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无罪 莫名其妙地出走(2)

作者 : 醒客

7.我坐在飞驰的出租车上,正盯着这个繁华都市的尽头出神。

“到了。”司机对我说。我看着计价器,上面清晰地打出。我问他:“才走多远的路,这么贵?”他说:“小兄弟,你是外地人吧?我们这儿起价就是8块。他又指着计价器,走了公里,和你要18块5不算多吧?”我没再和他纠缠下去,扔给他18块就开门下了车。

隔着车窗我隐约听到他说了三个字:“乡巴佬!”

S市的夜景比我意想中要绚丽得多:闪烁的霓虹灯,歌舞升平,车水马龙,让人心潮澎湃。寒流穿梭的夜空下,是来来往往辛勤劳作的都市人。

路上我特意观察了这条小吃街两旁的环境,发现出奇地干净。卖烧烤的小贩用的都是无烟煤,想来这片地方的规划管理还算周到。只是每走几步就会闻到空气中弥漫的不同种类和程度的气味,肉香四溢的驴肉火烧,热气腾腾的小笼包,麻辣可口的过桥米线,还有刚被扒光毛遭受火熏的鸡架。

我走进一家名叫“正宗天津灌汤包”的饭店,服务员操着不大标准的普通话热情地招待我坐下。

饭店的效率会快到你想象不到的地步。半支烟的功夫,就把我要的大碗牛肉拉面、10个灌汤包和一盘土豆丝端了上来,服务员甜甜地对我说:“请慢用!”想必该饭店的老板对员工的服务态度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但饭菜的味道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包子勉强说得过去;拉面的佐料搭配相当不匀,一口咸一口淡;土豆丝嚼在嘴里发麻,根本无法下咽,估计土豆秧苗还未成熟的时候就翻土了。

我瞟了眼坐在墙角的小孩,手里拿着遥控器,专心地盯着吊在屋顶上的电视。屏幕上放映的是风靡一时的香港恐怖片《山村老尸》,吴镇宇正抱着黎姿的头吓得蜷成一团,紧接着客厅的走廊响起骨头断裂的咯咯声,门缝里露出个披头散发的脑袋……

我没再看下去,强忍着把剩下的三个包子吃完,赶紧结账走人。幸好看的不是《人肉叉烧包》,要不这店的生意就毁于一旦了。

8.防人之心不可无,来之前我特意在手提袋的最底层放了把二十公分长的水果刀,用毛巾裹着。虽说是法制社会,但你不害别人不代表别人不会害你,况且我身上的钱不是个小数目。我想居安思危是人类最起码具备的生存自保意识,命都丢了,还谈什么金钱和理想。

相对来说,男人只身在外比女人要安全得多,这就是做男人的优越感。你可以旁若无人地吹着口哨,叼支烟,然后洒月兑或者毫无拘束地逛夜街,还可以随便找家便宜的小旅馆,凑合对付一宿,卫生好坏,有没有浴缸都无所谓。女人则会有所顾虑,不说是外地,就算本地的晚上一般也很少出门,我说的是良家妇女,尤其是那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小姐除外。而且要求住旅馆的条件相对得好些,不能是偏僻的地方,门锁不能一撬就开,什么淋浴,澡巾,拖鞋必须齐全。

坐车的感觉很累,怪不得上年纪的人不喜欢出门,路上坐车就已经折腾得够呛。时候不早了,我打算尽快找个旅店落脚,找工作的事慢慢再说。

辗转几处,最终以68元的标准单间价格谈妥。我发现定这个数字很特别,细一想“68”的谐音就是“留下吧”。也罢,冲着这份诚意,我就留下。

收银员向我索要身份证,然后放在电脑旁边的扫描仪上一刷,问我押金还是押身份证?我怕她给我弄丢身份证,忙说押钱。“明天中午十二点前退房。”她给了我一张磁卡,说是开门用的。

我还是头回听说开门不用钥匙而是磁卡,不觉这玩意儿挺新鲜。二楼的过道站着一个男服务生,笑盈盈地对我说:“先生你好,欢迎光临我们旅店!”我说不用客气,我还没你大,帮我开门就行了。

