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奉达尔文之说而国强，而世界大战之机，即伏于其中。
杨朱的学说，也是对症之药，现在的弊病，是少数人争权夺利，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权利，听凭别人夺去，以致天下大乱。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守着自己的权利，一丝一毫，不许人侵犯，我也不侵犯人一丝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然太平。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君主是从每人身上，掠取些许权利，积而成为最大的权利，才有所谓君王，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即无所谓君王。犹之人人守着包裹东西，自然就莫得强盗。实行杨朱学说，则那些假借爱国名义，结党营私的人，当然无从立起。各人立在地上，如生铁铸成的一般，无侵夺者，亦无被侵夺者，天下焉得不太平?不过由杨朱之说，失去人我之关联，律以天然之理，尚有未合。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个话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那个时代，人民所受痛苦，与现在一样，所以杨墨的学说，才应运而生，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杨墨的学说，自学理上言之，本是一偏，无如害了那重病，这类办法，确是良药，所以一般学者，都起来研究，而杨墨之言就盈天下了。
孔子的学说，最为圆满，但对于当时，不甚切要。所以身死数十年后，他在学术上的地盘，会被杨墨夺去，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子三千弟子的门徒，全行变为杨墨之徒，大约孟子的师伯师叔，和一切长辈，都是杨墨之徒了，因此孟子才出来，高呼：“打倒杨墨，恢复孔教。”
孟子的学说，本来较杨墨更为圆满，但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免稍微地带了唱高调的性质，应该先服点杨墨之药，才是对症。现在须有人抱定墨子牺牲自己的精神，出来提倡杨墨的学说，叫人人守着自己的权利，丝毫不放，天下才得太平，并且还要先吃点韩非之药，才能吃孔孟之药，何以故呢?诸葛武侯曰：“法行则知恩。”现在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奸商贵族，非痛痛地用韩非的法子，惩治一下，难免不养痈（yong）遗患，故我们应当从第十级逆行上去，第十一级以下，暂不必说。
老子与西洋学说
西洋有了自由主义，跟着就有法西斯主义，与中国有了黄老之放任，跟着就有申韩之**，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黄老之道德，与申韩之刑名，原是一贯，即可把各种学说之贯通性和蜕变之痕迹看出来。
我国学说，当以老子为总代表，他的学说与佛氏相通，这是无待说的，而其学说又与西洋学说相通，兹举严批老子为证：严又陵于老子第三章说道：“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土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于第十章批曰：“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所用也……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汉之黄老，貌袭而取之耳。”于三十七章批曰：“文明之进，民物熙熙，而文物声名皆大盛，此欲作之且宜防也，老子之意，以为亦镇之以朴而已。此旨与卢梭正同。”又曰：“老子言作用，则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然孟德斯鸠《法意》篇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于君主中求之不得，乃游心于黄老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本与民主为近也，此所以下篇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中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矣，呜呼，老子者，民生之治之所用也。”于第四十六章批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据严氏这种批评，可见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最优秀的民主思想。
现在西洋经济上所实行的，以斯密士学说为原则，政治上所采用的，以卢梭学说为原则。斯密士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卢梭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我国的老子，正是主张自由的人，我们提出老子来，就可贯通斯卢二氏之学说，斯密士的自由竞争，一变而为达尔文的强权竞争，再变而为尼釆的超人主义，与中国所谓“道德流为刑名”是一样的。西洋有了自由主义，跟着就有法西斯主义，与中国有了黄老之放任，跟着就有申韩之**，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黄老之道德，与申韩之刑名，原是一贯，即可把各种学说之贯通性和蜕变之痕迹看出来。
我不是说中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研究西洋的学问，我只是提出老子，见得各种学说，可以互相贯通，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可把西洋的学问，尽量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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