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的原始建筑以“悬虚构屋”的干栏式为代表，把一根根圆木和木桩以榫卯结合固定，形成一列列排桩，再铺上带有企口的厚木板作地面，然后在厚木板上立柱架梁，筑起离地架空的房屋。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此种建筑的复杂与难度，都要大大超过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半穴式房屋。
河姆渡干栏式住房的出现，是与长江流域多湖泊、沼泽有关的，为了适应这种地理环境，以避庫疫虫害和猛兽，才有了此种“悬虚构屋”。在今人想来十分浪漫的悬虚房屋，在彼时彼地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遗址发掘中发现的是粧木十三排，至少有3座干栏式长屋的“大房子”。但，不再能发现的是造房子之初，悬虚而不得稳固，造了又塌，塌了再造的过程。
关键是榫卯结构，以及企口拼接，这是河姆渡人的杰出贡献。
不同的榫卯结构才能使悬虚之屋得以稳固，如连接地板龙骨的柱脚榫，上承屋梁的柱头榫，还有梁头榫，以及防止受力后松月兑的带木梢钉的榫等等，然后便是企口的拼接技艺了。
在河姆渡人自己设计、自己造房、自己安居的岁月里，房子是家园和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它既是自然环境的点缀，又是一种遮蔽，会产生安全感。况且还有孩子们的哭声和笑声，以及淡淡地升起再飘散的河姆渡的炊烟……
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还发现了水井，距今已有6000多年。它由二百余根桩木、长圆木组成，分内外两圈。外圈是栅栏桩，直径约6米，面积为28平方米。里圈是一方形竖井，边长2米，面积约4平方米。井底距当时地表约1.35米。这口水井的营造方式是在原先就有的水坑中部，打进四排桩木，组成柱木墙，然后清除淤泥。从外围的一圈栅栏及出土的華席残片分析，水井上还曾盖有一井亭。
河姆渡的西部和南部紧邻姚江，6000年前的姚江之水不仅充盈，而且绝对没有污染，挖这口井的必要性何在呢？有专家认为，这里原先就是一个水坑，河姆渡人常在这儿取水，且口感甚好。当旱季到来，坑内水源几近枯干时，便有人在坑底向下挖掘，掘出了一口井来。姚江水总不及井水清，盛夏时井水又特别凉，这大概是河姆渡人打井的主要原因。不过作为主要水源，无疑还是姚江。倘若河姆渡只有这一口井，那么这口井里的井水便相当珍贵了，不知道是人人得而饮之呢，还是有所限制？
公元3世纪前刘熙在《释名》中说：“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在绝对不缺水的年代，水的至珍至贵，在河姆渡人对水的选择中，巳经隐隐约约地凸现了。
河姆渡人认识到水往低处流，这并不难，可以观察得到。地下水通过土壤的渗透作用流人井中的物理知识，恐怕也只是猜想而得到了实践的印证。不过，河姆渡人确实是很精明能干的了，保护井壁的四排桩木，在木桩顶部加套一个方框，均能说明当时的木工技术以及对土壤性能的初步了解。
河姆渡人还以象牙、骨头和木为原料，雕刻而成各种艺术珍品，其中以象牙雕刻为最上品，出土的象牙雕刻中有双鸟朝阳纹碟，中间是5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上方刻有火焰状的纹饰，同心圆两侧各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鸟。鸟的眼睛与太阳纹中心，均以圆锥钻凿而成，生动传神。圆雕鸟形骨匕也是别具一格的，在骨匕的柄部先雕出条纹状，再精雕成身子小尾巴大的鸟的形状，极具夸张感；骨匕柄端雕作鸟首，喙如鹰隼；中间雕出鸟身和翅膀，正面及侧面均刻以直线、短斜线，以示双翼。河姆渡人在制陶捏塑时，显然是随意而挥洒的，并注人了他们的生**验与审美情趣，题材广泛，造型朴实，其中动物形象的陶塑如陶猪、陶鱼，几千年后仍然栩栩如生。
河姆渡遗址同时也保留了原始社会中残酷野蛮的一面：食人和猎首之风的痕迹。
河姆渡第一期发掘报告称：在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1件陶釜、2件陶罐，釜和罐中各有一具婴儿骨骼。初看似乎是瓮罐葬俗，细察则不然，婴儿骨架是与一堆鱼骨混杂于陶釜底部的，再经检测，这具婴儿骨架是被煮过的。贾兰坡先生鉴定后说：“这不用人吃人是解释不通的。”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还发现了“不见头骨”的墓葬，考古学家认为这是“猎首之风”的证据。♀猎首是继食人之后出现的，大多发生于农业部落，源于原始氏族对土地神的崇拜，奉献牺牲，而“人是最受神灵欢迎的牺牲”，于是杀人猎首以为祭奉。
我们可以想见：文明在开始之初便不仅如诗如画，也有血有肉。文明在克服野蛮的同时，又在制造着新的野蛮。文明既与劳动和沉思冥想分不开，也常常与杀戮同行。
文明的内容之中肯定有不文明。
文明的别一种解释是泥沙俱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长江一如往昔地奔突、咆哮、义无反顾，在既定的航程上走着绵绵无尽的不归之路。
长江水肯定淹死过人。
长江浪肯定颠覆过船。
长江全然不在乎这些，颂歌诗吟不在乎，悲苦哀哭不在乎，它的流动的大使命将会把这一切都带进汪洋大海，而在华夏大地的一大片疆土上，长江及其支流将要像网络一样使之湿润，并且稳固，使大地成为完整的集合。人只居其一，人早就纷至沓来了，人类文明中确有辉煌的篇章，但不是一本书的全部。
面对群山庄严的矗立，面对森林绿色的神圣，面对草木柔弱的枯荣，长江在其间流过，涛声在山壁轰响，水珠在草叶上滚动，人啊，你作何感想？
长江序曲巳经在亿万年前便流动了，并且延展到现在。
我曾不止一次地从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南京、汉口、宜昌、三峡、重庆……从下游到上游，私心希望能分出几部乐章。后来我知道了，我无法折叠长江的波涛，我们听到的也许永远只是长江序曲的若干片断。
这多少有点遗憾，却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这些至今还活着、并有幸目睹“惟见长江天际流”的人们，应该醒悟了：江河的历史不知要比人类的历史丰富、悠久多少！没有河流的以往又哪来人类短暂的过去呢？当生命在一滴水珠中闪现时，生命才是美好的；当人类和山川草木一起集合于完整的大地时，人类才是有希望的。