临走前,他还不厌其烦地吩咐我:“请保管好您的磁卡,千万不能放在离手机或电视较近的地方。”我说知道了,你出去吧。这道理我六年前在学校用饭卡的时候就懂了,还用他说。

我把水果刀压在枕头下,手提袋塞进床底,确保门锁上了保险之后,一头倒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9.我不喜欢这样冗长的叙述,或许生活的华丽篇章和细枝末节是远不能用语言描述详尽的。

一缕饱满柔和的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屋子。我警觉地坐起身,看着房间周围,除了电视画面中的人物对话外,没有其它声音。我本能地触模着枕头下的刀——刚才可能做噩梦了。

床底下的手提袋也在,看来是我多虑了。我感到饥肠辘辘,马上想起来时路上还有两块吃剩的面包,拿出来发现已被风干。

昨晚实在太累了,衣服也没来得及月兑。我再次仰天倒在床上,倍感身心疲惫,离开家的滋味真他妈难受。此刻,我似乎能体会到众多出门打工的游子心里那番离愁别绪的滋味。往常在家,心不操力不劳,可以适时地出去打打篮球,玩玩扑克。我开始意识到,闲适的生活正在与我渐行渐远,直至从记忆狂潮中褪去,变得支离破碎。

很想知道爸妈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还是每天多半时间泡在麻将馆吗?谁给他做饭呢?我妈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商场做生意吗?弄不好那边下雪路滑,上台阶多有不便,她曾多次和我提过,每逢下雪天就特别犯愁,我告诉她穿平底运动鞋就不滑了,不知她记住否。院子里那条两个月大的小狗还会有人按时按量去喂它吗?它是那样的生动可爱。

该死的手机又没电了!爸妈联系不上我肯定急坏了,应该有未接电话或短信没看。我心急如焚,锁上房门直冲底楼的话吧。

我拨了我爸的手机号,等待持续了10多秒……“快接呀!”

“喂?建勋?”“嗯,是我。您还好吧?”“我挺好的,你现在在哪呢?昨天打了好几次电话,开始不接,后来就关机了,我以为你把手机丢了。”“哦,我手机没电了,放心吧,我没事,一两天就能找到工作,我打算过年的时候再回去。”“唉,你不知道,你妈昨天打电话可把我数落坏了,责怪我怎么不拦着你。”我尽量掩饰内心的不安和惶恐,笑着答他:“告诉妈我没走远,让她别瞎操心,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

撂下电话,我长舒一口气:生活还是如此美好,什么都没改变。我把自己说成是大男人,实际上我离男人的光阴还有十余载,这么说瞬间好像成熟了许多。从我进入工地那天起,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个能撑起一片天地的男人了,我承认我有能力,也有资格去尽男人该尽的职责。

我之所以没给我妈打电话,就是怕她哭天喊地闹不停。女人的感情很细腻,尤其是母子之间,她不像男人那样婉转迂回地表达,而是采取直截了当的爱护方式。很少做父亲的会在孩子面前说:“孩子,你跟着我受苦了!”在母亲口中却是常听到的。不说并不意味着他不爱你,要在孩子面前尽显其做父亲刚强的一面,因而不习惯那种扭捏作态,能给你的他会直接给你,而不为此多说什么。多数男孩愿意和父亲沟通而多数女孩愿意和母亲沟通,就是这个道理。

10.我返回旅店,又续了68元住宿费,打算再住一天。我下决心在明天中午退房前必须找到工作。人还是忙碌点好,想起在工地的美好时光,是那样的充实,生活有血有肉。过去的终究过去了,未来的崎岖坎坷还得靠自己尽心竭力去面对。

有了工地的前车之鉴,我领悟到生活必须得有计划,哪怕是小小的一步也要走得仔细谨慎,忙而不乱才能稳中求胜。

落日的余晖洒满了整座城市,喧嚣中不失祥和的氛围,令人陶醉不已。忙碌中的人们忘却了时间的匆匆脚步,我走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汽车鸣笛声和商贩的叫卖声不停地刺激着我的五官。

