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的原因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各族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
地处高寒山区，经济本来就很落后的贵州黔西北各族人民，在清政府横征暴敛、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劳役等的盘剥下，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劳动人民无法生存下去，从而爆发了咸同年间以苗族陶新春为首的各族农民参加的大起义。
二、起义前的酝酿准备
韭菜坪苗族起义军领袖陶新春，原名陶正春，又名陶虎，清道光五年（1825年）生于威宁州遵化里（今赫章县境）。其弟陶三春小陶新春两岁。陶新春的父亲因被封建统治阶级土目地主折磨早逝，母亲王氏又改嫁到巴拉寨（现由于地名变更不详）熊家，生一弟，名叫熊草果，后改名熊万顺。陶新春家世代都是以机阿克安氏土日家的农奴。陶新春和弟陶三春随母到熊家后，继续过着悲惨的农奴生活。由于终年服役，不能按时交租，常受土目毒打。同时，新春弟兄三人，都曾被派到威宁州和赫章汛为官吏、营军服苦役。苦难的血泪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咸丰五年（1855年）初，黔北桐样县杨龙喜领导的各族人民义军，由遵义进入黔西北，攻打毕节县城。杨龙喜把清朝的地方官吏及土目、地主比作毒蛇猛兽，号召各族人民起来反抗。时陶新春弟兄三人当了半辈子的农奴，受尽地主阶级数不尽的折磨。杨龙喜的宣传，激起苗族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陶新春弟兄开展积极的宣传活动，准备武装起义。
咸丰七至九年（1857—1859年），陶新春用三年的时间来做充分的思想发动和组织领导的准备工作。历代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苗族人民，有苦无处申冤，他们很早就迫切指望，总有一天会逃月兑人间苦难，解月兑长期套在脖子上的枷锁。陶新春把革命的道理结合苗族长期以来当奴隶做马牛的实际苦难生活教育人民，假托其母亲是仙姑，特地下凡来拯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只要大家一条心，—股劲，就能打倒官府和土目。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这块大石头。这一宣传活动，经历了两三年的时间，遍及威宁、水城、毕节各地。凡听到宣传苗仙姑的人民群众，远近都来看仙姑“降仙说法”。陶新春对群众说：“凡愿意跟我去打毒蛇猛兽的，仙姑都要各发仙符一道，大家带回去听候召集。”领取“仙符”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宣传鼓动工作顺利开展。
在三年的准备工作中，陶新春共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今水城、赫章两县边界的篙枝、义忠、窝皮寸三个乡交界处召开；第二次会议在韭菜坪召开；第三次会议是在今水城南开区双营乡召开的。会议确定了起义时间、地点和领导人。推举陶新春为苗民起义军统帅，陶三春、熊川帧、阿尤黑（原名张才兴）、项芝秀（女，本姓熊）、张项七、张项八、熊老大、祝万春、何玉祥、何玉堂、何五斤等为义军首领。会议决定在韭菜坪整编举旗宣誓起义之后，分南北二路军，以牵制敌人，打击清军官吏和土目。
起义之前，制定了严明的义军纪律和拟定了统一的口号。义军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从号令；（二）下面（级）要服从上面（级）；（三）全军要服从陶帅；（四）不准欺负苗民；（五）不准打骂群众；（六）不准调戏他*女：（七）不准搜查百姓；（八）不准进住民房、打扰群众；（九）缴获武器要交公；（十）没收的财物要拿贩济穷人；（十一）要团结各族人民；（十二）买卖不准赊欠；（十三）参军要以苗为首；（十四）军人不准擅自离队……等72条军纪。会议还拟定了统一的口号。这些口号是：打倒官府，打倒上目，打倒贪官污吏，打富济贫，抗交租利，抗交赋税，土地公有，不作奴隶。这些口号，也是韭菜坪举旗起义的誓言。由于军纪严明，口号统一，所以意志坚定，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始终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及其官吏和土目地主。
