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经历的真善美和假恶丑
无论我们穷过、富过、哭过、笑过、痛过，无论我们期望过、失望过、绝望过、也无论我们寂寞过、空虚过、无聊过。♀我们都曾活过。我们体验过真善美，我们为什么假恶丑？人生到头一场空，可是我们为什么哭和笑？一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存在着。“走吧，走吧，人生难免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我写的不是小说,是人一生零碎的回忆录。回忆出全部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写的是不成文的，可是我还想写。我相信在我的躯体里贮满了全部的过去,只是绝大部分回忆不出,回忆出的又写不好。就是这样。
1地理
1965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鲁中南丘陵地区一个以小山、丘陵、丘陵间谷地为主要地形的小村子里。村子的房屋沿着东西方向狭长的谷地罗列，村北是四个连在一起海拔三四百米的布满青色花岗岩巨石的小山峰，村南是两个更矮一些的，村西是一道南北向的黄土岭，村东是越来越宽的谷地的出口。一条小河发源于村西的大岭之中，从村南蜿蜒向东，从村东三四百亩大的平地间穿过，流向了村外，入了外面的大一些的河。小河只在雨季有水。河底是有亿万年来雨水从岭上裹挟而来冲积而成的厚厚的白沙。在村东四五十米宽的河床两岸生长着高大茂密的树林。
我从小学会并熟悉了我的先人们给我们村子地理的命名。比如“大（我们念二声，与“达”同音）山“。“大山”是村北那四个山峰中最东面的那个山，是生产队一队的山。比如大北沟、南沟、西南沟、东沟、火石岭、张家岭、十五亩地、山楂树、石堰里、哈（念he）蟆（念mo）汪、大沙沃、娥子石、大刀石、叮当石、高家林、王家林、张家林、崔家林、老妈（音同马）子一只脚（念jue）等等。
“大山”之外还有:”二山”,也是村北的四个山峰之一。“二山”是生产队二队的山。四个山峰中另外的两个好像没有名字，记得人们习惯叫“三队的山”、“四队的山”，而不叫“三山、四山”。儿时学过一个顺口溜：“大山没有二山高，压得三山（发san,音同三“伞”）弯着腰。”可见三队的山人们也叫“三山”。三队的山的三四平方米山顶竖立着一块直径一米多，高六七米的圆柱巨石，从周围的村子远远就能看得见。因此我们村叫立石山，也有人简称叫立石，或者叫立山。记得小时候解放军拉练，军车拉着两个轮的大炮从村中过，尘土飞扬，一伙军人扛着仪器上了三队的山，听村里大人传言要用山顶的那个高高的巨石作为飞机航线的导航标，还传言说解放军的仪器看见山的几百米深的土石下面卧着一只大虫，那虫的眼睛一嗑吧仪器就断了指针。于是童年里很怕那山的，又怕又觉得神秘。
2村落
现在是公元2013年，四十八年以前我们村的房子是土坯垒墙，黄草覆盖房子上盖。土坯墙外多用黄泥泥上，象现在非洲居民的房子。中国的云南好像现在在贫穷的偏远山区还零星有几座这样的房子。不过那时我村也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家用白石灰泥刷土坯墙的。从我记事开始，最早的就是低矮暗黑的土坯茅草房子。那时院子有三角形的，有长方形的，有正方形的。院子的墙是大人们从野外岭上的土层下挖出来的黄土色石头，多数是又扁又平整。多数是小石头，十多厘米长宽的。这样的石头垒院墙层层叠叠。后来，1978年以后，刚改革开放那几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户中收的花生地瓜多了,村子里兴开了石头瓦房。石头是石匠从山上那亿万年就存在的花岗岩巨石凿开的。凿开完的垒房子石头大都长宽四五十厘米。一百到二百斤重。再后来，最近这几年石头瓦房又赶不上形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村西头的王世法任村支书时村里几乎家家户户大兴土木盖新房子,大队重新规划街道重新规划宅地。♀因为村子东西长有三里，南北长一里多，大队就用东西方向的六七条宽五米的大街，南北向二十多条宽八米的大街把旧村落冲开，分割成井田样的一个个大小一样的长六十米宽四十米的单元。每个单元盖四家的房子，东西两家，南北两家。大小也一样。这样每家都宅基地都东西二十米长，南北二十三米长。家家靠大街。这样的规划，家家都能盖又宽敞又明亮的大平房。人们扒了原来的石头瓦房，用砖和钢筋水泥建造又宽敞又明亮的大平房。人们称这种房子叫“雪白厅”。街道也改建成了能对开小轿车的路面铺成水泥的两边有路灯有鲜花的大街道。
