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和美色是官场上的润滑剂（3）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李耀正在省长楼三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范志鹏走过来汇报说：“老板，江左锰都开发集团公司的刘老板想见见你？”
李耀头也没抬，继续看着文件说：“是那个刘双城吧？”
范志鹏说：“是。请使用访问本站。”
李耀想了一下，知道这个时候来见自己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借机来送礼的。春节前的这十几天，李耀家里每天晚上都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到家里来送礼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商人，多得他都记不清。因为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刚坐了一会儿，那个又进门了，于是前面的人赶紧站起来告辞，给后面的人让地方。有的人晚上去家里感到说话不方便，干脆追到办公室里。所以，前几天一上班，那些厅长、局长，还有各个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们，坐在接待室里等着他会见的一大排。
前几年，李耀刚调来西江省工作，当分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逢年过节，到他家里看望的人实在是不多，因为他在西江省人生地不熟，和他直接打交道的官员并没有多少。
等他当了江城市的市委书记，到了春节，就完全不一样了，江城市是省城，是全省最大的城市，这里生活着两百多万人口，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也是经济中心。江城市委、市政府有几千个科级以上干部，许多人眼巴巴的，都希望自己的职务能够尽快升上去。混到正科级的，就千方百计想着升副处级；混到副处级的，更盼望着升正处级；当了正处级的，还想着升副厅级。在清水衙门当官的，就想调换到更有权力更得实惠的岗位上捞一把。反正在官场上混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谁当市委书记，谁就是老大，这个社会，都是老大说了算。他们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时候就是李耀一句话的事。所以逢年过节，到李耀家里探望的人，一时间门庭若市，又让他找回了原来的感觉。
像李耀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官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能力，也会钻营。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提拔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那个时候，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体不好了，知识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老干部要给年轻人让路，主动让贤。各级领导班子要尽快充实一批年纪轻，有知识，有技术，在“文革”期间没有参与打砸抢活动，是逍遥派的人。
从此，在中国的政坛上出现了这样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唯一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张那个年代一般人没有的大学文凭，仅仅几年以前，他们拥有的这张文凭曾经为他们贴上了知识分子的标签，走到哪里，他们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还会遭来一些工农干部的白眼和群众的冷嘲热讽。他们是整个社会不待见的人，是群众帮助和改造的对象。
但是，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一夜之间成了这个社会最炙手可热的一批人，上级组织部门仅仅靠一纸档案，就断定他们是符合条件的年轻干部，虽然此前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或者是技术员，大部分都在生产的第一线，当组织上派人把他们从田地里、车间里喊回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纸文件，他们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许多从来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人，很快就做了副县长，县长，局长，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迅速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运气极好的，有幸被国家领导人看中的，就一下子进了中央，成了第三梯队，四十岁刚出头，就成了省部级干部，为将来接班，进入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个年代，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官场上的风气也很好，大家都是简简单单的，请客送礼的情况很少，谁和谁感情好了，逢年过节到家里坐一坐，吃顿饭，感情就表达了，送礼更是简单得很，送几只老母鸡也行，送一只羊也可以，搬一箱饮料也行。李耀这个农村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走上政坛的。
李耀记得，自己在老家的乡里当上乡党委委员的时候，没有向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牛德厚送过任何厚礼，那个时候的干部都非常正直，谁能不能提拔，关键是看能力，看群众基础。当时李耀在乡里当团委书记，各方面工作开展得非常好，连续两年都得了县里的先进。所以，当上级来考核的时候，牛德厚说：“李耀这个孩子不错，有能力，工作也认真，他如果不被提拔，我们乡其他的人就更没有资格了。”这样，李耀就被提拔成了乡党委委员。后来，李耀看有文凭的干部开始吃香了，于是就决定考大学，因为他基础好，第一年参加高考就考取了省里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学毕业，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他被分回到老家的地区。人事部门一看他的档案，就把他分到了地区行署办公室，做了秘书科的秘书。谁也不用找，根本用不着请客送礼，大学生到了哪里，都是根据你的专业，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几年之后，他就被提拔做了行署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老专员说了句话，就把他下派，到了下面的县里，做了副县长。从此李耀就进入了官场升迁的快车道。三两年一个台阶，县长，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一步一步上去了。
