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假期之后只过了月余便是春节。旧历腊月二十五这天，沈青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说是外祖母生病住院了，叫她过几天回去代为探视一下。于是，返乡过年终究还是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日程。
沈青订的是腊月二十八号回上海的机票，回去那天她并未告知任何人，径自打车去了医院。
那天在病房里照料外祖母的是多年未见的姨母和姨丈，他们一见沈青进门就惊讶而热情地起身跟她打招呼。外祖母反倒是淡然自若，只不动声色地说了句：“来了。”沈青应了声，将手中的行李箱放在墙角，走到病床边上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午餐时间到了，护士将病号餐送进了病房。姨母帮外祖母在病床上安置好了简易餐桌，刚要将饭菜端上去，外祖母就皱起了眉头。沈青连忙起身拿了几页餐巾纸垫在了盘子下面。
外祖母出生于香港，从小学到中学念的一直都是天主教会女校，接受过最正统严谨的礼仪教育，一生都如同遵循天主的教诲一般恪守着那些繁琐的礼仪教条。成年后，她依照父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富商并随他迁居大陆。富商去世后，她用他留下的遗产和自己从前受教育的方式抚育了他们的四个子女。孩子们虽不能像她那样严守每一条准则，但大都比较听话。唯独她的小女儿——沈青的母亲，成了她那像白纸般无暇的人生中的唯一污点。
沈青的母亲当年是受自由主义新思潮的影响的第一代青年，满脑子离经背道的思想，因为叛逆而违背外祖母的意愿与家中开五金店的父亲结了婚，自此以后便很少再与外祖母联络，即便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也少有走动。就这么过了十年之后，母亲还是跟下海经商的父亲离了婚。父亲带走了弟弟，沈青则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们都过的十分拮据。外祖母心生怜悯，有心周济，又因抹不开面子不好开口。而母亲心中想的却是自己当年一意孤行而今落到此般境地无颜再见娘家人，便只将沈青托付给了外祖母，从此与娘家彻底断绝了来往。
沈青永远记得当年母亲将她和那个同乡送上火车时的情形。母亲把一个装着面包和矿泉水的书包塞到她怀里就下了车，临走前只对她说了一句：“妈养不活你了，你去找外婆吧。”沈青想上去拉住她，却被那个同乡一把抱住，她只好趴在同乡的肩膀上大声哭喊，母亲却再也没有回头。她就那么哭了一路，最后连嗓子都哭哑了。
就这样，沈青同这个孀居的老人一起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把杯子放在杯垫上，喝汤的时候嘴巴里不要发出声音。”这是外祖母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这个不苟言笑的老妇人像从前教育她的子女一样地教给了沈青衣食住行的礼仪以及一个真正的淑女应该遵守的每一条准则。然她却从来没有教给沈青任何关于生活或者人际交往的事情。♀于是，这个缺乏常识又内向拘谨的女孩最终在恐慌中迎来了自己的初潮，又在痛苦中糊里糊涂地失去了自己的童贞。更加不幸的是，这痛苦并不能像普通的伤口那样慢慢结痂、痊愈、变淡，它像油污一般永久地漂浮于生活的表面，历久弥新，甚至于几年之后变得愈发的清晰，而这痛苦的本质也却越发的因为羞耻而变得难以言说了。
沈青陪外祖母在病院里度过了两个夜晚。大年三十的上午，二舅和舅母来将外祖母接回了家。下午，大舅和姨母也带着家人来了。年夜饭的餐桌混乱而拥挤，新春最终在一种喧哗无序的气氛中到来了。
大年初一下午，沈青坐长途车去见了父亲。她去的时候父亲一家正要准备出门参加晚上的家庭聚会，于是她还没来得及跟他们寒暄几句，就被他们带去了聚会的那家酒店。
那次宴会来的大都是父亲那边的亲戚，也有几个是继母家的兄弟、侄女。他们无一例外地用一种十分生疏的方式询问了一下沈青的学业和生活，此后就没有再跟她有过任何的交流。而她的弟弟，则自始至终都在逗着身旁那个年幼的妹妹，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她只好像个木头人一样一语不发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听那些满脸通红的中年人在自己面前唾沫横飞地高谈阔论。父亲家的晚餐总是漫长的令人难以忍受。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她没有选择提前离开的权利。
她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是在十七岁。那时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就向外祖母提议由自己来抚养女儿。外祖母没有反对，她于是也失去了反对的立场。
她来到父亲家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宴会就是这样的新年聚餐。父亲将她介绍给继母那边的客人之后就跟其他人热切地攀谈起来。那之后的半个小时里，他们也都只是围坐在餐桌前抽烟、聊天，完全没有要吃饭的意思，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什么话都说不上，又实在饿得厉害，就取下餐巾放在餐桌上，对那些抽烟的男人说了句：“我回去了。”而后她便在那些人诧异的注目下离开了。她觉得这么做并没什么不妥，不料父亲回家后却对她大发雷霆，说她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他人。她觉得十分困惑。她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生气，她只不过是以一种让她觉得更舒服的方式度过了那个夜晚而已，而且，她在不在那里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当她这样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却更加生气了，几乎是暴怒的那种表情。
于是，她终于明白，自己应该是触犯了什么基本的礼仪教条——在某些场合，即便只是作为摆设，她也应该将自己恰如其分地固定在某个位置。这就是父亲家的礼节。从那以后，她再没有逃避过这种聚会，毕竟，父亲支付了她大学期间所有的生活账单和教育经费，自然有对她教诲呵斥的资格。当年，他就是这么呵斥母亲的：“花着老子的钱还不听老子的话，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这个曾经在大学礼堂中高谈民主自由和两|性平等的男人，自下海经商之后就将自己所有的主义和信仰抛弃了。资本的积累使他转而信奉一种带着江湖气的男性沙文主义的人生观，他开始觉得在物质和经济上强大的男人是可以随意支配女人的——不只支配她们的身体，就连她们的精神也是可以支配的，何况女人在精神上也并无多大差别。
那天的晚餐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才结束，父亲醉醺醺地打电话叫来了司机，躺在后排座位上一路昏睡。酒气弥漫的车厢里没有任何交谈。
第二天的早餐餐桌上，父亲依旧因为宿醉而寡言。直到早餐快结束了，他才漫不经心地说了句：“研究院还是别读了吧，反正拿到学位也只能做老师，也赚不了几个钱，我可以在公司里帮你安排一个职位。公司里有几个年轻人条件挺不错的，你可以考虑一下。毕竟年纪也不小了。”
沈青顿了顿手中的汤匙，说：“不用了，我很好。”
父亲拧着眉头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说：“需要钱吗？”
“不用。”沈青起身说，“我今天下午就回香港了。春节假期快结束了，我还有论文要写。”
父亲没再说什么。她便端着自己的盘子离开了餐桌，转身的一瞬间，恰好瞥见弟弟带着厌恶的冷漠眼神。
沈青回到香港之后，天气一直不是很好，偶尔太阳出来露个脸儿，也总是无精打采的。阴郁的天气就这么持续了大半个月，直到情人节的早上，天空才总算晴了。阳光透过澄明的空气洒在广场的绿植和情人们带着笑意的脸上，一派明媚的春光。
这天也是沈青的生日，没有一个人给她打电话。她在兼职回来的路上买了一只插着蜡烛的纸杯小蛋糕，站在6路巴士的站牌下一边等车一边吃掉了。
这年沈青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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