三、起义初期的胜利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三日，陶新春号召领有“仙符”的群众，各带武器、口粮到韭菜坪集中，举行降仙大会。韭菜坪原属威宁州德化里（今属赫章县，位于青山、兴发两区交界），山巍雄伟，气势磅礴，方园一百余里，群山环抱，九龙守卫，峰顶一片广阔草原。《威宁县志·地理志》记载：“九龙山在城东北一百三十里，一名韭菜坪，一峰中峙，九岭环绕，故名，峰岭蟠曲。纵横八十余里，又名九龙电，九管藤萝为胜景之一。电上四面峭壁，惟鸟道一线通往来”。所以，此山为历史上军事家所选中。这次，从四周一百余里之地汇集到韭菜坪来的，共有一万四千余人。其中主要是苗族，义军在韭菜坪露营三天，作好战斗准备，随即出发。
在陶新春的统率下，起义军由陶三春率领先向以机、青兄、差朗三个土目发起进攻。以机、青兄两个土目事先已逃往威宁州城，只擒获差朗土目受到惩治。时正值毕节西里地主武装翟四龙率众对苗寨肆意残杀，“各处尤而效之，屠戮最惨！”群众情绪怒不可遏，从此拉开了战幕。苗族“无不毁屋弃产，相继揭竿而起。”地主“豪绅李维帧禀请县令转大定府（今大方县）告急，知府鲁经芳闻讯驰赴毕节，企图招抚。然而苗已团结一致，抚亦不能散矣！”
陶新春为了扫清道路，首先在七家湾（今青山区白果镇）把威宁州西里团地主武装全部击溃，随即进军七星关。七星关为黔、滇、川三省交通要隘，位于威宁州遵化里（今为赫章江南与毕节杨家湾之间）。七星关河水湍急，两岸百丈悬岩，时仅有铁索桥一线供人通行，实为天险军事要地，诚有“一大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亦为历来军事家所把持。鲁经芳侦知义军已向七家湾进攻，于是急令威宁、毕节团练分别扼守野马川、平山堡和撒拉溪、长春铺等处，使之与七星关营军联成一线。义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攻东路，连克撒拉溪、长春铺，后攻西路的平山铺和野马川，各地团练纷纷溃败。接着集中兵力围攻七星关。鲁经芳闻讯后，瑞邑绅赵国英、罗渊泉、葛树本等人星夜赶到省城请发救兵，随即由大定赶到毕节，命巴折坪、古打、史塌三土日向陶新春劝降，假言把以机土目所辖的七甲半土地给予苗族耕种，妄想借此引诱陶新春，以获得缓兵待援的时机。但三土目已知义军矛头指向，因此畏缩不前，只好把鲁的文书辗转托人送达陶新春。于是新春和义军深知这是敌人所施的缓兵之计，因而，坚决执行攻打七星关的计划。
贵州巡抚刘源灏接到鲁经芳紧急报告后，立即派遣威宁知州顾昆阳赶赴毕节与毕节县知事马应镗合谋进剿事宜，并通知云南省镇雄州迅速派兵进攻骨董山，以便互相策应。陶新春探悉敌态后，随即加强陶三春率领的出击部队猛攻七星关，并派阿尤黑率领一支最强的苗民军向撤拉溪伏击清军援兵。顾昆阳率团练数百人向七星关进发，义军在路口上伏击，待其兵至，伏兵四起，当即击毙知州顾昆阳，团练伤亡溃散。撤拉溪阻击战胜利后，阿尤黑回师骨董山与陶三春合攻七星关。而毕节县知事汪金麟畏缩不前，被革职。仍以马应镗复掌县事，又议刘翼墀带团练增援，至七星关，义军奋起迎战，“不能支，越日撤回”。鲁经芳怒发冲冠，不服，又派毕节豪绅周员、刘嘉藻、糜淑修等人，带领大批团练来犯，俱被义军打得溃败而逃。时义军实力日益大增。“于是大定、威宁、水城、平远、镇雄诸苗夷（彝）来者各半，男女约三十余万，由平山铺扎至鸦关绵豆*十里”。同时今赫章、毕节两地的彝族、布依族群众亦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大定府汉族张油客也从喜禾里率众前来与苗民军会合，共同攻打七星关，并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胜利攻克。