越往后走，李耀发现，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能不能升迁，看的不是你的政绩，你个人的能力，而是你的关系，你有没有强硬的后台。像李耀这样草根出身的人，官场上根本没有强硬的后台，李耀当时总结了一下，他发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在官场上你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这些客观因素。第一，你是红二代，爹妈是开国元勋，这样你进入了官场，四平八稳地做，随随便便就能混到副省级以上。表现优秀的，还可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第二，你是大领导的秘书出身。在官场上有大人物为你说话，也是顺风顺水，四十岁左右就能混到省部级，像王一鸣那样的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三，你投靠权门，当上门女婿。不管大官的女儿长得多丑，你都要踊跃去巴结，当上乘龙快婿，她们家的政治资源你就可以完全用上了。虽然你是草根出身，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跳板，你的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对于女人，大家都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对于在官场混的男人，还有一句话，就是干得好不如娶得好。这三条升官的捷径你占有一条，就可以飞黄腾达了。
但是对于李耀这样的人，这三条他都占不住，他祖祖辈辈是农民，自己当的又是小秘书，老婆是农村姑娘，自己当大队干部的时候就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是离了婚，在那个小地方，也当不上大官的上门女婿。
那么，等待他的只有一条路了——金钱开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官场上已经兴起了请客送礼的风潮，礼数越来越大，买官卖官开始蔚然成风。李耀的老家省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私营经济非常发达，大家都有钱了，所以官场上的价码水涨船高，在县里，想当个正科级干部，关键的岗位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像县财政局局长，你不送个十几万，是没有可能的。县城城关镇的党委书记，因为容易提拔，你不送个二十万，根本不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当上县长、县委书记的，干上个三年两年的，就发了。
李耀在老家的一个县当了三年的县长，一年县委书记，每年的收入都能够达到上百万，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大钱了，北京、上海的商品房当时才卖三千多一平方。李耀拿这些钱一路送上去。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给市委书记送钱；当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的时候，就给省委书记、省长送钱。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的，他能怎么办？不跑不送，只能是原地不动。他想升官，想干事，没有平台怎么行？所以在中国的官场上，有些真正有能力、有理想的官员，在当前的体制下，尤其是他们羽翼未丰，还当着小官的时候，他们迫不得已，做了许多不合法的事情，实在是情有可原。在当前的干部选拔体制下，他们如果不那样干，他们就出不来，就会被淘汰，那样他们的才华就被埋没了。他们不是没有操守，而是现实逼迫他们要同流合污，放弃自己的操守才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
而那些像陶渊明、李白那样有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气节，对歪风邪气丝毫不妥协，相反还冷嘲热讽的官员，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他们首先会被淘汰，被放逐出官场，他们成了官场上的失败者，越是有才华，越是有高洁的品质，他们的官运就越差，整个中国的官场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逆淘汰的机制，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权力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刘双城进来的时候，李耀还在看文件，本来，他对刘双城这样的大老板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些人都是靠出卖国家的资源，靠私挖乱采才发了大财的。这些资源本来是应该属于全民的，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失误，上世纪八十年代，竟然为了短期效益，追求经济增长，允许私人拥有探矿权、采矿权，这个口子一开，全国一下子成了一个疯狂的大工地，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开矿，多得根本没办法统计，允许私人开矿，是在短期内创造了财富增长，但是，由此造成的问题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哄而上，滥挖滥采，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矿难频发，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国一些主要的矿产资源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枯竭了。所带来的环境退化，环境污染，更是令全世界感到震惊。现在的中国，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绝大部分都在我们这里。江河湖海几乎都逃月兑不了被污染的命运，五大水系都出现了水质退化。黄河开始断流，湖泊动不动就出现水藻事件，毒大米、毒食品更是层出不穷，整个国家面临环境衰退，矿产资源枯竭的威胁。而那些发了大财的大老板却一个一个鞋底抹油，全家移民去了海外，他们通过地下钱庄，把自己的资产悄悄地转移到了国外，在国外养女人，买别墅，买豪车、游艇、飞机，一掷千金，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国的富翁都瞠目结舌。
邓小平曾经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而现实是残酷的，这批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不仅不打算先富带后富，而且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移民海外，转移走他们搜刮的财富，到国外过逍遥的日子去了，他们的子子孙孙，从此以后也成了外国人，留下的只是一个百疮千孔的国家和积贫积弱的人民。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李耀虽然不廉洁，但是他知道，自己有时候是迫不得已，不这样就升不上去，就会被官场淘汰掉，也就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更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年华。他从心底里对刘双城这样的大老板是看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