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在回忆这段同张静江一起工作的日子时，这样说道：
那时期的配合，觉得张人杰很注意大处，更有居安思危之远见。♀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他的一言一语，常常能提高人们的警觉心……
蒋介石在出征前尽管未将政府主席一职交予张静江代理，但他实际上履行了这一要职。由于他具备杰出的经济理财能力以及担任过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的经历，现财政部长宋子文便常去向张静江讨教。一则是宋子文在蒋出征前得到过蒋介石的批示：“政府经济措施，子文应多请教于人杰先生。”二则是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政府财政部长一职，系张静江同蒋介石两人商议决定下来的，对张更是心怀感激。每次来晋见张静江，宋子文都表现得十分恭敬。张静江因身体原因，负责党务一块，已感吃力。他本不愿再多烦心，但宋子文谦恭的态度使他难以拒绝。加之政府财经大事关乎后方稳固及前线军需供给等方方面面，张静江心系国民革命大业，也就不顾自己的劳累，悉心为宋子文出谋划策。
张静江由于日夜操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几乎就要发展到卧床不起的地步，幸喜北伐前线捷报频传，使他精神上大受鼓励。加上政府有关部门在当地为他请了一名老中医来诊治，张静江的腿疾竟奇迹地没再恶化下去。
北伐军攻下长沙后，又于8月19日起连克平江、通城、岳阳、崇阳、蒲圻，进入湖北战场，与敌相持于汀泗桥。这时，在北方指挥同北伐军作战的吴佩孚，闻湘中败报，惊慌失措，于8月25日星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待援，以挽回败局。
汀泗桥系鄂南门户，是粤汉铁路上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隘。攻取汀泗桥，打破吴佩孚死守待援的计划，并打通直捣武汉的门户，是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8月23日，北伐军在羊楼司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主攻汀泗桥。8月26日，第四军自崇阳直至汀泗桥，吴佩孚以第一百团、军官团、大刀队及王献臣部共约七八千人前来增援，与四军对峙。四军“鏖战数日，始将敌之中央阵地突破”。♀27日上午，叶挺**团攻占汀泗桥，歼敌两万余人。汀泗桥战况之烈为北伐所空前，有史书载：“两军死伤均极重大，桥下积尸累累，几使河水为之断流。”
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迫使孙传芳撕下“中立”、“保境安民”的伪装，把五省军队编成五个方面军，约十万人，集中于江西准备分三路向北伐军进攻。北伐军为平定江西，乘敌尚未集中完毕之时，于9月6日起，以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两个师为主，向江西之敌发动攻击，先后克复赣州、萍乡、宜春、万载、修水、高安等地，进抵南昌附近。9月19日，第六军所部在工人、学生和江西省署警备队的配合下，第一次攻占南昌。
10月10日，叶挺**团攻克武昌，生擒守敌刘玉春、陈家谟，俘敌军一万多人。至此，两湖战事结束，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主力。叶挺**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
北伐前线的胜利使张静江兴奋不已，目睹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观音山召开的一次会上这样说道：“静江自民国前追随先生以来，为革命事业之起伏或喜或忧，二十年梦魇岁月，至今日方有大悦，盖因国民革命之盛况空前，为史之无法比拟。北伐势如破竹，民心所向，南北统一指日可望，实大可慰先生九泉之灵！”
10月以后的局势，果如张静江所料。北伐军节节胜利，并于11月1日开始了第二期作战，主战场移至江西。11月3日，李宗仁的第七军与第四军之张发奎师联合攻克德安；11月5日，朱培德右路军攻克九江。11月8日，左中右三路北伐军完全占领南昌。江西一役，全歼孙传芳部十万主力部队。东路北伐军在何应钦的指挥下，先后占领了永定、漳州等地。12月18日，东路军“兵不血刃”进驻福州，占领福建全省。至该年年末，东西两路北伐军已全歼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国民政府已完全控制了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短短五个月，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令张静江更加精神抖擞，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在他代理国民党主席的近五个月时间里，广东各方同心同德，目标一致，不仅彻底摆月兑了“中山舰事件”的阴影，扭转了不利局面，而且形成了前后方遥相呼应，军事行动与党务改进工作同步协调发展的大好形势。据台湾国民党党史记载：“就张的身体以及平生看来，近五个月是他不顾—切担负实际艰巨责任最重要的时候，在当时危颠震撼之际，如果没有他在广州镇定处理一切，蒋总司令如何能在前方顺利完成。”
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在张静江百年诞辰时，于台北各界在重庆南路台北文化大楼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报告张静江生平事略，特别强调：
静老于民国十五年北伐之际，以主席地位，主持中国国民党党务，对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压迫……毅然担起兴灭继绝的重责大任，不唯为国民党保留元气，并且更维系了中国国民党光荣革命传统精神于不坠。
二武昌与南昌