11.下午颇有收获,我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巧的是,我就在小吃街挨家挨户问,刚开始不是他们人够,就是我嫌工资太少,直到我失去信心抱着试试的心态走进一家饭店时,猛然发现,接待我的正是昨天给我端菜的那位女服务生。

她显然认识我,我抢先问她,勉得被误以为又是来吃饭的。“你们这里还招聘员工吗?”她笑语盈盈道:“嗯……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是带班组长,要不你等会儿吧,我去叫我们老板下来,你和他谈。”

不多时,老板趿拉着拖鞋从二楼走下来,梳着干净利落的背头,看样子颇像打拼多年、久经沙场的生意人。他先要求看我的身份证,确定我不是在逃嫌疑犯之后,问我:“你想做大厨还是别的什么?”我说:“我没学过厨师,只能做些端菜或者洗碗之类的打杂活儿。”他沉思片刻说:“你若是不嫌工资少,传菜组倒是缺人。”我问他:“月薪多少?”他用手比划说:“六百。”我一口答应:“成交。”他笑着说:“往后工资还会逐月递增,这要看你平时表现和干得时间长短。管吃管住,不过行李自备。”我说:“就这么定了。”他又说:“呵,我就喜欢你们年轻人快人快语,好好干吧,下午就能来上班。”

来之前我说过,挣多少钱不是唯一目的,但我也不想尽可能多地出卖自己。600元相比其它饭店确实很多,我应该不断地学会满足,因为钱是永远也挣不完的。想不被剥削,只有自己当老板。

走出饭店,我抬头看了一眼招牌,还真是“正宗天津灌汤包”,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再次眷顾吧,但愿这次碰到的是个好老板。

中午退房的时候,收银员意外地多收我30元,我问她缘由,她说我在住宿期间用烟头把床单烧了一个洞。我抱怨道,今年既不是我的本命年,我又没穿红裤头,点儿背到家了!

我去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了张海绵垫和若干生活用品,打的赶往我即将面临的这份工作。

带班女孩把我领到他们饭店的三楼,七拐八绕走进一间足有80平米的房间。我看着光线并不充足且略显阴暗潮湿的房间,突然有种被拐卖的感觉。她指着里屋的套间说:“那边是大厨们的寝室,这边是你们五个传菜生的,以后你就在这儿睡,待会儿安顿好把这个穿上就下楼干活。”她从旁边年久失修的柜子里找出一件暗红色(之前应该是鲜红)的工作服。

我拿起油脂麻花的工作服细细端详,上面布满了斑斑点点的痕迹。心想,这件衣服的主人不知更换了多少代。捏在手上薄如蝉翼不说,闻着还有一股腥臭的怪味儿,穿上这样的衣服,怎么能给饭店树立良好形象?我坚决不穿。

下楼的时候带班女孩正好迎面上来,与我擦肩的同时叫住我问道:“哎?我不是告诉你穿工作服吗?”“脏得不能穿,我洗干净晾在阳台上了。”“哦,记得明天穿啊!”

我没再搭理她,径直下楼了。我发现行使管人的权利好像很爽,从学校到工地,从工地再到饭店,我走在哪始终都扮演着被管的角色,这样的压迫真让人受不了,显然这只是前奏。

带班女孩给我的印象不大好,与她之前招待我的态度截然相反。因为那时在她眼里我只是偶然光临此地的顾客,她会全心全意像招待任何顾客那样殷勤地招待我,洋溢她的热情,掩饰她的虚伪嘴脸。现在不同了,我们谁都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么短的时间扯上工作关系,还是直接的。她也得益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因为我的到来而扩大,由先前统领的四个人发展到五个人。我多次看到她在老板的指示下鞍前马后忙乎不停,自然联想到工地上泼妇的身影。

12.新年伊始,己丑年的到来让我始料未及。岁月的车轮又碾过一圈,转眼间我度过了属于我生命中的18个春秋。

很多人习惯在新的一年开始,定下这样或那样的目标,并找出几句励志类的名言鼓舞自己,以望在工作生活中有新的开端,展现出一派新气象,新天地。这么做不仅不会带来好的效果,反而徒增更大的思想负担,这类人多半是力不从心。现实与理想之间总会形成巨大的落差,暮然回首,顿悟,其实是在作茧自缚。

