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几个月后，我逐渐熟悉了病区的工作。
一天上午快下班的时候，值班护士谷美英急着走来告诉我：“来了一名很重的肝炎病人，在接诊室里，快去接诊！”
“好，马上就去。”我和谷美英急忙来到病区的入院病人接诊室。
接诊室的检查床上躺着一位全身发黄的中年男子，床边站着一位中年妇女。她见我进来，像见了救命菩萨似的含着眼泪问我：“他不要紧吧，有生命危险吗？”
我说：“别着急，让我看完病人以后再说。”
病人的妻子耐着性子站在一边。我向谷美英要过门诊病历。病历上写着：患者，施振祥，男，三十八岁，陆军学院技工。三个月前患急性黄疸型肝炎住我院内四科治愈出院。出院后一般状况尚好。近来因过度疲劳病情恶化，出现黄疸，肝功能异常。诊断：病毒性肝炎复发。处理：再次住内四科治疗。
我问谷美英：“病人在咱们科住过院吗？”
“住过，是潘医生管的病人。”
我问病人的妻子：“病历上说他劳累过度，怎么回事？”
她含着眼泪说：“我们住在宿舍二楼，买了三百斤蜂窝煤放在楼下。我上班前告诉他，等我回来以后我和孩子慢慢地把煤搬到楼上去。因为他得过肝炎，我不敢让他干重活。可是，他知道我的身体也不好，怕我受累，在我上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把三百斤煤全都搬到了楼上。结果没过几天他就病倒了。”说完，她止不住地哭起来。
再看躺在检查床上的病人，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地望着屋顶一动不动，根本不理睬他妻子在说什么。我开始问他的病情：
“你叫什么名字？”
“施振祥。”病人迟缓地、机械地回答。
我心想，病人的意识还清楚。我接着问：“多大岁数了？”
“施振祥。”病人所答非所问。
我又问：“你哪里不舒服？”
“施振祥。”
病人还是机械地回答这三个字。我心里沉重起来。看来病人已经丧失了对语言的思维判断能力，对任何问题都做同一种回答。我想测定他的定向力，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施振祥。”
“你看看，旁边站着的这位女同志是谁呀？”
“施振祥。”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精神症状，已经处于肝昏迷前期。我告诉身边的护士谷美英：“快拿担架车来，把病人推到急救室去。”
把病人推到急救室以后，我请来刘主任、潘医生、甄医生，共同对病情进行了检查，决定上特护，给予多种维生素，输葡萄糖加胰岛素、维生素丙、ATP、辅酶A等，并给以激素和降血氨防止肝昏迷的药物等多种治疗措施。尽管如此，病人于入院的第二天进入完全昏迷，并不断出现全身抽搐，虽经积极抢救治疗，终于在住院的第四天傍晚，呼吸心跳停止。
病人死亡之前，我和护士张爱芹一直守在病人身边。张爱芹是位工作时间不久的年轻护士。输液、打针、给病人翻身擦背，各种操作都很利索。可病人一死，她就紧张起来了。病人死后要进行尸体料理，给尸体擦澡，把棉花塞入口腔、鼻孔和肛门里，免得胃肠道的液体流出体外。我见小张用毛巾给尸体擦脸的时候两手直哆嗦，就鼓励她：“别紧张，咱俩一起来。”我们给尸体清洗完了之后，该给病人穿衣服了。小张说：“他死沉死沉的，怎么穿呀？”我告诉她：“别着急，有办法。”
战争年代也好，和平年代也好，我处理尸体有经验。我告诉她：尸体躺着的时候，先给他穿上两只袖子，再让尸体坐起来，让尸体举着胳膊衣服从头顶上过到背后，就把上衣穿上了。至于穿裤子穿鞋就容易了。
我们给尸体穿好衣服让他平躺在床上，用白布从头到脚盖好。这时才让等在外面的家属进到病房里来和死者见面，最后把尸体推到医院后面的太平间去。
我们把尸体料理好之后，死者的妻子来到急救室。她一见停在床上的尸体，猛地扑过去放声大哭起来：
“振祥呀！我对不起你呀！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你把三百斤煤弄到楼上去呀！我后悔死了！我的老天爷呀！往后的日子我可怎么过呀！我也活不成了……”
死者亲人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憾着人的心，小张在旁边跟着掉泪。我对死者的妻子说：“别哭了，你这样大声哭叫让别的病人听到多不好呀！好了，别哭了。”
可死者的妻子还是趴在死者的身上痛哭，一边哭还一边摇晃死者的尸体，好像这一推一摇就能把死者摇醒似的。
我继续劝她：“大嫂，别哭了。他已经走了，哭也没用。他不会回来了。好了，走，我们到外面休息去吧！我还有事跟您交代。”
可她不听劝解，还是拼命地哭：“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和他一块儿去死呀！”
劝解无效，我给小张使了个眼色：“把她架出去！”
小张上前拉她。她死死抓着死者的胳膊不放，还是一个劲儿地哭。我上去把她的手掰开，和小张生拖硬拽地把她架出了传染病区。经过许多同志的劝解，她才逐渐停止了哭声。
病人的死，使我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我们的工作连着多少家庭的欢乐和痛苦呀！如果我们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解除病人的病痛，愧对党和人民的培养，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