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杨棒子去帮忙找到了一批因为鬼子调动对一分区机关驻地扫荡而滞留的干部们，并且让他们南下去川口镇，从十一分区那边过平汉路去，俺说了，这里有个人可得交待一下，很传奇的故事，事从以前交待的抗大二分校离开冀中说起。
1942年春节过后，狼牙山传来消息：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马上就要回到陕北的消息。抗大二分校下设的几个大队不回陕北，留在晋察冀，与各军分区合并。几年来与一分区同驻在一起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很自然与一分区合并。
为了帮助冀中军区培养抗大干部，抗大二分校与冀中军区合办了一个“抗三团”。抗大二分校撤走回陕北，这个抗三团由继续留在晋察冀的一大队接管。这就是一大队李振军一行人离开狼牙山一分区，到冀中来的原因，他们是为接管抗三团来的。
那是在1942年的3-4月间，正是冀西山区青黄不接，根据地最缺粮的时候，一分区干部连黑豆糊糊、煮南瓜都吃不饱（1942年初，一分区连吃两个月的黑豆，在一分区地盘上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也不能幸免，所以当时被派往冀中接收抗三团的干部都欢呼雀跃。后来细查，当年最苦的是在唐县的三分区，一连吃了四个月的黑豆），狼牙山老百姓想象能吃上冀中的白面馍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李振军他们3月底出发，因为要过铁路线两边的封锁沟，直到4月初才到达冀中。抗三团的团长政委，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
抗三团成立时最先驻扎在冀中七分区的博野县，1942年初向南转移到安平县。李振军到达冀中抗三团时，被任命为抗三团大队代理教导员、总支书记，大队长是江西红军干部。只知道姓欧阳，八十年代还活着。
李振军他们到达冀中的时候，虽然此时还是春天。远不到新粮下来的时候，但他们仍然可以吃上白面。每天小米干饭管够，而且吃得很饱。冀中地区的富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振军他们到达抗三团的时候，是1942年的4月初，冀中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抗三团几乎每天都在运动，但都在安国县、博野县、蠡县、安平县之间的方圆百十来里地范围内转悠，大致都在冀中七分区的范围内。直到4月末。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刚开始工作不久，对冀中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模清，鬼子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
抗三团虽然有武装，但几乎在五一大扫荡的一开始就垮掉了。鬼子力量太强。抵抗突围不成，抗三团领导决定：大家就地埋藏武器，换上便衣，分散突围。
你想，李振军几个刚到冀中。地理不熟，口音不同，你让他们几个往哪里走？他们一度和越过石沧公路的六分区部队冀中警备旅走到了一起，最初高兴了一阵，以为和大部队在一起。安全有了保障，但很快又失望了。
这个旅旅长王长江（张荫梧河北民军过来的，按照一分区的说法：游杂干部出身，孟阁臣、赵玉昆一类的人物）、旅政委匡伏兆，下设两个团，警一团1600余人，警二团大约700多人，旅直900多人，总计三千人多一点。
但这个冀中警备旅也决定分兵突围，旅长王长江带一团、旅政委匡伏兆带二团。那些依附于警备旅的抗三团在转移中还是走散了。最后只知道王长江带领的警一团全军覆没，团长被捕叛变，副团长牺牲。以后，是突围出来的警二团接应残存的抗三团成员转移出冀中。抗三团原本一千一百余人，被警二团保护集结时，仅剩七十余人。
在一个当年抗三团学员的回忆五一大扫荡的文章中，有关李振军的一丝描写：“大约是五月十一日拂晓，日寇的合围又开始了。枪炮声由远而近，群众开始逃出村庄。李教导员（这位不是，他是东北人）把大家集中起来，尾随军区警卫营，在深浅不一的道沟里向南跑步前进，炎热的天气，使人口渴至极，从井中打上一桶水来，争相喝饮，有的同志索性跳到浅井里低头去喝。跑、热也使个别同志靠在道沟边上昏迷过去。下午三点多，前沿部队返回，南边已被敌人封锁，即向西冲，也被敌人阻回，转头向北，尾随之敌也已布置好了，并叫汉奸喊：‘你们投降吧！只有这一条路了！’战士们给了他们一排子弹又返回。东面的敌人在坡上已露出了身影，显然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在这条道沟的十字路口，遇到总支部书记、代理一大队政治教导员（这才是李振军），和团警卫连长带一个排一挺机枪，大家爬在道沟沿上观察敌情。西面和北面之敌已向我逐步逼近。”
李振军、朱韬他们几个是在石沧公路藁城县以北的无极县境内被捕的。
李振军他们被捕后能生存下来，没有被屠杀，得益于几个原因。第一，他们是在冀中被捕的，不是在狼牙山一分区。冀中属鬼子的政治区，争取的对象，采用的是“怀柔”的政策；狼牙山属鬼子的军事区，是军事进剿的对象，下手较狠。
