有从幼童培养传统，十三四岁便要在水师工厂中实习做工，德意志帝国陆军亦有此传统……学生以为做工或可免，但日常用度必须缩减……”
王伯良洋洋洒洒对李鸿章和薛福成介绍了留学生活，幼童日后会出现的麻烦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王伯良所言之事有的李鸿章和薛福成都从陈兰彬与吴嘉善的信中见过，有的则是闻所，不过他所言诸事皆是推论有据可凭，提出的办法暂且不说如何，至少也可以试试。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也是官生中的一员而有所偏袒，反而认为对官生应更加严格的约束以避免各种麻烦，这让李鸿章和薛福成心中大为满意，至少认为他是一个公允之人。
事实上王伯良也是迫于无奈，对于他这班同学的变化他在离开美国之前就已经从方方面面有所预见了，不管是幼童之间的交流还是与容闳交代，他当初能做的全都做了，结果还出现剪去发辫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他怒其不争——留美幼童固然有千般借口首要任务是完成大学学业，这不是自由与保守之争，而是即将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他们终究还是要回国的。陈兰彬尚好对付一些，吴嘉善却是彻头彻尾的敌视他们，连他都没有办法亲近，若不谨言慎行早晚遭其暗算所有人全部凄然归国。
说到最后，王伯良图穷匕首见——他向李鸿章建议，将容闳和吴嘉善两人干脆找个由头调回国内，然后择一老成饱学且处世圆润之人前往美国任监督。吴嘉善敌视留美幼童，容闳又纵容幼童，两人无论谁在美国对幼童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干脆他在李鸿章这里借着这个机会给两人一起上眼药弄回国内，也好趁此机会致信美国的幼童言明利害，或是早作打算，或是加快学习进度尽快结束大学学业进度——一旦被动遣返，他们就算学有所成也会被李鸿章和朝廷视为异端不得施展所学。
“老师请恕学生直言，留学花旗国官生终究是年幼出洋，而这等留学之事亦是前无古人之举，有此等挫折亦是在所难免……而学生以为，正是前人所有过之事，老师则更要坚定而行，吴子登之言撤回官生断不可行，此举如陷老师于险地更是以污文正公声名，即便监督认定官生有错，则可将犯错官生解送回国，余者必须要完成学业……学生思及当年远行三万里至花旗国，语言不通、人文陌生，可谓是举步维艰，然学生与诸生奋勇向学，花旗国学制十余年，诸生只用不及十年之功便可完成，更有官生潘铭钟等人耗尽生机长眠异国，于情于理学生斗胆进言老师慎行！”
王伯良言辞恳切，李鸿章听后亦是不禁动容。陈兰彬和吴嘉善的来信只说了留美幼童种种不是，诚然幼童中有两人剪去发辫固然让他极为震怒，但遣送回来就是了，绝大多数幼童在学业上却是没的说，原本李鸿章算计打算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培养幼童的，以目前境况而言绝大多数幼童只需十年就可完成学业。至于眼前的王伯良，连十年都不到就已经留学两个国家了，更是因为其才学得以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而王伯良提及的潘铭钟因刻苦学习而早早夭折，亦是让李鸿章感到心痛——潘铭钟他是知道的，当年与王伯良一同考进花旗国大学堂，容闳专门致电于他称两人是天才中奠才，可惜死在了异国他乡……
李鸿章不由的沉思了半晌，他真的动了恻隐之心了，他虽是一书生然起于兵祸辗转数十年位列公卿，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冰冷的心有所触动了，不过王伯良说起已经故去的潘铭钟，这让他真的犹豫了。更重要的是王伯良话里有话，曾文正公已经故去，只剩他一人是掌管留学官生，吴嘉善种种责难官生之言固然有理却也视官生取得的成就于无物，这是包藏祸心之举……
李鸿章轻轻挥挥手，仿佛是将身边什么事物赶走一般：“酗，出洋官生之事某家心中已有定论，此事暂且不提，到是酗学成归国，不知有何打算？”