有能耐的人从不会夸大其辞,扬言“短期内我一定怎么怎么样”,中国人讲求内敛含蓄,凡事都注重其背后的重大意义。某些事情纵然看来轻而易举,但向来不显山不露水,只是一门心思兢兢业业致力于工作,而不会把掌握的技能展露在嘴上。他要让你看到他的内在,沉默中爆发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武侠小说中但凡沉默寡言的人往往都是高手,杀人于无形,以无招胜有招——应用在当今社会就是,话多无益,祸从口出。

我得说说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那时每次月考或大型期中期末考试过后,他总是利用班会时间让我们对各自此次考试的成败作一个分析,考得好,为什么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并且写在纸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检讨。你想,人都是虚伪自私的,即使考了全校第一,谁好意思自夸呢?所以我说,人人自危,全班没有一个人敢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确实考好了,并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学习心得传授给其它人。本来较差的学生想从好学生那里听到些高明的学习招式,结果都在作自我检讨,虚伪言说自己的失误,而且底气大大不足,班会每次只能像开追悼会那样,氛围低调,哀伤,然后全班人沉痛地离去。

至今想来,学校于我而言并非一无是处。出来这么久,它唯一留给我的就是那句曾经传承过历届学生们的校训:低起点,高密度,匀加速,多循环。简短精炼的十二个字,就把高中三年所灌溉的学习思想和方法告诉了人们,可想创立此校训者必定是大师级人物。从字面意思不难理解,引导我们起点低无关紧要,只要在大量研磨的基础上,以平稳有序的速度反复推敲知识才能有质地飞跃。

那时,无论是每月的校报,周刊,还是校长或班主任的例会演讲,总要让这几个字打头阵,好起到敲山震虎的强大功效。校园内顿时掀起一股学习狂潮:课间操的音乐还未响起,足见站在教学楼前的学生们人手操着一张字条或记事本,嘴里发出嗡嗡的朗读声,看上去有点*功*的味道。班主任则会趁此从队伍的后面向前移动,检查是否有滥竽充数者,有时会随机站在某个同学身后听其念叨的内容,发现纸上和嘴里念出的不一致时,便有好戏看了。

再后来,背纸条的习惯逐渐演变成了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机械行为,就像人知道尿急的时候应该奔向厕所,吃饭应该奔向食堂。我的同桌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一次课间操上,他忘了带纸条,向前后左右的人索要均未果。忙转身对着三米开外的我压低嗓子说:“谷建勋!带纸条了吗?给我撕点!班主任快过来了!”我阴险一笑,从裤兜的最底层翻出一团皱巴巴的卫生纸,上面写着我曾经为了应付紧急情况随手抄写的一句疯狂英语:justicehsalongarms(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因为当时我确实没有多余的纸条分享给他,只能将计就计地帮他瞒天过海。

结果那天他运气不好,有个胖子拿了大半张历史教科书的扉页都没被看见,偏偏是他。也怪那张卫生纸,太醒目了。还有一次是在厕所,刚做完课间操。当时我从便池上直起身,听到隔壁有人喊我的名字,过去一看是他。我说:“你还不起来蹲这儿干嘛呢?”他说:“妈的,手纸不够了,刚才差点弄手上,你还有吗?”我翻出口袋说:“没了,要不我回去帮你取?”他忽然灵机一动,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从上衣兜里翻出第二节课抄下的三十多道英语单项选择题,要求按作业上交之前必须背会。我说:“你就不怕挨骂?”他语气坚定地说:“我擦重要还是它重要?大不了就说丢了呗!”我笑了笑,无语。

学生面对学校主张的各项在学校看来有助于学生进步的举措表示反感实属正常,而这些举措到底能不能真的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很难评判。公道地说,每个老师的教学方式不尽相同,可能刘老师的方法适合三分之一学生的口味,而另外三分之二学生适应张老师的方法,众口难调。就像上文我提到的,起点低不要紧,关键是我们路选对了,进步快慢不是谁能主宰的,有进步就行。事实证明,不管是“十个五年”也好,“二十个五年”也罢,我们确实大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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