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无错，儒家无错。错只在后人。是我们后人不能正确的学习认识。孔子的学说保证了我们华夏的文明稳定。当然他有局限xìng。但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看，他的学儒教说至少1000年都是先进的。我们不可以把现在的错误归结到2000年前的人身上。为什么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等都可以名垂青史，即使他们的说法在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孔圣人却要受这污名！！！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了金山，我们2000年后花完的时候确埋怨金山不够大！怨我们的祖宗么？只怨我们这些不肖的后人
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牛顿的颠覆。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牛顿。爱因斯坦是宗师，牛顿同样是宗师。国人总是爱为过错找接口。说是别人的错，确从不反省自己。英国人不会因为牛顿的错误而诽谤排斥他，一样的尊敬他。我们国人确把我们的现状一股脑的推到孔子身上，孔子并没有错，他那个时代的伟人，也是那个时代的圣人，错的只是后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都变了，不再是以前的儒家。
而之后的儒家称之为“儒教”更为合适。
后世所有人都认为，使华夏没落的是儒家，其实和则不然，真心两者的关系并不大。
如果要说真正导致华夏末流的学派，那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家”没错就是法家，无论在哪个时代华夏都是采取外儒内法，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其实根本就是儒家。
法家的思想核心，在于要求将政治权力彻底的集中在人君手中，要“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二柄篇》谓:“明主之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所谓刑德，rì: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这中间没有一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
道家墨家反对战争，纵横家主张对立中的均势。惟有法家彻底主张武力统一，而且统一后的政治形态，是彻底的zhōngyāng集权。即所谓:“事在四方，要在zhōngyāng。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很明显，在各国争霸的chūn秋战国时代，法家思想最能为各国主君所接受，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其结果是秦于商鞅死后一一七年统一天下。商鞅虽因各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法家思想却取得了成功。可是，法家虽然使秦统一六国，但也正因为秦的重刑，而仅历二世而亡。后人评述: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极大的削弱了法家在中国统治思想上的地位。
但在汉代:高祖立国，用叔通之言，三代效黄老之术，至孝武皇帝北驱匈奴，南平吴越，东收朝鲜，西服羌狄，受董仲舒《chūn秋繁露》，罢废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人们认为，二千年中华文明是儒家文明。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一代大儒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术: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chūn，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若chūn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这中间不无法家的影子。但秦因法而亡，所以法家便成为当时的忌讳。因而外示儒家，内施法家。
实际上，汉代的学者在高祖建汉后，便一直在思索治国的策略。董仲舒其《chūn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中的依法听讼，依法刑人，便是先秦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发展，只是此时却已成为了儒家之术。
董仲舒对于法的改造，还在于由先秦时期单纯的用法或刑罚进行统治，变为礼法并用，德主刑辅。首先必须实行德教，其次才是刑罚。即所谓前德而后刑，先教而后诛。这种思想与当时的统治形势相适应:虽重刑而不用其极。因此在起用后极大的增强了汉zhōngyāng集权的统治。这也外儒内法的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历史上，都出现了酷吏，汉有张汤、阳球，唐有来俊臣、周兴。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法家思想在统治思想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家思想中，或者说儒家思想为适应其治国的需要，将法家思想包融其中。所从说，中国文化、文明的特征是儒是外表现象，其内在仍是法家。
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此刻已经基本消失，而留下的只是一个披着儒家外皮的法家而已。
儒家讲究克己复礼，还有一系列的主张在当时的时代根本就行不通，而且没人想去尝试，法家才是真正让君王侧目的学术，于是变异了的儒家就出现了。
没错就是变异了的儒家，用法家的思想去解释儒家，那还是儒家吗？答案显然不是。
所以民可治由之不可使知之就变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变了，一切孔子的思想都被巅峰，留下的只是一个儒家外皮的儒家，而本质却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法家。
而所谓的儒家别以为他有个法字就有多么的牛逼，其实本质上儒家和现在的法律也只有那么一毛钱关系。
商鞅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注:《商君书·弱民》），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注:《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注:《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yín则强；弱则轨，yín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注:《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这就是彻彻底底的愚民政策，而商鞅可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可见法家愚民完全是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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