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隶属正红旗。♀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你就知道了。正红旗属“下三旗”，但他却能顶破一层又一层天然障碍，钻到皇帝身边任御前侍卫，这不能不佩服其钻营功夫。从顺治帝时代起，御前侍卫均选自皇帝亲自统帅的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当皇帝贴身侍卫也就成了“上三旗”的特权。按清制，负责皇宫、行宫警卫的侍卫处，编制一等侍卫六十人，二等侍卫一百五十人，三等侍卫二百六十人，蓝翎侍卫九十人。这些侍卫的官秩都很高，一、二、三等分别为正三品、正四品和正五品。按定制，“上三旗”子弟才有资格充当御前侍卫，“下五旗”子弟只能去当王府护卫。乾隆三十七年，二十二周岁的和珅跻身于三等侍卫行列，不久进入粘杆处任侍卫。粘杆处，因其只要负责皇帝“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又称“上虞备用处”。皇帝出巡时服侍护卫，闲暇时陪同皇帝玩乐，一天到晚围着皇帝转；一旦讨得皇上欢心，皇恩雨露往往能够优先打到头上。清代由侍卫发迹成为达官显贵的榜样很多，康熙朝大学士索额图，乾隆朝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内阁首辅傅恒，都是从御前侍卫任上飞黄腾达的。虽然当御前侍卫干的是“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类的下等活，比官学生或居家闲散的悠闲生活辛苦得多，但因为这是一条发达之路，贵族官家子弟趋之若鹜，为争这个显缺打破头。“下三旗”出身的和珅在竞争中的劣势自不待说，居然能大获成功，表明他在打通关节方面能力超强，堪称钻缝破障的行家里手。当上御前侍卫的和珅写下一首诗：“纵马凌云去，弯弓向月看。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欢。”这首诗活月兑月兑勾勒出御前侍卫和珅的精神世界：终于获得在皇上鼻子底下当差的机会，终于与“上三旗”子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种种行役之苦统统退隐远去，凸现在仕途风景线前面的唯有洋洋得意。
和珅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精于揣摩主子心思。成为乾隆帝肚里的一条虫子，他就有这番本事。而且，只要乾隆帝喜好之事，他都抢着去做、尽心去做，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身为堂堂军机大臣，朝廷大员，他总是“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要成为皇上肚里一条虫子绝非易事，和珅却做到了。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案，就可见识和珅这一手的厉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御前大臣和珅偕刑部侍郎喀宁奉旨奔赴云南，对云贵总督李侍尧进行突然审讯。直接起因是，曾任云南粮储道的海宁控告李侍尧受贿、勒索。马蹄在南去的驿道上泼风似的狂奔，和珅的脑子也在泼风似的飞转。他意识到这个案子很不简单，此案处理结果是否深契圣意，对他自己未来仕途至关重要。
“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清史稿》中这九字，揭示了李侍尧的特点和其在乾隆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李侍尧隶属汉军正蓝旗，“短小精干，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除了才具非凡，此人还颇有来头。他是额驸李世芳四世孙。李世芳是最早向努尔哈赤投诚的明军将领，出于瓦解明朝边将的政治需要，努尔哈赤将孙女嫁给他，授其为一等伯，遂成清初标志性政治人物。背景不凡、才华横溢的李侍尧，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得睹天颜时就受乾隆帝赏识，破格由印务参领擢升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乾隆帝委派他署理两广总督。广州从隋唐起就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廷在广州设立海关，该地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两广总督既是要职也是肥缺。乾隆帝对李侍尧很器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正式任命他为两广总督。皇上对李侍尧格外垂青，三度委派他担任这一要职和美差，累计长达十五年。此外，还先后出任过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李侍尧精明强干、政绩斐然，乾隆帝对他总是高看一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侍尧，就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此后两年，被抬入汉军镶黄旗，由“下三旗”升为“上三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在选调李侍尧任云贵总督时评价说，“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者，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认定李侍尧在总督队伍中最为能干。
李侍尧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久历疆臣，宠荣超常，乾隆帝为何突然对他下手？和珅虽聪明机警，却一时猜不透帝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费尽心机，憋出一身冷汗。他在路过奇石遍地的贵州时，咏物言志，写下一首长诗，吐露当时心情：“……禅机岂可妄相求，我对石言石点头。丝缕牵缠尘纲重，溪山笔傲宦情收。凉汗沾肌岚风冷，策马依然纵玉鞭。回首绝壁矗青天，山灵不许游踪恋，顷刻飞云罩暮烟。”在和珅心中，帝意何在，这是处理李侍尧案的唯一要害。然而，禅机不可妄相求，这一点似乎连石头都明白。驿马飞奔上万里，和珅揣摩帝意禅机的心思从未停息。