陶新春攻克七星关后，随即派阿尤黑率领一支起义军向水城厅（今水城特区）挺进，与祝万春等率领的苗民军会师。此时，水城苗民义军声势大增，所向披靡，迅速占领了南开、大河、滥坝、玉舍、米箩、蟠龙等地。同时，义军随即向郎岱（今六枝特区）推进，归沙的彝族人民纷纷加入义军，围歼清军五百余人。
起义军占领七星关后，掐住了黔、滇、川三省交通咽喉，因而清政府派遣得力干将，调集云、贵两省的大量兵力，宁愿损兵折将也要争夺七星关天险的军事要地。
清王朝钦差大臣兼署贵州提督田兴恕，闻讯七星关已被义军战领，恼羞成怒，急派参将李有恒率所部星夜出发，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初六至毕节，督同威宁镇营兵纠合*，并与镇雄滇军取得联系。李畏惧苗民军，延至十六日出发，抵鸦关，义军迎头痛击。战始，义军采取合围战术，前锋退却，李纵马直前，义军飞骑迎击，运矛刺李，李即从马背仆地，叹日：“差点丧命！”时云南都司高应选率部营救，义军奋起攻击，打得清兵无所适从，走头无路。李有恒只好逃窜回毕。
四、猪拱箐根据地的建立
七星关阵地保卫战，经历一个多月的激战之后，为了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伺机歼灭敌人。因此，陶新春决定分兵四路，退避三舍，实行战略转移。第一路军，由陶新春统率约五六万人，退据遵化里的风顶山和红岩尖山，以便筹划开辟猪拱管根据地；第二路军，由陶三春统率约七八万人，向仁育里的五股田坝进发，以威逼、牵制、阻击清军的主力部队；第三路军，由张项七、张项八率领约三四万人，回据宣化里之海马姑，以阻击云南和威宁清军，并向归化里和镇雄扩展阵地；第四路军，由何玉祥率领约一二万人回到水城，加强祝万春等领导的义军力量围攻水城厅城。时清军“以兵少不能分追”，只分兵两路进逼一、二路军。参将李有恒部“追至五股田坝连败之”。“风顶山，由高应选统所部追之。”高军进逼，义军奋起迎击，将滇军击溃，都司高应选“受伤仆地，于城养伤”。敌势大挫。
义军选择猪拱箐为根据地，主要是：（一）这里地势险要，既可据险防守，又可容纳众兵。边境包括八座大山，二面均为绝壁，仅北面可攀，需取道青松梁子，爬五、六里始达山顶；纵横九十多里；山峦起伏，林木茂密，有不少沟岔可辟为耕地。（二）这里群众基础较好。起义初期，杨光宗领导的一支起义队伍曾驻扎于此。后杨光宗逝，其队伍参加了陶新春起义军。（三）从猪拱箐到风顶山、红岩尖山，至海马姑，约一百余里，自然地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军事防线。
为了巩固根据地，采取了下列措施：（一）把义军的家属都迁到根据地，共修建了房屋三万余间，总人口达十余万人。同时，对各族义军住地作了区划。据余昭文说：“半山以上为内营，诸苗居之；山以下为大营，白夷（彝）、土僚、龙、仲、蔡家等混杂居之，中以大路为隔。苗为首，而白夷（彝）为之主计，惟无黑夷（彝）土目。”各族大小村寨星罗棋布，盛极一时。（二）分田到户，发展生产。凡苗民军占领之地，都把土地分给群众，谁种谁收，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解决粮食自给。（三）发展生产，开展经济贸易。由于敌人采取经济封锁，禁止客商进入根据地贸易，因而铁制农具、食盐、布正和其它日用品，也成为严重问题。义军除通过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从外面调进各种商品外，并派人与客商联系，引导他们从偏僻小道进入根据地，进行商品交易。余文说：“汉人奸贪者为之互易通市。苗巢内，历年教读及木工、铁工、皮工、染工等，皆汉人也。彼等时常往来城中为之耳目，探访各情以报之，故苗人下山所攻电砦，无不立摧。”后来，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直接控制了赫章汛市场，贸易更加方便，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五、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季，翼王石达开部将曾广依、张遇恩率部由平远（今织金县）进逼大定，清军闻警，从风顶山兼程回守毕节县城，陶三春于三月三十日尾追至毕节城外。次日晨，与太平军相遇，遂约苗民义军扼守北镇关，共为犄角。一时攻守异常激烈，云南都司高应选站在城上指挥，太平军自街房窗口描准发炮，高当场被击毙。
