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室里，杨彩霞医生，解永正护士长和刚来科室不久的一位男护士阎久卿三个人正往床上抬病人。
病人，男性，二十多岁。面形消瘦，桔黄色的脸上两只无神的眼睛半睁半闭着，凝视不动。病人完全失去了知觉。
我问杨医生：“病人患病多少天了？”
“不知道。”
“昏迷多久了？”
“据送他来的人说，昏迷时间不长。”
“他是哪单位的？”
“不知道。”
“怎么连哪个单位的都不知道？”
解护士长说：“是这么回事。送他来的是附近旅馆的两位服务员。据服务员说，他是从云南来的，要到北京串连，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昨天到本市住进旅馆里。早晨起来，服务员发现他从厕所里出来，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怎么也找不到客房门，就躺在了走廊的地上。服务员上去一看，见他脸色黄黄的，就找人用担架把他抬来了。到咱们门诊部他已经昏迷了。因为重度黄疸，诊断暴发型肝炎急诊入院了。”
我告诉护士长：“把病人抬上床去。衣服都月兑了，好好检查一下他身上带着的东西，保存好。不知道病人是哪里人，通知他的家属都没办法。暴发型肝炎抢救活的不太多，死了连个认尸的都没有。”
护士长和阎久卿把病人的衣服月兑下来检查病人衣服里的东西。阎久卿从病人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块手表：“嗬！英格表。”他把手表拿到耳朵旁边眨着眼听了听，“还走呢，咔咔的！”
我说：“护士长，把表收拾好，别给人家丢了。”
阎久卿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表递给解永正。
护士长从病人的衣服里抓出二十块钱，用笔记在一张纸上。
“哈哈！”阎久卿发现秘密了。他模了模病人的衣襟，“噌”的一声，把衣襟撕开了，说：“金票的大大的有！”
阎久卿，二十多岁，细高个子，长长脸，两只眼睛像狼一样放射着贪婪的目光。他原是部队的卫生员，通过军区后勤他姐夫的关系调到医院来了。此人非常傲慢，讲起革命大道理来“咿里哇喇”的，就像老师给学生讲课一样。他特别爱吹他在部队里如何如何革命，讲得眉飞色舞，好像别人都不革命只有他才是个革命者。今天他翻到了病人衣襟里的钱，活像日本鬼子找到老百姓坚壁清野埋在地下的粮食一样。他兴奋地数着一张张人民币：“五块，十块，十五块……整整三百块呀护士长，三百块呀！”
我对护士长说：“再仔细找找，看还有东西没有，拉个清单，把病人的钱和东西收起来，一定要保管好。”
病人的衣服月兑了以后，我和杨医生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暴发型肝炎。我们正要研究如何治疗，护士谷美英跑来叫我：“曹主治医，刘主任在接诊室，叫你去一下。”
主任叫我一定有事。我对杨医生说：“你是咱们科的老医生了。病人的诊断清楚了，你就处理吧！主任叫我，我去看看。”
杨医生说：“你去吧！”
来到接诊室，接诊床上躺着一位四十多岁的黄疸病人，脸上的胡子老长老长，好长时间没刮了。刘主任正和两名送病人的军官说话。见我来了，她说：“老曹，来，咱们商量商量。”
我问：“商量什么？”
刘主任指着接诊床上的病人说：“这是高级步校学生队的政委。他们学校开展四大以来，学生队的群众组织轮番批斗他。弄得他吃不好睡不好，得了病还让他站在台上挨批斗。眼看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了，那些战斗队们才允许他住院。群众组织的头头们说，以后开他批判会的时候，还要来医院把他接回去，批判完了再送回来。这种情况，你看怎么处理好？”
我问刘主任：“他什么病？”
“病人的黄疸很重，胆囊肿大但没有触痛，看来是胰腺的毛病，Carcinoma。”
“啊！”我明白了，胰腺癌。因为病人在旁边，主任用了一句拉丁语。我说：“你的意见呢？”
主任说：“病人比较重，又是首长，我想腾个小房间先让他住下，至于怎么处理，以后再说。如果他们学校的群众组织来要拉他回去批判，咱们就说病人患的是烈性传染病，需要严密隔离。如果病人拉出去造成传染病大流行，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这样他们就不会拉他去批判了。”
送病人的两位军官听主任这样一说，高兴了：“好好，就这样办吧！千万别让我们政委回去了。再批判他可真就没命啦！”
我问：“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了？”
其中年龄稍大的军官摇了摇头，说：“别提了。全校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区队长、小队长都受批判。现在是停课闹革命，教员们也都成了反动的学术权威，天天挨斗。学校里到处是大字报，天天有批判会，乱死了。”
那位年龄稍小的军官轻轻捅了捅他，使了个眼色。他急忙改口说：“文化大革命嘛，应该乱。毛主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副主席说：‘要弄得翻天覆地，大搅大闹，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现在除了正规部队和你们医院以外，全国各地每个单位都是这样。”说到这里，他问刘主任：“主任，还有事吗？”
刘主任说：“没别的事了。你们回去以后叫人把他的牙刷、牙缸、洗脸毛巾和替换的衣服送来就行了。”
“好，那我们回去了？”
“回去吧。”我和刘主任把他们俩送到内四科门外。刘主任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叹了口气：“咳！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来得这么急，这么快。这可真是大风大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