第二，他们是被伪军抓住的，不是被鬼子抓住的。伪军要将这几个俘虏请赏，拿赏钱。第三，抓住他们时，身穿便衣，不带武器。军装和驳壳枪都被埋在了庄稼地里，他们没有反抗，也就没有带来报复。
这也是李振军回到一分区被审查时杨成武最不能容忍的地方：狗日的，你们把军装和武器都埋了，不打鬼子。你们他妈是什么人？还是八路军吗？在一分区，你们这是绝对的战场叛逃行为，当逃兵，是要被枪毙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鬼子在1942年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1942年。是冈村宁次接手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的第二年，他开始在冀中实行“怀柔”政策，加上关外劳动力的极度匮乏。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达成了《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日伪在华北推行强制性的“供出制”。华北日军将扫荡中的战俘和平民，大批押送的关外，主要从事煤矿、采矿的劳动，总数达到二十万人。
关东军按照每个人头几百元的代价支付给华北方面军。所以，华北日军最终以每名战俘几十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赏钱，给抓住八路军战俘的日本兵和伪军。李振军他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成为俘虏的李振军他们，最初关押在石家庄战俘营。在这里他们得知。跟他们一起突围的警一团团长张子元、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被捕后均叛变投敌。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集中营》，在这本书里的石家庄集中营部分，可以清楚了解到李振军他们当初被捕后的英勇表现。
书中有一节说：“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化名刘旺）被捕入营后，考察联系了一批抗三团的党员。挑选未暴露身份，立场坚定，并能大胆工作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因为是6月1日。又是在没有与上级党和地方党取得联系的特殊环境下，所以定命叫‘六一特支’（又称‘六一小组’），谷自珍任书记、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组织委员、刘亚龙（化名张顺）任宣传委员，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任小组长，党员10余人。联系着原抗三团的被俘人员几十人。”
“支部领导也因外送劳工，及时进行调整和增补，先后担任支部领导的有赵秉均（化名王风）、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石岩等。”
在李振军他们被押解到关外作矿工后，书中记载：“在阜新新邱矿，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崔溯源组织了‘新邱特支’。”“1942年9月，石家庄‘特支’的负责人李振军、朱韬成立的‘新邱特支’，在阜新矿支持并参与组织了新邱暴动。”
这是一次失败的暴动，失败者被关进了特别监狱。李振军后来回忆：“1942年8月25日我们离开了集中营，临走前把‘特支’的工作和关系交给了石岩同志。尔后由于无法通讯，都断了联系，散布在各地的同志的斗争情况也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然‘火种’播在了‘干柴堆’上，那是扑灭不了的!这年冬天，我们在东北阜新新邱矿暴动失败后被关在鬼子宪兵队的特别监狱里，曾经得到过‘高德特支’的营救。”
在前几年崔永元拍摄的《我的抗战》中，专门有一集是谈被捕的八路军人员的。1942年跟李振军一起在无极县被捕的抗三团教员朱韬，也在影片中现身说法，谈了他们当年被捕后是怎样斗争的。
李振军是在1943年从辽宁阜新煤矿再次暴动，一路昼伏夜行回到河北省狼牙山一分区的。回来后按照当时的规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分配工作，每天接受锄奸科和组织科的干部审查。询问你被捕的经过和被捕后的表现，特别询问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很长时间，从1943年李振军回到一分区，到1944年他被解除审查，提升为组织科副科长，一分区干部对李振军以“李干事”称呼。但当时他虽然在一分区组织科，但实际上处在“被控制使用”的审查阶段。
1945年鬼子投降之前，李振军被提拔为一分区组织科副科长，但还是营级干部，这决定了他1955年授衔只能是上校，只能拿三级而不是二级独立勋章，1960年才提升为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