3关于文革的点滴记忆
我生于1965年,所以我的童年贯穿了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可是我关于文革的记忆是很少的。大概是开始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我还处于童年的早期,还不记事。也或许是文革很少波及到这个比较偏僻的小山村。这方面的情况该问问我的长辈们。不记得批斗会，不记得大纸报，不记得文攻武斗。游街的倒记得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记得是大队里的几个大人押着我们二队的陈长金，有一个人还打着锣。陈长金头上带着纸糊的高高的帽子。好像没有用绳绑他。街道里站满了观看的人。一大群小孩子跟在陈长金后面。陈长金迈着大步子，他边走边高声喊到：“都别跟学！我偷鸡模狗拔蒜苗！”。然后是敲锣声：“哐！哐！哐！”。然后走一会再喊，再敲锣。记得有一个忆苦思甜大会，在我们二队牛场南边的石堰里。记得河南的（在我们村的小河南边住的）李现军上主席台讲话，讲在解放前人们生活多穷多哭多受地主欺压，讲着讲着大哭了起来。台下的人们也跟着抹眼泪。今天，到了二十一世纪，陈长金李现军已经死了许多年。
4父亲的死
其实童年里影响我最大的一件事是父亲的去世。父亲死于1968年正月十六。小年（我们那里正月十五是小年）的第二天。“你爷是得痨病死的。”母亲后来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那里爷就是指父亲，爷爷则是指父亲的父亲，即老爷。父亲三岁时候，我们的女乃女乃就死了。我们的爷爷就又娶了一个老婆。父亲是在晚娘的抚养下长大的。父亲青年时候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去参加了地方抗日队伍。母亲说父亲后来在离我们十五里地的田黄区当上了抗日区队长，就是我们山东省邹县县志上说的邹东山区地方抗日武装。母亲说后来队伍南下时候父亲没有跟去，而是回了家。再后来父亲当了立石山大队的大队干部。
父亲去世时是55岁。母亲说：“你爷走了，舍下了我们娘七个没人管没人顾，他多狠心！“母亲那年38岁，还算年轻。我们姊妹六个之中最大的我大姐十五岁，二姐十二岁，大哥九岁，二哥六岁。我虚岁三岁，周岁两岁三个多月。我的弟弟最小,还不满月,才20多天。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常对人说起自己过得难，过得不容易，就有人问我母亲38岁怎么不再找个男的改嫁？我母亲说：”他们没有爷了，我不能再让他们没有娘。再难也要把他们姊妹六个拉扯大。我不能叫他们没人疼！
母亲说发父亲的丧的时候我大哥还不知道哭，他站在堂屋门旁看热闹，本家的一个堂哥看不下去，打了我大哥一下子，他才哭了起来。他哭不是因为觉得父亲死了，而是有人打了他。母亲说你就吓得钻进了邻居在我家大门口建的猪圈里。是发丧的一大群老老少少的大哭小叫把我吓着了。
5母亲的哭
在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常常哭。想念父亲了，她要哭。觉得一家人可怜了，她要哭。干活累了，她要哭。家里缺吃少穿了，她要哭。受人欺负了，她要哭。人生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更能触动她敏感柔弱女人的心。母亲在父亲死后成了多愁善感，动不动就哭的人。她常对来劝她的亲戚邻居们说：“让我哭会吧，哭会心里就好受多了，不哭心里怎么也堵得慌。♀”我还记得她的一句话：“哪里都有我掉的泪！”