北伐革命势如破竹，摧毁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使全国革命形势转为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南北对峙的局面。为“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张静江于1926年11月8日，召开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16日，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随员六十多人到武汉筹备。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
12月8日，正在筹划政府整体北迁的张静江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不要去武昌。”他感到十分蹊跷。介弟为何一背前言，出尔反尔呢？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张静江的脑袋里像塞进了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时甚难决定取舍。
原来，蒋介石一开始是力主迁都武汉的。按他设想的计划是：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赋予的权力，把总司令部置于国民政府之上，实现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军事独裁。但北伐军攻占武昌后，蒋介石看到两湖地区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特别是武汉地区革命势力的发展，国民党左派和**人共同掌握着武汉革命政权，国民政府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他的总司令部还要受国民政府节制，这就使他的各种计谋很难实现。于是，蒋介石决定另图“宏建非常功业”，一面将嫡系部队布置于江西、福建一带，并大肆收编地方军阀武装，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一面向滞留广州善后的张静江、谭延闿两主席暗示其将另有图谋。
12月10日，第一批由粤汉路北上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按原计划到达武汉。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由徐谦、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董必武、王法勤等组成，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为顾问。蒋介石表面上也表示赞成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然而，他却在暗地里采取两面派手法，发电报给张静江，催促他“速来南昌”。
张静江于15日再次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顿感事态非同寻常。先是“不要去武昌”。后是“速来南昌”。怎么办？他思忖再三，决定还是按蒋介石的电文之意，先去南昌看看情形再说。于是，他便劝说谭延闿及部分留穗的中央委员及政府委员一道先赴南昌。
经过几天准备，12月19日，张静江正式动身赴南昌。就在将要出发之时，突然又收到蒋介石从南昌发来的电报：“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张静江被弄糊涂了。武昌与南昌，究竟是哪一个？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呀！迁都问题始终牵涉到党内两大主流派别的利益。当初，迁都问题在11月8日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时，就曾引起双方代表的较大争议。一派主张迁武汉，另一派则主张迁南昌，双方争执相持不下。他仔细分析了这不同主张的两派人物：“武汉派”是以宋庆龄、谭延闿、吴玉章、鲍罗廷等亲汪亲共或**人物为主，而“南昌派”则大多为蒋介石的亲信。为团结各方力量，加快推进北伐事业，张静江最后拍板迁都武昌。当时，蒋介石并未作坚决反对。
然而，会议之后的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他“速来南昌”。当他决定先去南昌看一看时，蒋又突然来电应“速迁武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静江实在琢磨不透这位介弟的意图。难道，他真的想通了，服从北伐大局了？主动向“武汉派”让步了？
一缕缕青烟袅袅升腾，形成了无数个问号。张静江在办公室里一边踱步，一边慢悠悠地吸着雪茄烟，独自痴痴地遐想着。他望着这些变幻莫测的问号，心中终于冒出了一个特大的疑团：介弟拍来的这份“速迁武昌”电报，或许有误，或许是我们这边的电码译员弄错了，将“南昌”译成了“武昌”？
张静江苦思冥想了很久，终不得其解，便给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去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谭延闿的一位秘书，口气很不耐烦：“谭主席不在家！”
“他到哪里去了？”张静江问。
“你是谁？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是张人杰！”
“对不起！对不起！”对方连忙赔不是，“张主席，谭主席他、他赴晚宴去了。”
“你立即联系谭主席，请他速给我回电！”张静江气呼呼地将话筒挂了。呆坐了片刻，这才觉得肚子饿了，忙唤勤务员弄点吃的。
铃声骤然响起，张静江抓起话筒，听出是谭延闿的声音，揶揄道：“组庵兄，好自在呀！”
“人杰先生休要笑我，”谭延闿在电话那头说，“俗务应酬，推辞不掉，哪里谈得上‘自在’二字！”
“你是政府代主席，又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何用应酬俗务？是哪路财神又来给你发饷了？”
“这——人杰先生何必挖苦我，”谭延闿打着哈哈道，“说吧，找我何事？”
“蒋主席来电，要中央速迁武昌，电报是打给我同你的，找你不着，谁知你却逍遥自在去了！”
“小弟有罪，小弟有罪。我马上就赶过来，请人杰先生少候。”
不一会儿，谭延闿就赶到了张静江的办公室，看罢电文，久久没有做声。
“组庵兄有何意见？”张静江捺不住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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