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想：林伟才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吧？大家平时在一起工作有说有笑的，突然脸色一变，成了阶级敌人，真跟演戏一样。可又一想，革命嘛，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用砖头砸死汉奸臭石头，土改的时候贫下中农斗争地主赵老兴，不都是这样吗？这就是阶级斗争啊！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走到家，我推门一看，周敬早已回来了。她两眼直愣愣地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再看她衣领上的领章不在了，攥在手里。我感到不妙，急忙走上去问她：
“怎么了，出事啦？”
“我们科的群众组织把我开除了。”她像泥塑似的，毫无表情。
“为什么？”
“他们说我们家是富农兼资本家。”
“你们家的成分不是中农吗？”
“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入团的时候组织上到我们家调查过，证明信我都看过，上面写着‘土改完成的时候定为中农成分’。这封证明信在我的档案里，不信你们查查我的档案去！”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过去的档案不算数。我们刚从你们老家调查回来，当地的革命群众组织说你家是富农兼资本家。为了纯洁组织队伍，我们把你开除了。’就这样，他们伸手把我的领章揪了。”
“他们打你没有？”想到杨彩霞挨打的情景，我的心不由得揪了起来。
“没有。”她说话迟迟疑疑的，“只是推了我几下。”
我明白了，她和杨彩霞的命运一模一样。我一阵心酸，几乎掉下眼泪。
我如何安慰她呢？只能让她面对现实正确对待目前的形势了。我坐下来对她说：“你们家定为资本家，我看不冤枉。解放前你父亲在天津一家公司里有上万元的股份。解放后公司实行了公私合营，叫你父亲拿定息。这不正说明你父亲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吗？至于说你家是不是富农，这要看土改以前是不是雇长工了。”
周敬说：“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们家是有个长工，我还记得。不过土改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走了。听说他是共产党员。”
“这就对了！凡是雇长工的，不管你地多地少，一律定为富农成分。”
“可是，我入团的时候，组织调查的证明信上，明明写着我们家是中农成分呀！”
“那我问你，土改的时候，分你家的地没有？”
“我们老家搞过两次土改。第一次是共产党刚到我们那里的时候，大概是一九四五年，不是四五年就是四六年，共产党领着人把我们家的东西分了，把我和我娘，还有我女乃女乃他们，赶到了小草屋里住。后来共产党走了，国民党回来了，国民党叫我们去领取被分走的东西。”
“你们去领了没有？”
“我忘了，好像没去。”
“没有去就对了。去了，那叫反攻倒算。”
“第二次土改是一九四七年，把国民党打走了以后进行的。那时候我们家的长工已经走了好几年了。”
“这就清楚了。如果按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算，土改三年前你们没有雇长工，所以定为中农。现在文化大革命又去你们老家调查，村里人回想的是你们家第一次被分的情况，很自然就把你们家看成是富农成分了。别为这事发愁。明天把你们家的情况如实向你们科的党支部讲清楚就行了。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好了，别难过了，睡觉吧！”
睡下了，周敬躺在床上老是翻腾。
“怎么，还睡不着呀？”我问。
“想起来真窝囊，我怎么就生在了这么个家庭呀？”
我安慰她：“你的家庭不错嘛！你二哥是共产党员，二姐也是共产党员──”
“去去去！别提我二姐了。她若不是右派，我还好受些。”
“右派是一九五七年定的，以前她还是革命的嘛！”
“以前有什么用？现在关进牛棚里了。我这个家，父亲是资本家，母亲是富农，二姐是共产党员吧又成了右派。我这一辈子算完了。”说完，她把被子一蒙，不吭气儿了。
我知道她在流泪，急忙凑过去安慰她：“别难过，有我和你在一起，再难过的日子也能过去。别难过了。”
我一安慰她，她更觉得委屈，在被窝里抽搭起来。
我劝她：“别哭了，哭得人怪难受的。”
她虽然停止哭了，可是这一夜，她没有睡好，我也没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