田兴恕闻讯毕节被围，即令副将周学桂统率杨、梁、王三镇营兵尾追太平军，至沙子哨、头铺桥途中，遭太平军和陶新春的回师痛击，大败而逃。四月十四日，复战于二铺，太平军伏兵合击，“官军败绩，路旁水塘浮尸几满，军心遂馁，不能久进”。通往县城的牛场桥（今流仓桥）已被太平军控制，周军窜至桥边，适遇陶三春自炒铁冲运粮回，从侧面击，截断清军去路，周学桂窜入团练卡内，卡门缠住马脚，太平军运长矛自门缝刺中周肋，清军大败，只数十人扶之出围，回大定城内，四月二十六日身投。所部熊俊被义军猛追，至牛场投河毙命。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李福酞从金沙江率部三万余人经滇东北向广西转移，五月，到达猪拱管，陶新春热情接待，并代筹粮，资助回师广西。离时，赠给苗族义军枪炮，并留下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指导义军构筑工事和使用枪炮技术，并“教之击刺，教之守御，教之号令虚实等。”同时，指导义军在红岩尖山设置兵工厂，制造武器；根据地形，帮助义军生产防守武器“石火轮”和建立守哨制度。
陶新春在太平军的引导下，毅然举起太平天国的旗帜，启用石达开颁发的“太平天国统兵元帅”篆文印信。其下以周国瑞（汉族，太平军成员）和姬斋先生（彝族）为军师，分管发布告示和教读职务，陶三春为大王，古老四、赵四为元帅，熊万顺、杨应再、杨八、张项七、张项八（均为苗族），罗全大（布依族）等人为将军，顾朝礼（即顾老四）为经略，熊二、梁八大为掌柜。此外，还有牢辅、巨卿、礼师等官职，分掌军政事务。
六、根据地的保卫战
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清帝下“谕旨”，调云、贵、川、桂、湘五省兵力“会剿”猪拱管。并指定云贵总督劳崇光专负其责，所需粮饷、武器，概由四川总督骆秉章统筹支应。劳祟光报经朝廷得旨准以云南布政使岑毓英为统帅，指挥五省军队和团练“越境专征，大举平苗”。并以云南巡抚刘岳昭驻黔西，贵州提督赵德昌驻安顺，牵制岩大、伍黄旗军，以及黔北号军和黔西南回族白旗军，以截断猪拱管的外援。
陶新春根据敌情进行防御部署：一面在根据地添筑营垒，扼守要隘；一面飞调陶三春由滇东和川南回师，并与附近地区义军联系，彼此互相接应。黔北号军将领岩大五率部三千余人，绕道川南速达海马姑；岩大五和水城祝万春、大兔场何玉祥等人，都派队伍到猪拱管参加保卫战。对根据地的青年男女，也组织他们迅即归队参加战斗。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云贵总督劳祟光、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滇、湘、黔、川等省官兵数十万对义军进行“会剿”。岑毓英由镇雄到毕节，调集大定、威宁、镇雄、毕节各地土目数十家，或捐粮，或随剿；同时派员到各府、厅、州、县筹集捐款。其进攻计划是，黔省兵练进剿海马姑，而样本人则督率滇、川两省兵练，分头从吴家电、二龙关向猪拱管进攻。余文说：“清军连营172座，大军数万，益以各土日家丁，并各地团练，为数将近十万”，对起义军根据地重重包围。同年五月，岑毓英派总兵王丕烈率领云南、广西两省地主武装，进犯红岩尖山，在赫章汛遭到义军的顽强阻击。王丕烈一面向岑毓英求援，一面驱使土目安中华的狗腿伪装猪拱管军混入红岩尖山，里应外合。六月，红岩尖山失守，猪拱管与海马姑的联系被敌截断，保卫根据地的主力战，便集中在猪拱管周围展开。
在猪拱管保卫战中，石火轮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在战斗中，待清军逼近山脚时，义军从山顶把石火轮推下，接着以马队、牛队随后冲进敌营。太平军与义军并肩战斗，“共同推轮而前，力战竞夜”，清军大败而逃。仅五月三、四两日，起义军就摧毁清军营垒二十余座，杀死官兵四百余人。清军遭到失败后，采取挖沟的方法抵制石火轮，把猪拱管周围挖了一条所谓“万里壕”。同时还由壕沟向上挖掘地洞，企图用地雷爆破义军营垒。而义军又从山上挖沟，把水引下山脚灌入敌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激战中，多是短兵相接，清军先锋都穿铠甲，交锋时义军往往失利。根据地的人民把铁器集中起来，献给义军，星夜赶制大刀，组织突击队，以大刀手为先锋，分扑官营垒，目不仰视，以大刀猛砍敌人双足，官兵死伤甚众。猪拱管保卫战经历了半年时间，义军遭到惨重的牺牲，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七、根据地陷落与最后斗争
