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说到了文化的巨大作用，偏偏皇帝又制止了自己，李际期无奈继续前面“闽中风土人文”的话题，好在并未离开“文化”范畴多远，也算是对自己的些许安慰。♀
“皇上，宋征舆任职福建提督学道多年，故而对闽中人文多有了解。据他说，福建，尤其是同安王原籍闽南一代，经宋明两朝五百年‘以文化之’，其教化风貌已自成一派
“哦？如何自成一派？”看得出来，福临对此很感兴趣。
更感兴趣的是弘毅，他想好好听听，李际期是如何附议自己关于闽中士子民人“推崇‘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的‘商儒之道’”的观点的。论证好这个观点，就可以说明对于郑芝龙，用在哪里，防在何处了。
“皇上，闽南文化自成一派，有五处‘并行不悖’可查
“一者，‘远儒’与‘崇儒’并行不悖。此乃闽南地处偏僻所致。两宋以前的福建，相对于中原月复地，实在是未臻开化的蛮荒之地，闽越之人又多出海谋生，不事稼穑，缺少礼教。两宋以来，福建的礼教逐渐兴起，积数代传衍而至朱熹，福建从‘远儒’的蛮荒之地变成‘崇儒’的理学之乡。朱熹过化闽南，以泉州收获最丰，极口赞誉泉郡人文鼎盛，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由此可见一斑
李际期的第一条恰好应和弘毅所说的“郑芝龙虽为海贼，却知书达礼”！
“二者，‘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不悖
“农耕稼穑尤重安土，闽南使然。但其域内地薄，物产匮乏，民人不能自足，久而久之。动辄迁徙之风兴盛，又以海渡南洋为最。前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佛郎机人于吕宋冤杀华民两万余，多为闽中侨民
李际期突然说到了西班牙人对马尼拉华人的第一次大屠杀，弘毅心中一紧，急忙煞有介事的插话道：
“两万华民之巨？”
“皇二子，此事不差李际期点头称是。却毫无怜悯之意。
“故明朝廷如何能坐视不理？”小玄烨明知故问。一脸惊愕！
“皇二子有所不知此时说话的却是胡世安。♀
“前明朝廷对这件事的处置，却是颇为有礼有节的。臣奉旨编修《明史》而知：前明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张嶷1）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胡世安背诵了一段史料，接着说：
“据此看来，万历帝既指明了那些擅自出海的刁民死有余辜，又斥责了佛郎机人擅杀商民。可谓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你女乃女乃个熊呀！——弘毅正要反驳。却听到福临插话：
“如此说来，万历还算体恤那些刁民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认可。
弘毅无语了！两万华人的生命就这么不值钱？你们就这么冷漠？迫于形势，弘毅没办法像以往一样把会议转入这个冰冷的话题，但却打定主意。后面找个机会一定要扭转福临和朝局的观点！
“李大人，玄烨无礼了。您请！”弘毅提示李际期继续。
“际期谢过皇二子。闽南民人远逸海外，多是经商贸易。但‘安土重迁’则化为远离故土的他们对‘敬祖认宗’的看重，尤以海外华民家资充盈之后，往往还要远涉重洋返回故里，祭祖认宗，修谱续世为盛
这一条正好也对应了郑芝龙“背井离乡”，最终却要“荣归故里”的行为，弘毅带头首肯。
“臣所言之三者，乃是‘任劳任怨’与‘冒险犯难’的并行不悖
“中原移民南入福建而抵闽南，由地力颇丰的良田而至末臻开发的蛮荒，须坚韧勇毅、勤俭拼搏才能立足。但其地民风尚在教化不足、法令不行，闽南之人逐渐养成了好逞‘一已之勇’的性情，久而久之，其民风日益强捍。而法令不行，可供逐利谋私者钻营
太好了，这一条再次对应郑芝龙敢于在海上和老东家荷兰人“以硬碰硬”！
