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猛地打住话头，偷瞧了一下孙中山，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便又继续道：“再者，介石对先生北伐之壮举，竭诚拥护，并有自己独到的见地，他的军事才能堪当大任，正确引导，必对吾国民革命大有裨益。♀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介石刚直不阿，威严自恃，作风严谨，此乃治军治校之首要。以他领导军校建设，必将大有建树。”
孙中山边听边反复琢磨着张静江的入情入理之言，权衡着程、蒋两人的优劣利弊。张静江见孙中山渐渐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便不失时机地补充道：“静江并不讳言自己对介石的偏爱，这一点，先生也是知道的，但举贤不避亲，还望先生明察。”说毕，慢悠悠地掏出一支雪茄点燃，以容孙中山有尽可能多的时间考虑。少顷，孙中山将扶手椅向张静江身前移了移，面带微笑地对张静江道：“人杰先生，听君一席话，孙文之内心豁然。以往，我对介石使用颇多，而忽略了栽培教导，此乃我之过也！孙文决心已定，就让介石担纲军校，一展身手吧！”
孙中山再次显现了伟人胸襟，愉快地采纳了张静江的建议，原谅了蒋介石的过错。5月3日，孙中山下令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并兼任粤军参谋长，使之在管理学校的同时又有一份军队中的实权。从此，蒋悉心于军校事业，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张静江又一次鼎力相助，为蒋介石日后登上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宝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对蒋介石的一生以及今后中国政局的影响，都发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广州之乱
张静江同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共同主持上海执行部党务以后，开始为党内一些事务奔忙。这一年，他的腿疾经长期电疗法治疗以后，也大有好转，遂常到户外走动，开会、作报告、联络群众。在1924年5月的一次执行部会议上，张静江提出：“应大量吸收优秀青年加入我党，以扩大革命力量，并为黄埔军校输送优秀分子。”那时，革命的中心仍在广州，张静江又同时关心着蒋介石在军校的发展。
张静江如此关心军校，是在同孙中山的多次接触中，体会到了同一思想：即中国革命没有自己的军队，永远也不会成功。因此，他对于来自广州黄埔军校方面的消息，尤其重视。
7月份，广州工人代表会议领导的沙面租界政治罢工取得了胜利，并推动广州工团军的成立。♀与此同时，广州商团却开始同广州革命政府对抗。这广州商团，原是辛亥革命后商人自己成立的组织，后来被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所操纵，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领，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反动武装。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英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一面以金钱和武器援助陈炯明“反攻”广州，一面怂恿陈廉伯利用商团势力，伺机进攻广州革命政府。
8月10日，商团偷运了大量枪支弹药至广州，企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建立“商人政府”。孙中山获悉后，立即采取了相应的防卫措施，急令蒋介石以“永丰”、“江固”两艘军舰，将私运弹药的丹麦商船“哈佛”号监押，停泊于黄埔军校门外港湾。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扣械案”。
“扣械案”的发生，使黄埔军校同商团武装的对抗开始公开化。
张静江身在上海，一直担心蒋介石因对孙中山的某些成见，在紧要关头弄点什么事出来，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一再殷殷叮嘱，使蒋介石时刻处于清醒之中。他在获知“扣械案”的消息后，认真分析了当时广东方面的形势，写信给蒋介石以授机宜：“……俾羁押之枪支弹药，于革命非常有利，反之落入敌手，则倍力于我。弟当以党内利益为重，唯总理之命是从，善予处置。”
蒋介石接获张静江来信后，心中有了主心骨。不久，广州商团武装包围了大元帅府，蛮横地要索取枪支并煽动胁迫商民罢市。面对其势汹汹，蒋介石对全校学生训话道：“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要我们始终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军人模范给人家看。这是我对于扣械案的主张。”
蒋介石所说的“党里”，也即是张静江信中所示之“以党内利益为重，唯总理之命是从”。
8月下旬，广州商团胁迫广东一百多个城镇罢市，英帝国主义集中九艘炮舰于白鹅潭为商团助威，并于8月29日由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向广东革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进行武力恫吓。但广州革命政府不为所惧，双方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
这时，国内形势也更加复杂。9月3日，齐卢战争（即江浙战争，系直系江苏都督齐燮元同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的战争——作者注）爆发，双方军队在松江、嘉定、宝山一带展开激战。张静江担心蒋介石缺乏大斗争的经验，莽撞行事，再次写信给蒋介石道：“……介弟需乱中清醒。各地纷乱，均系帝国主义暗中作祟。帝国主义不倒，则中国内乱不止，军阀各逞其凶。若总理重举北伐，则黄埔当为后方大本营，弟更显中流砥柱之作用。在如此激流涌动、浑浊水洋关头，清醒为首要之，一切应以总理之主张为示，万望切记！”
不久，北方爆发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看准时机，兵出韶关，准备再次北伐，而广州商团却在此时趁机发动了暴乱。这时，在革命政府中，以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等为代表的一些势力，竟然主张向商团妥协。当时，孙中山正在准备成立对付商团的革命委员会，在此紧要关头，蒋介石旗帜鲜明地致信孙中山，认为：“成立对付商团的革命委员会中，组织名单万不可有胡、汪，否则不如暂缓组织之为上。”
