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毕业
三年的师范生活不可阻止地接近了尾声，该考的科目基本上都考完了，只等发放毕业证。老师们也一改平时严肃的姿态，不管试卷答得怎么样，基本上都给个及格，以图个皆大欢喜。临照毕业相的前一个星期天，我照例坐车回了趟家，（由于我家距学校较近，且坐车花钱极少，因此，师范三年只有我有经常回家的优厚“待遇”。）到家后偏偏又得了肠炎，因此多耽搁了两天，星期三才坐车返回学校。同宿舍的兄弟们都说担心我赶不回来，误了照毕业相这件大事。
毕业相一照就预示着学生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人生新的一页将徐徐翻开。不知怎么回事，临毕业前的心态挺矛盾的，一方面想尽快进入社会，好自己挣钱，独立生活；另一方面又特别留恋在学校的单纯日子，总感觉进入社会后会很不适应。
这一天，我正回宿舍，在宿舍楼下遇见黑头手里拿着一摞毕业证，见了我忙说：“毕业证下来了。这是你的。”我一见挺兴奋，忙接了过来，像个宝似的翻来覆去地看。旁边的其他兄弟们说：“这下行了，领到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了。”
离校前，学校照例组织了一次毕业生聚餐。在聚餐之前，班主任特意对我们男生说：“在餐厅就餐时要遵守秩序，多吃菜，少喝酒，不要喝高了。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乱摔空酒瓶子。”我感觉班主任这一定是经验之谈，恐怕是以前的毕业生大哥们表现得不太好，为防止历史重演，特意给我们打打预防针。
当我们进入学校的大餐厅时，里面早已摆满了几十桌丰盛的宴席，每个宴席上还放着十几瓶啤酒。大约八个人一桌，每桌都有一位老师作陪。老师们破例给我们斟酒，并举杯预祝我们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一帆风顺。开始时秩序还算井然，但渐渐的，气氛就沸腾了起来，大餐厅里开始人声喧哗，紧接着，不知哪个班起头，合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其他的班也不甘示弱，也唱起了其它歌曲。我们班的老三受情绪左右，也“噌”地一下蹿上了凳子，起头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边起头边打拍子。可惜，班上的兄弟姐妹们不太给他面子，没几个人出声。再到后来就听到后面“通通”乱响，并伴随着玻璃渣子飞溅的声音，很显然，这是别的班级喝高了的小子开始撒酒疯——扔空啤酒瓶子呢。老师们只是朝后面看了看，谁也没有出声儿——也许是给这些将要滚蛋的小子们一点儿面子吧。
2、送别
师范三年，可供怀念的老师实在不多，但曲老师绝对是个例外。曲老师原本是教委的工作人员，很久以前就已不从事教学工作了。在我们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原来的文学教师退休了，便临时由他给我们代课。曲老师讲课极为风趣幽默，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在课上，他曾向我们诉说过他的坎坷经历：他是大连人，大学毕业后曾去山区支教，含辛茹苦地在贫困的山区待了十几年，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其中最有出息的已成为了一市之长。后来，山区长期而不变的艰苦环境终于让他有了退缩之心，恰好从报纸上看到本地招人，他就携带家眷千里迢迢赶到了此地，继续从教……
曲老师在数天前就说在我们离校那天要来送送我们。这天，他果然来了。我们在教室里谈起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题。有些同学趁机向他询问今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夫妻间如何友好相处等（那些家伙想得可够长远的）。曲老师以他自己的切身经验为例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告别时，我们目送了他很远。
当晚，早已收拾好行装的弟兄们怎么也无法像往常一样入睡了，老大和老四出去跟几个女生玩儿去了——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和老六在床铺上木然地躺着，感伤的情绪始终萦绕在心头，驱之不散。
天亮以后，我们送别了一些先走的同学，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掉了泪，有的同学还追着车跑出去了很远。当我要走时，身边已剩不下几个人了。我本来想一个人偷偷溜掉就算了，却偏偏躲不过老六，他夺过我的提包，执意要送我到车站。一路无话。当要进车站时，我劝他止步。他问我，“现在有车吗？”我指了指候车大厅，说：“我要到里面买票候车。”老六笑着说：“还挺高级的。”——他们往常都是在半路拦车的。
