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勇一脸的气愤这才稍稍消退，接着却现出不服气的样子。♀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秦钢不等他开口，继续说下去。
“一个**问题，能把我们压垮吗？只要我们百折不挠……”
钟勇有点儿不耐烦地插话了。
“辉煌，只是过去。现在哪有什么‘百折不挠’，就是好人怕坏人，谁主持正义，谁受孤立打击，”说到这里，钟勇不由哽咽了，但又往下说，“如今一些干部就是动贪心，灭良心，就像社会上传的五子登科：‘王子’——像陈良宇、郑筱萸之流，‘太子’——像发横财的一些领导干部家属子女，还有骗子、婊子和流子。收拾纪委书记，就能平民愤求‘团结’啦？长治久安啦？”
秦钢不说话了。
“过去，整整一个时代干部廉洁奉公，到今天也没谁说个‘不’字，可这几十年干部状况怎么样？我们厅，外地干部想进省会，就得拜人事处这‘码头’。送得少了，人事干部们就咳嗽，直到送够才理你，就是一口价，一直咳嗽到够数为止。一个厅的组织人事部门，竟成了省城户口和官帽子的批发市场。吏治**到了这种程度，谈什么狗屁经济建设？不管送的还是收的，还谁都不吭气，反正各取所需、各有所得，都千方百计叫纪委拿不到证据。如果你不依不饶，哪怕观音菩萨也请你立即开路。”
秦钢有点儿不耐烦了，想又是纪委书记们的通病，抓不到证据，只会发牢骚。现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问题，一抓一把。你钟勇要是一般干部还能这样，可你是纪检干部，单位发生问题，首先追究你的责任，怎么监督的？
秦钢低垂下眼帘，问：“你说，该怎么办？”
钟勇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央说的。现在是干部问题上乱了套，只要没逮住大错，什么乌龟王八蛋都能稳稳一步一步往上升，要能拉帮结伙，更能青云直上。我看，中国一有风吹草动，最先打白旗的就是他们，还会像他们的苏共哥们儿一呼百应……”
秦钢心头一震。他当然知道，苏共的问题就出在“人”的身上：在基层，党员干部们顶礼膜拜权势、关系和金钱；在高层，戈尔巴乔夫只知保总统权力，保不住了，就保高薪、豪宅和众多保镖；像那个盖达尔，西方社会早公认为“芝加哥小男孩”，正是他不遗余力推行的休克疗法，把俄罗斯拖入经济崩溃的深渊；雅科夫列夫早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提出，要将“苏共一分为二”，分为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就这帮子“人”，能不叫苏共和苏联一步一步走向分裂和灭亡吗？可是，我们又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避免前苏联的悲剧呢？
想到这儿，他诚恳地跟这位想撂挑子的纪委书记探讨起来。
“是的，怎么解决‘人’的问题呢？打一建国，什么招儿没使过呢？真可以说，但凡想到的都用过了，可效果呢？就像中央纪委最近指出的，‘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人员级别越来越高’。♀搞运动的路，肯定行不通，可什么路又能奏效呢？我想，最起码，还得靠咱们各级纪委坚持不懈战斗到底。”
秦钢感到口干舌燥了，靠在椅背上，凝视着钟勇。
“所以，咱们还得‘认识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牢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即使有千难万险，也要坚决反**，决不能退缩啊！”
28
秦钢的教育再度鼓起钟勇的信心。
第二天，钟勇叫上纪检办主任，找田处长谈话。田处长坐在对面沙发中，一跳老高，叫：“扯你妈x淡，你们没资格找我，我拒绝回答。整人。告诉你钟勇，你已经被免了，死到临头还不想法巴结我们，还他妈整人，你没这个权力。老子走人。”说着，他拔腿向门口走去，到了门边却没马上去拉房门。
他身后，传来钟勇冷冷的声音：“现在，我还是纪委书记。我的任职文件是纪工委下的，免职文件还得他们下，没下达这文件之前，谁也甭想动我！除非把我杀掉，要不，我是绝对不会罢手的。”
田处长呆住了，万万没想到钟勇这样回答。
然后，他回转身来，暴跳如雷。
“你混蛋，你不是纪委书记啦。”
钟勇满怀信心地哈哈大笑，继续说：“核实问题，是机关纪委的权力，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处长了，就是吕宇，我也有权力找他本人谈话，这是党章规定的！别以为你们官大人多，我俩就不敢碰。不过，你不谈也可以，我们马上向上级纪委报告，把你的问题上交，说机关纪委查不了，请他们帮助调查。你看，你是愿意跟我们机关纪委谈呢，还是愿意由他们找你谈呢？你别不服气：你伪造了省委组织部的任命件，还有你原单位的任职件，已经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一旦闹到省纪委，他们会像我俩这么客气？马上把犯罪材料移交司法，进入司法程序。你看，你是老老实实跟我们谈，还是叫我们把案子上交，你跟省纪委和检察院谈呢？随你。”
钟勇发现田处长竟微微颤抖起来，他咬牙切齿地想：这帮流氓，逞狂这么多年，始终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光没事人似的，还连走路都昂着头。不过，只要你跟他们斗，还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纪检办主任放下笔来，看着田处长，突然怒吼一声：“回来！”
田处长不由哆嗦一下。
钟勇忍住怒火，不疾不徐地道：“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想挽救你，不过，你顽抗也可以，好好看看这条道儿吧。”说着，钟勇指了指桌上摆着的刑法书，凶狠狠笑道：“你好好对照对照，掂量掂量，是争取‘坦白从宽’，还是‘抗拒从严’，看看能判你多少年呢？”
田处长艰难转身了。
看着又坐回沙发的这**分子，钟勇清楚，只要打开这个缺口，很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许党员群众就敢讲话了，水库建设中的**问题就能揭开盖子，也才有可能揪出省分管领导儿子一伙。这样的话，下游人们头上顶的这盆水也就安全了，水库隐患就能排除了。
他不禁回想起那天秦钢教育自己的话。秦钢说，现在反**，就跟当年打日本鬼子差不多，照样得“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可不能见着鬼子就举白旗啊。
秦钢又说：如果听任**遍地为患，贪官恶吏就必然制造怨民，怨民无处投诉就只有抗争，结果又回到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怨民与恶吏对抗的怪圈。所以，**和反**，就是尖锐的对立，你死我活。咱们执纪的也无路可退。
秦钢还给他讲了个故事：三位意大利公务员被**上司送进疯人院，其中两个拼命解释自己不是疯子，可越这样越被医生们认为货真价实。第三个俯首帖耳，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还像平时读书看报，护士为他刮脸，他还表示谢意，于是很快被批准出院。一出院，他立即报警救了另外两人，同时举报了上司。秦钢说，丢掉幻想吧，不过，还得讲究方式方法。
最后，秦钢给钟勇讲了他从来没跟别人说过的事儿：秦钢父亲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入党的，就像这些年出现的党内**一样，那时党内也出现了“叛徒狂潮”，就连党和党的预备队的最高领导们——党中央总书记和团中央书记全叛变了。其中，最恶劣的是一位组织部长，一被逮捕，就在警车里跟特务们讨价还价起来。警车呢，就在上海的大马路上兜圈子，一讲妥价钱，这位“党员领导干部”便带上一车特务，按他掌握的名单地址去抓自己的上级和下级们。那时秦钢父亲是共青团某省“青斗部”部长，也就是“青年工人斗争部部长”，还兼着中国最大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于是紧急召集同志们开会，大家一致决议：“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革命呢！”
此时，看着瘫在沙发中的田处长，钟勇又想到秦钢给自己说的这些事情，不觉眼里热乎乎的，浑身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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