亲爱的读者，现在我要向着长江上游走去，靠近它的源头。中午，在直射的阳光下，天空格外高远而且蔚蓝。
高原上耸起的都是洁白的雪山冰川，圣洁到冰冷，庄严到沉重，当冰川融水点点滴滴淌下时，一条大江诞生了！那回荡在长江源区的呼喊、吟唱，或多或少总是经过巴塘河，融入通天河，汇进长江里了。
在美好的心灵里，一切美好都可以期待。
江源真言江万里，江源何处？
这是一个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话题，也让世界大惑不解：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可是为什么独独对这一条与黄河一样，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认知如此模糊呢？也许是因为中国少有探险者，或者说中国国民性中更多的是家族意识，缺少的是大地意识。
早在战国时期，《尚书禹贡》中就出现了“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说，这一短语可以理解为大禹治水曾达蜗山，也包含了长江源于岷江的意思。《山海经，中山经》也有“蛾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的记述。《尚书‘禹贡》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因而“岷山导江”之说几乎就是不可怀疑的，影响久远而广泛。与《尚书‘禹贡》同时代的《荀子’子道篇》更为直截了当地断言：“江出于岷山。”这是江源认识史上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是否正确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后人要在再认识的过程中，修正或者证实它。
西汉武帝时通西南夷，在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设立了一批郡县，其时人们对西南边疆的地理知识比以前增多了，发现了若水一今雅砻江和绳水一今金沙江。《汉书·地理志》的相关记载说明，当西汉时人们已经知道金沙江的长度要远远超过岷江。但圣人之典不可违背，北魏郿道元在《水经注》中，仍把金沙江当作岷江的一条支流。
隋唐时，似乎有过寻江源的考察活动。《隋书·经籍志二》记载，有“《寻江源记》一卷”，“《四海百川水源记》一卷”等书，李白在《过彭蠡湖》诗中也写道：“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但，因为《寻江源记》、《四海百川水源记》的早已散失不存，而无法知道当时的寻江源寻到何处，认为哪里是正源。
唐初攻打吐谷浑及文成公主入藏，由于入藏通道必经今通天河流域，这使当时人们对长江的认识意外地上溯到了金沙江上源。樊绰《蛮书》卷2记载：“磨些江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犁牛石下，故谓之犁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铁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又东北人戎州界为马湖江，至开边县南，与朱提江合流，至戎州南城人外江。”这一段记述很有意思，犁牛石山，在清代又叫乳牛山、巴萨通拉木山，就是唐古拉山，而犁牛河亦即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磨些江、泸水、马湖江为当时金沙江各个河段的名称，戎州为今四川省宜宾，外江是都江堰以下的岷江别称。樊绰说，犁牛河发源于犁牛石山，接纳众支流，东北流至戎州注入外江。虽然并未摆月兑“岷山导江”的束缚，但已是中国历史上正确、完整认识并记载金沙江的第一人。
明朝洪武初年，著名僧人宗勸奉使西域，返归途中经过江河源头地区，他在《望河源》诗的序言中说：“河源出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犁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人犁牛河，东北之水为河源。”当他在山中饮犁牛河水时，藏民见之说：“汉人今饮汉水矣！”显然，宗泐是以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为黄河与金沙江分水岭的，金沙江之源却在通天河左岸的某一条支流了。
明确地指出金沙江是长江正源的，是明末徐霞客。
徐霞客在《江源考》中首先把江源与河源两相比较，并质疑道：“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他又认为：“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只是因为“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倶莫能溯”，故往往不知其详。所以结果是“河源屡经寻讨，故始知其远；江源无从问津，故仅宗其近”。徐霞客还认为“岷江经成都至叙（今宜宾）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说岷江汇人长江如同渭河流人黄河一样，岷江只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从而，徐霞客明确提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把“岷山导江”说推而翻之。
徐霞客到了云南丽江的石鼓，未能再溯江西上，离开真正的江源还很远。徐霞客的江源“必当以金沙江为首”，只是指出了江源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是对的，并且有别于“岷山导江”说，这就是徐霞客了不起的地方。
在《尚书禹贡》和徐霞客之间，就江源而言，直到清代相信前者的要多得多，认为“霞客不足道”，重要的是“经有明文”。后来的事实是不管写到了什么书上，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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