3、假期
也许是我这个人反应比较迟钝，在学校跟同学们分别的时候虽然有些伤感，但并不强烈，可回到家就不行了，在放假的头一个星期里，感伤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每天晚上都在浓浓的怀旧心绪下迟迟入睡。
本以为会很顺利地分配工作，可现实永远比想象的更复杂。我们这一批异地委培生在回到本市后居然不被教委所承认，教委说从来不知道有我们这么一批人。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三年的学算白上了，分配工作自然更没我们的份儿。这一下我们全傻了眼，也着了急。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家还没安装电话，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急匆匆地跑到姨表姐家去给其他同学打电话。其他同学都分散在各个区县，有电话的寥寥无几，联系起来很不方便。好不容易联系到了两个女生，她们也是束手无策，并说其他男生都在与市教委进行交涉，让我也不要干等，也托托关系办理一下此事。我嘴上答应得挺好，心里却不怎么当回事。
由于表姐夫在区政府是个有头有脸的掌权人物，就算工作不能分配，怎么说我还有学历，让他帮着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因此，在这件事上，“皇上着急，太监不急。”
我放下电话，起身来到院中。当时表姐一家住在西南小区的平房里，还没有搬到两层的别墅楼中，院子很是狭小。表姐夫没在家，表姐和她的女儿坐在院中的阴凉下，正乘着凉。我跟她们打过招呼，就准备要走。表姐问了问事情的进展情况，我心不在焉地说了。
我虽然不当回事，但我妈却对此事很上心，三天两头地对我说：“要是这三年学白上了可怎么办？”我每次听了都当作耳旁风，不予回答。其实，不知是有种预感还是怎么的，我隐隐感到此事不会向更坏处发展，相反，它最终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果然不出所料，大约十几天后，我接到了其他同学的通知，市教委通过到学校实地调查，了解到确实有我们这么一批委培生，于是让我们回学校开一份证明，然后到市教委注册，并且跟本市的其他毕业生一同分配。
事情总算得到了一个还算圆满的解决，虚惊了一场之后，同学们再度在学校聚首，彼此相见之下，均觉有些尴尬和无奈。
4、回迁
迁回老家去的念头在半年前就有了，但不是我的，而是我父母的想法。我们家所在的地方虽然号称管理区，其实是个县级的小城，且多年来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父母的工作也不很顺心。他们大概是不想让我再步他们的后辙，因此便有了回迁的打算。
老家也是一座小县城，但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一直不错，在好多年前就已成为了县级市。更凑巧的是，我的一个姨表哥刚刚升为县税务局的副局长，我老妈便给他写信，让他帮忙，托托门路，把我办到他所在的县城里去。
我的那个姨表哥在我小的时候曾在我家生活过好几年，不过他的样子我早就已经忘记了。只大略知道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老家还十分贫穷，姨表哥不甘心在乡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便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我们家去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虽然也不富裕，但还是将西侧的配房让给了他们一家三口，让他们安下了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还是十分贫穷和破旧的，大家都在辛苦地劳作和俭省地生活。
也许真应了那句话：穷则思变。后来，姨表哥在一张破旧的报纸上看到市某校招考新生，学业完成后将分配到税务部门工作，于是便动了心，也想去报考。几乎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去冒傻气，不要说他那点儿可怜的学问，就凭着早已结婚生子的现状人家也不大可能要他。可姨表哥却犯了驴脾气，任你说一千道一万，他全当作耳旁风，硬是偷偷背着大家去市里考了试。结果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姨表哥竟然考上了。经过数年的学习，毕业后顺利地分配回老家的税务所工作。姨表嫂等人自然也随之迁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