“四者，乃是‘文化守成’与‘兼容包蓄’的并行不悖
“闽南濒海。宋元开始，迄及我朝，西人纷至沓来，闽人过番南洋，故而孔孟之道与西人诸学多有交汇折冲。♀但闽南文教仍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只是将西来异质包容兼蓄罢了
这一条说明了郑芝龙皈依西教并非“数典忘祖”，而是大势所趋，颇被汤若望受用，他于是一反常态，率先点头。
作为耶稣会教士，“上层路线”就是要在尊重中华固有文明的前提下，寄希望于西方文明、特别是宗教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中华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确保其生存。这一点，与方济各会截然不同，所以才能被明清两代朝廷所允许和接纳。
“五者，‘重名尚义’与‘务实逐利’并行不悖，恰恰就是皇二子适才所言的‘商儒之道’李际期也不搭理台阶上汤若望的欢喜，继续说着自己的。
“只是，臣以为，闽南民人向以肝胆尚义、待人以信、慷慨乐施、好打不平为荣，此乃儒家君子之风与侠义精神的衍化。此风也延及舍本逐末、无商不奸、无奸不富的为商之道。然而与此有别的是，闽南商风受儒学教化颇深，寻求‘以义化利’，海商获利之后，往往以乐善好施、回报乡梓来使义利—致。下臣以为，此处正是皇二子所言的‘商儒之道’，不知对否？”
“有才”的李际期最后归结到小玄烨提出的观点上来，可谓用心良苦！
“李大人高才！玄烨钦佩之至！”弘毅赶紧道谢。李际期这番言论，可以说是把郑芝龙所有行为的背后，那些深层次的文化渊源和根基给“摘吧”干净了，可谓“洗尽铅华呈素姿”！
“皇二子错爱。此乃宋征舆大人所论，下臣只是转述而已李际期客气。
“哈哈，宋征舆论及精辟，李符献言及详尽，皆是朕的干臣啊！”福临也凑热闹，表扬一下这段时间表现颇为“积极”的好属下。
“微臣愧不敢当。若皇上和各位大人对这五条尚可认同，则微臣以为。一般民人士子以为不可并行的观点。却可以在闽南人士中并行不悖。故而，同为闽南人的同安王，其所作所为就顺理成章了李际期不忘力挺小玄烨。
“哈哈，玄烨。你以为如何？”福临乐观其成，诸位大臣也都以为可以接受这番文化剖析的过程。
“儿臣谢皇阿玛成全，谢李大人鼎力，谢诸位大人高义！”弘毅也是喜不自禁。
“谢从何来？”福临追问。
“回皇阿玛的话，有了李大人所说的五处并行不悖，诸位大人若是认可，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同安王当年‘不择手段、一味逐利’之背后隐情
“详说！”
“嗻！以玄烨看来，这背后的隐情，就是他儒商之道的根本。逐利为用。谋名为实！可见其即使沦为海贼之时。也是心志颇大，想要谋取功名、光宗耀祖！”
有了皇帝给自己营造的保密氛围，加之李际期文化层面的诠释，弘毅就可以层层剖析郑芝龙不可告人的内心世界了。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郑芝龙率部进攻漳浦。其连舯浮海。自龙井登岸，袭击漳浦镇，杀死守将，进泊金门、厦门，公然竖旗募兵。当时，福建地区正逢饥荒，大批饥民和失业游民投入郑军，十天之内，投奔众以至数千人。对于富民，郑芝龙则强迫他们出资助饷，称做报水。与一般匪盗不同，芝龙约束所部，不得扰害平民，不许掳掠妇女，焚毁房屋。由于郑氏船队控制了海路，而福建陆路全为山区，粮草转运又只得仰仗海运，结果官府派来的海上运粮船非但不能进入福建，反而都落入他的手里
“如此一来，福建沿海粮食吃紧，粮价一日三涨，早就赚得盆满钵满的郑芝龙却在此时放粮以笼络人心，同时还将当地奸商的囤粮没收放出，民众投入郑芝龙麾下的求食者就越来越多
弘毅一口气讲完这件事，下面的戴明说急忙跟着补充道：
“同安王果然志向不小，懂得收拢人心
“正是。但他却并非心怀二志，而是想拥兵以自重，在故明朝廷那里取得一官半职玄烨急忙匡正一下“好心人”戴明说的论点，免得别人讲郑芝龙看成是想要“得天下”的叛逆。
