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翼在广安待了一个星期，天安还是不肯走。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杨小翼已弄明白天安不走的原因，他是在等他父亲最后的结果。伍伯伯告诉杨小翼，对伍思岷的公判大会就在这几天开审。杨小翼决定耐心地再等待几天，凭她对政治的了解，伍思岷一定会被判坐牢的，这个结果肯定会让天安失望，也许失望会让天安最终答应跟她走。
伍思岷拒绝见杨小翼，他通过中间人传话，他目前不想见任何人。伍思岷这样的反应，杨小翼一点儿也不意外，这完全符合他过于自尊的个性。
公判大会那天，天安执意要去现场。她劝天安不要去，但他不听劝告，杨小翼只好带着他。他们坐在下面仔细聆听了公诉人对伍思岷等人的指控，单就指控所述的事实，这些人确实犯了滔天大罪，好多人都犯有命案。伍思岷也一样，他曾置吕维宁于死地、把那教委主任投入了监狱。杨小翼注意到在官方的控诉状中，一无例外地把被害者称为革命路线的代表，成了被“四人帮”逼害的英雄，这样的叙述离事实是多么远。
天安一直低着头，杨小翼不清楚他听了这些控诉后是否相信确有其事。她非常痛苦，她真的不想天安听到这些，他还年少，根本弄不清人世间的这一出出悲喜剧。
伍思岷站在审判台上，挂着牌子，他身子挺直，目光坚定，他的样子没有任何被审判者的不安，对控方所指控的内容，他也没作任何辩解。
杨小翼曾经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公审场面，她清楚这样的公审其实同法律没有太大的关系，它的程序和事证相对来说是不完整的、草率的，相反，这样的群众式的审判同革命的关系更为密切些。
所谓革命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进行的，否则不叫革命。杨小翼知道，无论是吕维宁的死还是那个教委主任的坐牢，伍思岷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伍思岷这样做实际上继承了革命的传统，在杨小翼看过的电影（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或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里，革命者要枪决某个人（也许是叛徒，也许是反革命，也许是一个恶霸），只要在举枪前高喊“我代表人民”，他打出的那置人于死地的一枪便有了神圣的道德合理性，但是在法律的概念上，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都是草菅人命。法律审判需要程序和证明，当有人“代表人民”开枪的时候，那个倒在枪口下的人真的该当死罪吗？如果那一枪错了呢？那么那个“代表人民”的革命者是不是有罪呢？没有人去追问这一点，在革命神圣的光环下，提及这一点便是对革命的亵渎。杀人本就是神圣革命的一个必要手段，杀人也因此是正义和神圣的，因而是合法的。在一九六六年以来的那场“革命”中，当被鼓动起来的年轻人的热情像狂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时，这些年轻人的思维中依旧是“我代表人民”。他们把那些面目可疑的人定为“人民”的对立面，然后用尽办法惩处他们或折磨他们，其中当然不乏吕维宁这样的被处死者。这些所谓的“小将”们肯定在杀人，但他们杀人的理由和革命时期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革命时期的杀人无人追究，而他们一定要被追究？
杨小翼虽然在心里这样替伍思岷辩驳，但她知道他有罪，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来自他内心的仇恨，仇恨是多么可怕，就像藉仇恨掀起的革命，仇恨有着惊人的力量。
公审进入最后一个程序，主审法官开始宣读对所有罪犯的判决。他的语调显得声嘶力竭，好像唯此才能表明审判的正义。当法官最后宣读伍思岷的判决时，声调又拉高了八度。伍思岷被判有罪，刑期为二十年。法官话音刚落，伍思岷突然高喊：
“**万岁！**革命路线万岁！”
伍思岷还没喊完，他就被机敏的民警严密押住，被塞住了嘴巴。♀广场上的群众一阵骚动。杨小翼突然感到寒冷，浑身颤抖起来。
天安就是这个时候冲向审判台的。杨小翼使劲地拉住他，可他的力气是多么大啊，简直像一头发狂的小牛犊。她说，天安，你想干什么啊，这是没用的。边上的群众看出他们的身份，都冷漠地看着他们。革命让群众在这种时候都成了势利眼。民警看到了这边的骚乱，过来维持秩序。天安见到民警就哭了，他显然是信任民警的，在他心里民警是公正的化身。他说，我爸爸没有罪，你们怎么抓了他？民警面无表情。
杨小翼带着儿子回到了北京，并让他在住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就读。
好长一段时间，天安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他有一种很强的自卑感。自卑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可能同他父亲被判刑有关，也同他来自一个小城有关。
杨小翼注意到，到了北京后，担忧天安从来不提他的父亲，也不提广安的生活。他安静地同杨小翼生活在一起，但正是这种安静让杨小翼担忧，天安有一种把自己的内心严密封锁起来的倾向。
