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得以进入军机处，是因为作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逝世，次月二十七日，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旻宁登临太和殿即皇帝位，以翌年为道光元年。就在这前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临终时，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位军机大臣拟缮遗诏，其中说高宗乾隆帝出生地为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这份遗诏拟成后，道光帝作了审阅，“未经看出错误之处”。遗诏顺利出笼，颁告天下，满汉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一切顺顺溜溜。偏偏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挑出了遗诏中的一个毛病：乾隆帝出生地应是北京雍和宫，而不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刘风诰便将这一发现禀告曹振镛。曹振镛听了，很快将这一情况奏报道光帝。乾隆帝是道光帝祖父、嘉庆帝生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道光帝龙颜大怒，迅速传旨诘问。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回奏，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绝对是有根据的，出处就是嘉庆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诗注。按说，嘉庆帝是乾隆帝的儿子，乾隆帝出生地出自其御注诗注，作为皇帝御制诗集，付梓刊印前御用文人反反复复校勘自不必说，皇帝本人必定也是高度重视、慎之又慎、反复把关，应当具有权威性。然而，认真考证，乾隆帝出生地的确是雍和宫，而非避暑山庄，遗诏有关说法确实错了。道光帝大光其火，九月初七日降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旋即各降四级，只留大学士虚衔；卢荫溥、文孚各降五级，仍留军机处行走，但没过多久他们也被逐出军机处。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道光帝命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同时进入军机处的，还有吏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黄钺。三个月后，进入道光元年，曹振镛平步青云，荣任军机处领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冷静看来，乾隆帝出生地被误事件被道光帝整个放大了。虽说遗诏中将祖父出生地搞错，确实不大严肃，有损皇家脸面，但也不至于闹得如此惊天动地，不至于撤换军机处全套人马。即便要认真追究，论错，首先错在嘉庆帝，他在如此权威的诗集中竟将父亲的出生地搞错了；其次道光帝本人也难辞其咎，他审阅遗诏没有把好关。曹振镛的功劳也被严重夸张了，他除了因此进入军机处、成为领班军机大臣外，还暴得连他自己都大出意外的奖赏，这一事件后仅半年，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他被晋为太子太傅、转授武英殿大学士，在官场金字塔攀登中品衔和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武英殿大学士仅次于保和殿大学士和文华殿大学士，而且自乾隆朝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授过保和殿大学士。因此，曹振镛能攀升至武英殿大学士，堪称荣耀至极。道光帝借乾隆帝出生地之误大做文章，恩宠提拔曹振镛，严厉惩处四军机，使不少史家怀疑其背后还有另外深层原因。或许，托津等四军机前些年不知不觉得罪了皇子身份的旻宁；或许，皇子时期的旻宁早就激赏曹振镛。严惩四军机，重用曹振镛，出生地事件也许只是一个炮引子。
曹振镛不仅得宠令人吃惊，固宠亦令人吃惊。
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未见他有什么超乎寻常的作为，却见他在官场上一个劲地往上蹿，闪着七彩光环的巨大荣耀，接连不断落在他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万寿节，道光帝在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十五老臣，曹振镛在这班老臣中年龄最小，但也分享了与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荣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皇子包括未来皇帝的师傅头领。道光六年（1826年），他入值南书房，担起“拟御纂笔札”之任，成为须臾不离的股肱大臣。♀削平张格尔叛乱、再定回疆之际，他荣晋太子太师。第二年，张格尔被擒消息传来，道光帝封赏群臣，将七十一岁的曹振镛晋为太傅，赐予紫缰，获得在紫光阁陈列画像的殊荣，进入显赫功臣之列。清代沿袭历代制度，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曹振镛位列“三公”，可谓宠荣备至。曹振镛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份荣耀，上疏坚决辞谢。道光帝对此大为欣赏，颁诏说，凡是军机大臣每人另绘一幅画像，“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道光帝还亲笔题词，对首辅曹振镛这些年为人、做事、学问给予高度评价：“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月复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庆典，赐予曹振镛双眼花翎。大清开国以来，获戴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三四位，而且都是满洲大员，因此汉族官员能获戴双眼花翎，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八十周岁的曹振镛死去，留下生前自缮的一份遗疏，附折上陈述了十余件事。道光帝为之震悼，颁诏对曹爱卿盖棺定论：“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