孙中山接读蒋介石的信后，也觉得在革命委员会中存在妥协势力，不是一件好事，他明知蒋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考虑到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等人的势力影响，更为了有利于今后党内思想的统一，团结大多数同志，便回信否定了蒋的意见。蒋介石接信后，于不解中甚为气恼。张静江得知这一情况，再一次致信蒋介石，劝其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一定要认准方向，韬光养晦，绝不可意气用事。
蒋介石正在气愤之中，不知该如何面对孙中山的决定，张静江的来信，又一次使他“乱中清醒”，并进一步体会到上层政治斗争的复杂。他权衡利弊，决定听取盟兄张静江的意见，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坚决拥护孙中山的决定。在那段时期中，蒋介石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符合孙中山思路的革命言论，如“我们今日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打倒，军阀是永久不会消灭的”等，并亲率黄埔军校学生及留守广州的警备军、工团军等部，积极配合从韶关回师广州的北伐部队，于10月14日将商团叛乱全部镇压下去。
广州商团叛乱的平定，使蒋介石声威大振。张静江闻讯后，在南京路新雅饭店举办酒宴，为革命政府的这一胜利庆贺。他在酒宴上对党内同仁及商界朋友说：“平定商团叛乱，黄埔军校师生功不可没，介石身为校长，当领此殊荣。后方既定，总理之北伐当可大举矣！”
扶病北上，遍寻良医，为孙中山会诊解危；
奈回天乏力，痛别国父
一国父安危
1924年10月中旬，孙中山对北伐部署进行了积极调整，部分北伐军部队已进入江西、湖南两省，各地革命浪潮日趋高涨。
10月23日，二次直奉战争突然形势大变，直系将领冯玉祥受南方革命**影响，举旗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大总统曹锟被软禁，吴佩孚仓皇逃亡湖北，段祺瑞坐上了临时执政的交椅。随即，冯玉祥提议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段祺瑞迫于当时形势，同奉系张作霖一道，对冯玉祥的提议表示同意。
10月29日，孙中山收到了冯玉祥发自北京的电报：“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竞全成，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大计，仍希望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
孙中山要否北上？孙中山能否北上？一时间成了国民党人讨论的首要问题。在上海执行部，几乎所有领导成员都否定“总理北上”，张静江也不例外。他在讨论会上说：“总理北上，于大局看固然重要，然北方乃敌势久居，仅凭冯焕章（即冯玉祥）一旅，何能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单枪匹马赴程，有无鸿门酒宴之虞？总理此行，实令我辈担忧。”
“冯焕章究竟何许人也？”对冯玉祥的身世，当时国民党内尚有许多人不甚了解，于是有人提出了这个疑题。
与会的于右任答道：“据我所知，冯焕章行伍出身，辛亥革命时参加过滦州起义，但他一直在北洋陆军中任职，官至陆军检阅使。此次政变，他将所部改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并逐废帝溥仪出宫。”
“这些很难说明问题，说到底他仍是一个军阀。”叶楚伧说。
张静江想了想，表态道：“咱们一时间也无法弄清北边的真实意图，但依总理胆识，竟贸然北上也未可知。我意当迅即电告广州，陈述我方意见，请总理慎重考虑。”
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即在大元帅府举行会议，研究北上问题。胡汉民转述了各地党内同志意见，大多如张静江一样，请总理慎重考虑北上问题。孙中山毅然道：“孙文一生追求，惟中国之统一和三民主义的实现。今去北京，乃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纵有凶险，孙文亦当一行。”于是，力排众议，决定北上，并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命谭延闿驻守韶关，行北伐联军总司令之职。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三日后即偕夫人宋庆龄及随员李烈钧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穗启程北上。
孙中山的北上，成了张静江每日悬心之大事。远离革命大本营而深入虎穴，其凶险何异于闯刀山火海？除了心中再添几分对领袖的敬佩，更多的就是对其安危的担心了。然而，领袖已作了决定的事，作为党的核心人物，张静江在党内同仁中不便多言，但耿耿于心益甚，不吐不快，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对妻子说起了这件事。
朱逸民似乎不容易理解这其中的曲折复杂，便问道：“孙先生既然敢去，一定是胸有成竹？”
“不，你有所不知，”张静江道，“先生做事，顾及自身安危极少。那年讨伐陈炯明叛变，先生亲率‘永丰’舰在前面开路，敌方炮台密集炮击，但先生却挺立舰首甲板，任谁劝阻也不肯下舱去。逸民，你想想看，乱炮齐发中，随时都有可能被击中的啊！当时先后就有六发炮弹击中‘永丰’号，但先生岿然不动，沉着指挥，令将士大为感动。”
朱逸民听了，半晌没有做声，突又问道：“照这么说来，北京之行乃凶多吉少？”
“是啊，”张静江叹息道，“冯焕章虽然掌有军队，但张作霖也控制了半个北京城。何况先生公开发表《北上宣言》，明告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并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等等。这些，必然涉及段祺瑞、张作霖之流及英美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他们不从中捣鬼才怪。”
“不明说不行吗？”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张静江道，“他做事从来都是坦诚在先，更何况，像这等政治主张、国家大事，早晚都要摆到桌面上来谈，他又何须隐瞒自己的观点？”
“唉，这可如何是好。”朱逸民不无忧虑地长叹了一声。良久，张静江打破沉忧的气氛道：“但愿我是杞人忧天。毕竟，先生名重国际，谅段祺瑞、张作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先生暗下毒手吧！”
令张静江意想不到的是，孙中山到北京后，虽然未遭不测，却因过度劳累，加之段祺瑞政府的出尔反尔导致孙中山常常动怒，由此引起肝病爆发，住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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