杨小翼通过适当的渠道打听天安在学校里的情形。在学校他备受欺负。他的那些北京同学嘲笑他的四川口音，嘲笑他的发式，嘲笑他走路的样子，嘲笑他身上的一切。杨小翼非常辛酸，她决定和天安的班主任谈一谈。
天安的班主任姓应，名向真，很好听的名字。看到这个名字，杨小翼对她就颇有好感。杨小翼以为应老师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但见到她才发现已是个老太太了。
杨小翼为了照顾天安的自尊，把应老师约到学校附近的公园门口见面。杨小翼先到，过了一会儿，她看到应老师风风火火地赶过来了。应老师为人非常爽快，典型的北京妇人，一口京片子，见到杨小翼，她就夸天安，人很乖，成绩虽然不算最好，但还不错，只是有一样不好，经常给同学抄作业。
杨小翼听应老师的口气，猜测应老师未必知道天安受欺负的事。不过，总是这样的，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一般都会瞒着老师。杨小翼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说给应老师听，问应老师该怎么办？应老师倒是毫不介意，她安慰杨小翼：“孩子们某种程度上比大人更势利，他们总喜欢欺生，熟了就好了，慢慢会过去的。”
杨小翼听应老师这么说颇为失望，作为老师，这样的态度也太不负责任了。杨小翼也没提什么要求，而是和应老师拉家常。应老师快人快语，一聊就聊到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多了，刚当兵回来，在首钢工作，已找了个媳妇，正恋爱着。她还说起她的丈夫，态度颇为自豪，因为她丈夫在国营商店工作。那年月，物资紧张，在大商店工作是颇为吃香的。
了解到应老师的情况，杨小翼便心里有数她是什么样的人了。杨小翼来的时候带了一件礼物，是一块杭州丝巾，是凭票从侨汇商店买来的，几乎花了她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杨小翼把丝巾送给应老师时，应老师不肯收，说，这么花哨，我老太婆了不合适，你留着自个戴吧。杨小翼说，你可以送你儿媳啊，你儿媳一定很漂亮吧。应老师就把话题扯到儿媳身上，夸儿媳俊美，顺便就把丝巾收下了。
后来她们又谈天安的事，都是应老师在说。应老师对杨小翼许诺，她会想办法让天安融入到集体中，并讲了很多具体措施。杨小翼连连点头，表示感激。
一天，杨小翼问天安，新学校好不好？天安不大乐意讲学校的事，他说，妈，我在学校里挺好的，你担心什么？杨小翼说，妈不担心，只是了解一下你的学习情况。又问，应老师待你怎么样？天安说，应老师很奇怪的，最近老表扬我。杨小翼说，这很好啊！天安说，好什么啊，她表扬我，同学们都笑话我，孤立我，说我拍老师马屁。杨小翼愣了一下，问，天安，你学校里是不是没有朋友？天安说，我当然有朋友啦。
星期天，杨小翼洗天安衣服时，发现上衣口袋被刀片割破了。她吓了一跳，感到事态严重。她翻看天安的书包，在天安的书包中找到了一片剃须用的小刀片。晚上，天安回家，她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天安显得有些惧怕。她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天安否认。她追问道，那你的书包里怎么会有刀片呢？天安说，是同学送我的。见杨小翼疑惑，他又补充道，是用来削铅笔的。
杨小翼想，他的同学怎么送他刀片呢？天安怎么交这样的朋友？不过，杨小翼自我安慰，有朋友就好，总比被孤立好些。可是书包里藏刀片的事还是让杨小翼生出另一种担忧来，杨小翼给应老师打了个电话，谈了此事。应老师说，她会注意的。
夏日的一天，杨小翼下班回家，听到家里传来口琴声。那是不会吹口琴的人吹出来的杂乱无章的声音。她推门进去，看到天安和一个孩子在翻母亲送给她的那只藤条匣子，另一个孩子则站在沙发上胡乱地吹着口琴。孩子们见她进来，显然感到很意外，一下子收敛了。那个吹口琴的孩子迅速地从沙发上跳了下来，停止吹奏，观察她的脸色。藤条匣子打开着，将军和母亲的合影以及相关书信丢落在水泥地上。杨小翼对天安翻她珍藏的母亲的遗物很不高兴，但她又想，天安终于有了朋友，这是值得高兴的。她的脸上一下子布满了热情，客气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玩你们的，我给你们倒茶去。那两个孩子没怎么理睬她，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甚至没同她告别。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那两个孩子走后，杨小翼迅速地收拾母亲的遗物。天安一直站在一边，观察她的脸色。杨小翼说，天安，你带朋友来家里，妈妈很高兴，但你不能翻家里的东西。天安点点头，然后指了指她手中的照片，说，妈妈，刚才同学嘲笑我，说照片上的人是你，那男人是你的相好，妈妈，他是吗？杨小翼愣了一下，说，傻瓜，不是的，这上面是你外婆啊！天安问，那男的是谁？是外公吗？为什么我没有外公呢？她被他的问题噎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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