道光帝虽以高八度的调子评价曹振镛，但认真搜求，无论立德、立业，曹公均无赫赫过人之处。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此公一贯作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首领林清发动“禁门之变”，嘉庆帝正在热河，随行诸臣闻变失措，劝谏皇上不要立即返京，先调兵前往镇压再说，当时只有太保、领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力谏皇上回銮，以亲自控制朝局，情真意切以致涕泪纵横。当时留京办事的曹振镛，在镇压天理教徒起义后，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保持城内平静。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嘲讽曹、董二公：“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据说，两人见了这副对联，不禁相视而笑。
由于确实没有多少事值得传记，《清史稿》中曹振镛列传的篇幅很短，仅七百余字。傅恒是乾隆朝领班军机大臣，在这个位置干了十六年，只比曹公多干一年，死时还不到四十八岁，比曹公少活二十多年，但他的传记篇幅足比曹公长五倍。
平平庸庸却能平步青云，无所建树却能长保荣宠，其中必是大有奥秘。那么，这一奥秘是什么呢？
《瞑庵杂识》中说：“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多磕头、少说话”仅六字，高度凝练。事理透彻必简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相国将玄而又玄的做官秘经仅用此六字说尽，也可算一绝。此公无论立德、立业、立言，均没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但这一做官六字诀绝对流芳百世。不然，这一密室耳语、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怎会一出口便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表示谦恭，含义多多，但人见人爱；少说话，不是不说话，更不是乱说话，而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一下说到点子上。古来便有“伴君如伴虎”之说，曹公“多磕头、少说话”，能让至高至尊的道光帝满意，能让他老人家十几年如一日地满意，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多磕头、少说话”六字诀，是曹公为官数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之所以奉行这一六字诀，要害是曹公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
道光帝是个守成皇帝。他所处的时代，对大清王朝而言，由盛转衰；对中国社会而言，漫漫两千多年封建政体走向尽头、面临分崩离析；对中华民族而言，面对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大碰撞大激荡。但掌握中国这条古老大龙船舵把的道光帝，面对轰然而至的历史巨变，面对“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缺乏变革创新的魄力和能力，抱残守缺，麻木不仁，一味因循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古老龙船烂帮进水、日渐沉沦。
于是，曹振镛把皇上的“守成主义”当做自己的旗帜。
道光帝崇尚节俭，曹振镛厉行节约。
综观中国历史两千余年、二十多个朝代，道光是最“抠门”的一个皇帝。在当皇帝前，道光帝就深受儒家传统德俭思想的熏陶，认为大清王朝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只有崇俭去奢，节俭爱人，才能保持王朝万世不衰。在他所著《养正书屋诗文全集》中，倡行节俭的文章占有显著篇幅，《崇俭去奢论》《节用而爱人论》《临财而无苟得论》《节以制度论》等等。当皇帝后，他将节俭思想上升为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阐释，道光元年的御制《声色货利论》，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御制《慎德堂记》，是他宣扬节俭思想的代表作。道光帝模范践行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力戒宫廷浮华。裁减仪仗，道光元年正月初一，他首次登临太和殿，就下令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当年还停止他从圆明园返宫时王公大臣恭迎接驾、大排仪仗的繁文缛节。规定皇室成员婚礼从简，他最宠爱的皇六子奕訢举行结婚典礼，按制在接新娘进宫、行跪拜礼后，要在宫内大摆宴席，但他特地传旨，停止奏乐，取消宴席；五公主出嫁，他要求内务府官员从俭办理，置办嫁妆及所有仪注开销不得超过两千两银子，不然由内务府大臣赔垫，内务府大臣抠抠唆唆地操办，结果还是贴赔了数百两银子。省简膳食，他自己每日只点四盘菜肴，一次皇后过生日，破除大摆筵席旧例，吩咐只用猪肉打卤面赏赐内廷，为清历朝所罕见。裁减陵寝工程，谕令务使朴实，裁减陵内月台、碑亭等工程。另一方面，他削减地方进贡。定期向皇帝纳贡，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定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道光帝刚即皇帝位，就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谕令停止一切供献，连食品也不准进呈，表达了他立戒奢靡的决心。结果，他在位三十年，各省贡赋裁汰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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