王伯良知道留美幼童的事情在李鸿章这里算是告一段落了，是好是坏已不是他所能左右了，自己尽力而为也算对得起那些同学了。早先留学章程中有“俟学成回华，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此系官生……”的规定，这就是表明王伯良这样提早完成学业的人不仅仅是比他的同学更有时间上的优势，而且身份自动升级为真正的“官生”，且会有实职差事。更重要的是他知道留美幼童并非是“正常回国”，若是因为剪去发辫和信洋教的原因而被迫中断留学回国的话，那这些原本承诺吊件自然作废，若是日后留美幼童的命运依旧无法改变，他也可以少受牵连。
“学生年岁不过十八，出洋游学多年虽有陈师教导华文，但终不及在国内日夕熏陶来得醇正，是以学生还是想再多读书以备朝廷大考取士……学生从国外购进图书万余册，眼下在学生手头上的多是德意志帝**校图书与克虏伯公司枪炮、机械、冶金等书，学生思及老师筹办洋务须此种书籍，便多多购来译成华文以备老师参考。此外学生以为老师筹办洋务尤以军备为先，然军备者以军械与练兵为首，学生早先致信老师毛遂自荐前往德意志学习军事，也是希望老师能够成全学生报国之心……”
对于李鸿章主动提及前程之事，王伯良坦然作答，却也并求什么。对他而言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根基，他虽是“洋翰林”却也明白在国内不走科举之路是无法走的更远的，历史上的袁大头就是缺了科举这个“文凭”，也是等到甲午战争之后赶上训练新军的机会才上位的。
王伯良虽然以袁世凯为榜样来制订自己的行动计划，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会安静的再等待十八年。他的起点远比袁世凯高得多，况且同样一条路袁世凯能够走得通他就能够一样走得——对于袁世凯的生平了解除了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上的内容之外，王伯良更多的是从司机车中收音机中听得评书一鳞半爪不足为信。话说对于袁世凯王伯良了解的还真不多，因为此时袁世凯应该还是个无名之辈而他也远在欧美根本无从打听，只是根据袁大头去世的年代和“传说中袁家男丁活不过六十”来推算，袁世凯此时最多二十四五岁，应该是快要冒头的时候了。
在听得王伯良有科举的打算后，薛福成觉得不以为然，不过认为如王伯良这样受花旗国影响甚深的人多学古典终究是有些好处的，倒是李鸿章听后甚为满意：“荔秋回信中夸奖最多的便是酗，于众多官生中唯独酗研习华文精深，作论作解尤为出色，每每论解皆为魁首……酗年纪尚轻多读读书是好的，某家当上书朝廷以妥善安排，当下可暂管带亲兵营，仿照德意志军营阵法严勤操练，认真传习……”
留美幼童出洋时清廷对他们的华文课程有着非常严格的定制，除了《五经》、《孝经》等儒家典籍课程之外，更注重作文和习字，而且每次授课之后还要打包作业回自己的美国学校去做然后寄回肆业局由汉文教习批改。作文分作论和作解，作文全部用楷书誊正，更有奖惩措施，而王伯良在此下了很深的功夫也得了不少外快——作论第一名银元三元，作解第一名两元。他的习作经常被陈兰彬当做范例，在与李鸿章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王伯良的优秀。
“老师安排学生无有不从……”王伯良躬身说道。
在走出总署衙门大门时，王伯良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算起来李鸿章接待他用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以老李的地位而言这个时间也不算短了。王伯良的正式任命尚要等李鸿章上书清廷后才可得到准确的答复，不过左右不出北洋系统——李鸿章可没有他的老师曾国藩那般大公无私，洋务人才在全国虽非主流但亦是抢手，而如同王伯良这般完全游学欧美并学有所成的人物，除了容闳之外国内尚无，这么稀缺的人才李鸿章当然不会让出去自是留在自己夹袋中，更为让李鸿章满意的是王伯良是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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