“后来同安王叛走泉州，其兵势虽胜，所到之处却禁止部下劫掠，放还俘获明军将领，对被打败的官军也并不追击。对此，当时明廷官府中的有识之士看得非常清楚，泉州知府王猷就说：‘芝龙之势如此，而不追、不杀、不焚掠，似有归罪之萌。今剿难立灭，抚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谕，退舟海外，仍许立功赎罪，有功之日，优以爵秩。’兴泉道邓良知听从了王猷的建议，派人向郑芝龙表达了招抚的意思
弘毅用后面的史实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同安王并非想要孤立海外、自立为王，也不是一般以攫取财货为愿的海商，他有着更大抱负，因而也更善于收拢人心吸引入才。当年明廷为打击郑芝龙，在福建沿海地区，实行米禁，郑芝龙则把此做为扩大势力的机会。故明工部右侍郎兼户部侍郎董应举就批评明朝朝廷说：‘岂非驱吾民与之耶！彼以恤贫诱人，我以禁粟驱民，此芝龙诸贼所鼓掌而笑也”。‘我弃之彼收之，我驱之，彼用之。我兵非兵，船非船、将非将，彼善用我人，取我船，掳我将，乘我遏粟饥荒而以济贫为名，故归之如流水。’”
“哈哈，同安王当年果然好计略呀！”闻听前明朝堂被郑芝龙弄得顾此失彼，福临幸灾乐祸的笑了起来。
“不过明廷先授其守备之职，后来也不过是个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依朕看来，还嫌太过谨慎了福临想起自己对郑芝龙的重用和现在取得的效果，所以拿出来比对。
“皇阿玛圣明，一语直击此中要害。前明不敢大用同安王，实在是因为掌控不住此人！”弘毅急忙借这个机会好好表扬一下青年皇帝，也好给自己下面的论调铺路。
“掌控不住？他们岂能掌控得住！”福临志得意满。
“皇阿玛所言正是。郑芝龙改头换面成为明朝的官员，但他的水师却并没有被朝廷收编，依旧呼啸海上，势力反而从此得以扩大。直到我大清入关之前，郑家的舰队仍然能盘踞海滨，近海州县百姓仍然被要求报水如故。同时，郑芝龙还以官军的名义放手歼灭在海上敢于与之作对争胜的其他势力。他对明廷许诺的‘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也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事了
弘毅说完这段，就眨着眼看着皇帝。
“哦？玄烨，这么说来，若是朕也将其放归海上，岂不也成了作茧自缚的崇祯？你可要把话说透！”福临故作不解，却是希望玄烨尽快打消诸位臣工的顾虑。
“皇阿玛，前明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当年的郑芝龙‘用而疑之’，只是安于招抚，以为一劳永逸
“所谓‘疑’，乃需详查尽知所用之人，而后识其才能，知其顽疾。但有所疑，却不可不有所‘防’。务必防止他丧失大义、自绝天下、自寻短路，但却不是舍弃不用，如崇祯舍弃袁崇焕；也不可排挤诋毁，如当年闽中士大夫排斥郑芝龙
终于，终于等到这个解释用而疑之的机会了，各位大人，你们等的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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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嶷，大概是明代一个下南洋谋生的所谓“奸民”。《明史》有载：（万历二十一年之后，）其时矿税使者四出，奸宄蜂起言利，有阎应龙、张嶷者，言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以三十年七月诣阙奏闻，帝即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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