抵达云南，和珅对李侍尧仆人进行突击审讯。李侍尧猝不及防，掩盖不及，后头未擦干净的屎迹曝于阳光之下：他收受部属奉送的馈赠和规礼，还不失时机地暗示他们送其他厚礼，甚至巧立名目进行勒索。一次，他令仆人将一颗珍珠强行推销给昆明知县，竟开出白银三千两的天价。还有一次，他将一颗珍珠强卖给属下一位同知，要价两千两。总督大人掌管着他们的仕途生死簿，知县、同知等辈哪敢说个“不”字。查讯结果，李侍尧共勒索属下白银三万五千两。但可断定，这只是其勒索、受贿金额的冰山一角。因为，其家人张永受在京城就有房产六处、地亩一处，放债银四千两，在易州还有房屋数十间、耕地四五顷。一个家奴尚且有如此惊人的非法收入，久任富庶之地总督大人的李侍尧搜括之巨不难推想。
当时总督队伍中，李侍尧还不是声名狼藉之辈。他贪污受贿、勒索部属，也不光全是充填自家腰包。他向部属勒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皇上也向他勒索，只不过皇上勒索时美其名曰“进贡”。按明文规定，凡年节、皇帝万寿、太后千秋，官员都要掏腰包进贡。没名没目的贡奉，比有名有目的还要多。乾隆帝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皇帝，简单奉上金条银锭不能换得他的笑颜，对贡品他讲求艺术性。李侍尧在两广总督任内好办，处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最大商埠，不缺能赢得皇上欢心的“西洋镜”，什么会唱歌儿的盒子啦，会自动游弋的精巧小船啦，会嘀嘀嗒嗒自动报时的钟表啦，等等。这些从西洋舶来的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技的结晶，论新、奇、巧，必然占据最前沿，其他总督无法比肩。皇上见了年年翻新的“西洋镜”，笑逐颜开，而且总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一次进贡后，乾隆帝正经八百地向李侍尧颁了一道圣旨：“此次所进镶金洋表亭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比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对贡品就犯愁了，虽说从广州带来的“西洋镜”还有库存，但这类东西不能再贡，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这方面必定更新潮。云贵的优势是盛产金银，要想博取皇上龙颜大悦，得将金条银锭精细加工，打造成精妙绝伦的工艺品。当然，在加工过程中还得花费一大笔银子做加工费。朝廷支给总督的正俸和养廉银，是绝对承担不起贡奉费用的。各省总督为正二品官员，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俸禄相当微薄，比给俸不丰的明朝官员还要低得多。例如，明朝正一品官员月俸支米八十七石，按每石米折银一两计算，大体相当于清朝同品级官员的四倍；同样计算，明朝七品官比清朝同品级官员俸禄高一点三三倍。为防止官员贪污勒索，雍正年间起，实行养廉银制度，即从耗羡银中提取一部分发给官员，供养廉之用。“养廉者，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也。”据光绪《清会典事例》，总督每年养廉银大概在二万至一万三千两之间。如此区区正俸和养廉银，对于总督大人的挥霍、排场和进贡需要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督抚勒索，督抚便向部属勒索，层层效仿，层层搜括。李侍尧只是清朝官场搜括体系中的其中一环。
李侍尧倒是真精明，天塌下来自个儿顶着，任凭审过来审过去，咬紧牙关，不提“贡”字。
案情既已查实，和珅便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到底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留他一线生路，还是了断性命？
和珅知道，乾隆帝对贪官污吏下手历来非常狠。他一上台就强调：“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努力将自己的吏治主张付诸实施，一批高官成为其倡廉肃贪的刀下鬼：乾隆六年（1741年），兵部尚书鄂善因受贿千两白银被正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令犯有勒索部属罪的云贵总督恒文自杀，将在山西巡抚任内侵吞帑银二万两的蒋洲处以极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将侵吞盐引的两淮盐政高恒处死，此公是慧贤皇贵妃的弟弟，还是一个贵戚；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将以开矿营利肥私的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现任巡抚良卿正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将勒索部属金玉的云南布政使钱度处死；此后三年，将私役维吾尔百姓采玉牟利的高朴当地正法，此公系高恒之子，慧贤皇贵妃之侄。
综观肃贪史，乾隆中叶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浙江巡抚卢焯一人。乾隆六年（1741年），卢焯在审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案时，收受汪氏贿银五万两。结果，乾隆帝裁定，留其一命，限期退出赃银，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获赦，此后四年重新起用。卢焯贪污数额远远高于鄂善、蒋洲等人，为何能逃月兑杀身之祸？是不是乾隆帝考虑到卢焯是有名的能臣，兴利除弊，政绩卓著，在百姓中颇有声望，因此对他网开一面？这似乎也说不通。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在其任上建言建树很多，政绩显著，尤其是善于抓住问题、切中要害，深得乾隆帝宠信，为何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一部乾隆肃贪史表明，贪污官员可生可死，但死多于生。和珅遂将思绪整个聚焦到卢焯、高恒身上。一生一死，前者何以生，后者何以死？和珅明白，悟透其中玄机，李侍尧的生死答案也就出来了。
李侍尧的生与死之所以令和珅费尽心思，是因为这不只事关他李侍尧掉不掉脑袋，而是事关乾隆帝高兴不高兴，事关和珅本人仕途关键时刻跌跟斗还是得高分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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