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正文
第12节第二节“十二月中气不和”与“9.18事变”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暴发大的经济危机，日本必在其中。♀特别是济南事件激起中国人民更強烈的反日情緒，掀起排日运动，仅抵制日货即形成日商存货积压，压得多喘不过气来，压得其国内制造业没法顺利运转，其经济危机更加剧：大破产、大失业、大萧条、大动荡，真是险象丛生；多次暴发“米骚动”加重了这个自称人多地少的国家急于向我国东北找“活”路的**。田中义一在东方会上演说：“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议员松冈洋右的“满蒙生命线说”跨进学校，甚至使一批日本学子为之顷倒。头脑较清醒的政界，希望通过加強中日合作，来解决一定问题；田中内阁因贪污等倒台后，币原重任外相。3月28日，芳泽与继任外长王延廷签订“自签订之日起，两个月之内日本在山东的驻军即全部撤退”的协议——这对张学良不抵抗产生一些影响——那是后话。
当年5月，币原与在东京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密谈，有意试探中国有无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其主要内容是：一、认定东北属于中国的领土；二、旅顺、大连、南滿铁路和“二十一条”问题另为交涉解决，本协定着眼谋求协调；三、排除侵略主义暴力外交；四、于滿洲的开发，重视中日经济合作，行使合作措施。♀驻华公使重光葵与王延廷会谈，隐隐有放弃汉口、杭州租界之意、、、、、、然而，军方，特别是自建军至台儿庄战役前尚无败绩的陆军，便顽固地主张战争解决问题，尤其陆军中的年轻将校求战高升，关东军中者则更加手痒难耐、、、、、、
在此形势下，日本又来找张学良谈敦图路问题。因南京一再拖延，杀人的事又发生了。不过这次代之而死的是日本两政要。
张学良于1991年接见日本nhk电视记者说：“那时日本军人狂妄到那种程度，不但对我们中国，连本国元首重臣也使用暗杀手段、、、、、、”其所指事实如下：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回国前曾与张学良彻夜深谈，并在离别时说“我回日本后，将尽力而为而不久张却见日报登出“佐分利贞男在包厢自杀”的新闻，对此张学良肯定是他杀；1930年11月，接替田中任首相的滨口幸雄又在东京车站被杀。♀而且案发后，作案的日军官自首称：他们对滨口本人没有任何过节，只是对帝国的前途、对滿洲的地位、日中关系的理解不同、、、、、、就历史学言，这是“9.18事变”的外因。
谈到内因，宋庆龄说：“中国为什么贫弱，日本为什么能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扼要说来，十几年来中国的虚弱无力是由于内部的磨擦与自相残杀所致（见徐志耕《浴血淞沪》）中国暂时统一后蒋介石虽如对韩复渠说的“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并为此搞“军事編遣”。而历史按“半凶还半吉”演进，反由此而引发蒋桂战争、蒋冯二战、中原大战、、、、、、虽然这些战争都以蒋胜收尾，助蒋成为中日战争主角有利，然而也为日本侵略中国创造机会——中原大战因张学良带兵入关而结束，但东北兵力空虚给关东军有机可乘。更严重的是1930年11月12-1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商讨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资历比蒋更显赫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力以国民会议不能制定约法抵制，并与又一元老吴稚晖“对付公堂”大闹；11月20日胡在五中全会上致开幕词中，又评击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用人不当；因四中全会推蒋为行政院长，他什么都管，胡汉民大发牢骚：“现在是全党无权，一人有权，我这个立法院长不过做一个开会的机器罢了胡汉民的影响号召力很大，蒋怕造成再分裂，在1931年1月31日顾维钧任外长宣誓仪式上即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統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統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军事方式解决或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见《谁为中国声辩》）不想他强调统一，却采纳戴季陶设计的办法，于2月28日晚把胡汉民骗到汤山俱乐部软禁起来。
胡汉民被软禁，其号召力却更加发挥了：竟能通过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孙科反蔣；胡要孙科在两广建立反蔣基地，不惜与汪精卫合作。5月28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与两广军人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历史发展到了蒋介石強调的反面，深层原因不言自明。
7月23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声言：“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統一，则不能攘外并亲自出马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张学良曾对周恩来说：“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忿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了**，才能抗日，因为**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为了打倒他。他要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依据（见窦嘉绪《历史性的会见——记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可能张学良说的是实，因为这时东北又点着两根“9.18事变”的导火线——
1931年4月1日，长春市长农水稻公司经理郝永德在日领事馆授意下，在万宝山为日人购买三千亩土地。契约上虽写有“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之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批准仍无效但尚未呈报县府，郝某便和朝鲜土地经销商李升勳組织四百朝鲜人強行开荒造地，并在伊通河马家口筑坝，硬抢当地农民水源。缺水灌溉的孙永清等数农民到县府请愿，要求制止“二鬼子”的行动，郝永清请日领事对付。
6月4日，县警察前往制止挖渠，日警又来督促挖渠，双方形成对峙。民众以为有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因为当时中国地图上仍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写成外蒙古，在外蒙我**队跟苏军还发生过小规模冲突——的国家作后盾，自发集合五、六百人，于7月1日动手強行填渠，而被日警开枪打伤一人，捉去十余人。由此而激起汹涌的反日浪潮，造成鸭绿江两岸民众打斗。据《剑桥大学中华民国史》记载：二百万“在满州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十万”，在朝华人也有109人被打死、、、、、、这就是“万宝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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