岑毓英的军事进攻遭到失败之后，便改用政治讹诈手段，召集各地土目、豪绅齐集军营，策划施展“剿抚兼施”、“派遣间谍”潜入义军内部刺探军情，里应外合。土目、豪绅积极出谋献策。毕节县豪绅周员为黔军总兵李有恒献策，土目安履宪为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献计，派狗腿苏双保（小名苏老五）、杨玉科混入义军内部，密报布防，里应外合。岑毓英对狗腿于继续利诱，遣回猪拱管，定于次日晨，鸣枪为号，发动总攻。岭根据情报，调动全部兵力，下令全军于次日晨发动总攻击。按照里应外合的暗号，清军蜂拥窜入猪拱管防线内。陶新春、周国瑞、熊万顺等人率领义军与敌人展开巷战拼搏，杀声震动山谷，歼灭清军无数。但是由于要隘全失，敌众我寡，战斗失利，陶新春、周国瑞、杨应再、熊草果、熊万顺、梁八大等力尽被俘。陶三春等人则从煤洞坪杀出重围，向海马姑转移。猪拱管根抑｝地于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1867年7月20日）终于陷落。
张项七、张项八、项芝秀（女，本姓熊）等防守海马姑，与猪拱管同时遭到围攻，猪拱管陷落时，他们正与敌人相持，情势危急。陶三春、顾朝礼率部加入战斗之后，军声重振，在清军集中兵力进攻之下，他们又坚持了二十多天，直到1867年8月17日失守。军师姬斋先生和张项七于阵上牺牲，张项八等人被俘。陶三春、杨玉芳、杨二、顾朝礼、古老四率部杀出重围，奔赴猪拱管预策集中力量，继续战斗，但在管沟途中遇伏被捕。陶新春、周围瑞等被俘后，押解黔西州城。陶三春、顾朝礼、古老四、张项八等则被解到毕节县城。九月初，这批起义领袖，分别在黔西、毕节两地英勇就义。
猪拱箐根据地陷落时，部分义军奋起突围。这部分突围出来的义军，有的加入了岩大五领导的义军，在安顺、兴义两府属地区同敌人继续战斗四、五年，直至1871年岩大五牺牲为止：有的就在根据地潜伏下来，对派驻猪拱管的清军进行打击，继续坚持战斗了四年：其余由罗幺大率领，以毕节县属的观音洞为据点，有大批布依族、彝族、汉族人民参加，在毕节、大定等地区坚持了四年的斗争。另一部分则又加入了祝万春、何玉祥、阿尤黑领导的义军在水城继续开展斗争，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岩大武由普安回师水城，同祝万春、阿尤黑等商讨进攻威宁州城。十二月十八日由阿尤黑率领先遣队于前，岩大五率大部队于后，当夜驰至城下，城内毫无防备。二更时，义军先用火攻，随即大队人马乘势冲入城内，里应外合，围住清兵砍杀。知州篙年、副将马宗骏、游击周飞熊慌忙携眷逃出南门渡海藏入大桥头塘涌珠寺内。威宁镇总兵万化杯身负重伤被俘，但未被义军识破，于二十八日乘虚狼狈逃月兑。义军入城后，开仓贩济，饥民受益，人民群众涌跃参加了义军。义军在城里驻扎三天，二十二日便分兵两路转移。岩大五、祝万春等率大部队撤回水城厅，扎场坝过除夕。同治十年（1871年）春正月初三日，义军拔队走郎岱欲赴永宁。三日后行至黑塘，被总兵邓有德截击打散。
阿尤黑率领另一支义军向辅处（今威宁羊街区与赫章可乐区交界处）转移，清政府调集大量官兵和地主武装前阻后击。阿尤黑部寡不敌众，于是便率部转移到老鹰山（今属云南彝良县树林乡），与当地苗族义军商定攻打彝良后转战川南，然后折转黔西北配合潜伏于猪拱管的苗民军对派守猪拱箐的清军进行回击。他为了告诉亲人，返回老家（葛布）扩充兵员，补充武器，行至立碑垭口（今葛布、可乐两乡交界处）时，碰上尾追的清军，由于叛徒出卖，阿尤黑被捕，解到威宁州城。于同治十年（1871年）春在威宁城东门从容就义。
经历十二年之久的黔西北苗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虽然在清政府统治者的残酷*下失败了，但作为太平军在黔西北地区的这支武装力量，却沉重地打击了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势力。他们的英雄形象至今仍铭记在各族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