人一生中忘记了多少东西啊,能回忆起的也就是一小部分。母亲的哭也是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有印象的也就那么几次。我们小时候过年，没有麦子面包水饺，只能吃地瓜面的黑饺子。母亲想想一年到头，365天里一次白面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吃上，实在是穷啊！母亲在寒冬的夜里睡不着觉，越思想越觉得可怜，止不住地哭了起来。越哭声音越响，惊醒了我们六个小孩子，我们也跟着哭了起来，一家大小七口人都在哭，一直到天明。我记得我的枕头都湿透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几个伙伴去火石岭割草。看到岭上地头的枣树上结满了已经成熟了的枣子，我们几个就打掉了一些，结果被生产队看坡（看庄稼和枣不被人偷）的李家二叔发现了。他押着我们几个去了队里的牛场。把我们偷打的枣在路旁展示给队里的行人看。生产队的几个干部商量，最后罚我们每个人家里几十斤地瓜干。这种罚惹哭了母亲。她觉得不就是小孩子吃几个枣嘛，二队有几千几万棵枣树，枣多得是，这样处罚太重。如果是换了李家自己的孩子或者村里有头有脸人家的孩子就不会被抓了。这是欺负人。李家男人没几个好东西，母亲说,他们脾气瞎,坏心眼多,劣迹斑斑。用母亲的话说，没几个好熊。
还有弟弟掉进水沟的那一次。那一年深秋的晚上，母亲和两个姐姐与生产队里的其他人家一样在野外地瓜地里切地瓜。我们小弟兄四个被她们放在她们附近睡觉。弟弟睡醒后可能乱爬乱动了。母亲听见了扑通一声，接着是弟弟的哭声。母亲就赶紧跑过去，发现弟弟躺在水沟中。母亲急忙下了水沟，抱起浑身湿透的弟弟。边哭边往家走，几千斤队里分给的地瓜和工具都仍在野外。姐姐带领着我们，也跟着母亲回家。“到了家里又哭了一家子人家。”母亲后来对长大懂事的我们说，“东西都扔在地里了，俺小儿差点淹死，谁还顾它们。“
大舅是个残疾人，一只手从手脖那里弯下来，勾勾着，一只腿在走路时候要一拉一拉的。他和母亲小时候跟着改嫁的姥姥从五里外的西铺村来到立山。大舅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有女人愿意跟他。记得他一直一个人住在一间路旁一个水坑边的一间土坯屋里。那虽然是一间，也是个**的房子。离二舅家很近，就隔着一条路。大舅干活手脚不随活，可是眼睛耳朵正常。就找了一个给他们一生产队看山看坡的活。虽然我们国家那时候很穷，家家这样，可是我还是觉得大舅做饭简单。他经常做饭不炒菜。那时侯农民吃一次豆腐就是改善生活。鱼和肉很难见。大舅如果吃豆腐，就用铲子切成块，放进汤锅里。他的衣服也不常洗，穿在身上发着亮。“一个苦人。”母亲常这样说大舅。
我记得自己在十岁左右的时候端着一碗饭菜，穿过长长的曲折的街道给大舅送去的情景。如果我们家在过节过年的时候包了水饺，不管是地瓜面做的黑饺子还是麦子面做的白饺子，母亲总派我们端上一碗送给大舅吃。大舅也常来我们家，来了就在我们家吃了。母亲不让他回去再做饭。
大舅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死的。死的时候才五十多岁。他死之前的那两年患上了一种经常抽风的疾病。发病时就是一下子倒在地上，手脚僵硬，口吐白沫。记得是大哥告诉我大舅的死讯的。那时候大哥从高中毕了业，在县城建筑公司干活。那时候农村人都在种地。去建筑队干活也算难得的除了地里庄稼收成之外挣点钱的机会，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也算出了农村这也行。大哥到了我的宿舍，对我说：“咱大舅死了！”我很难过。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母亲不知道又怎么难过的哭了！
“哭得我也眼泪哗哗地淌。”邻居家一个妇女后来对我母亲说。她说她就是不能听我母亲哭。大概是太情真意切。有生者对死者的爱。有对自己生活的绝望。是哭死者，也是哭自己。是哭死者的死亡，也是哭大家的一生，一生穷苦艰难的命运和生活。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姊妹六个也都长大成人。两个姐姐早就嫁人。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两个哥哥和弟弟都结婚生子。母亲感觉也越来越好。但是就是孩子大了，要定亲，要给人家彩礼，要盖房子，要结婚。还要供养一个大学生。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六个孩子拉扯大，大了又到了需要钱的时候了。真是有喜有忧。母亲省吃俭用，东借西借。总算给我们弟兄四个每个人盖了三大间石头到顶瓦到顶的新房子，操办着给他们办了婚礼，嫁走了两个姐姐，供我大学毕了业。母亲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能做到这些真是个功劳。也操心操苦了，受了不少难为。
到了给最小的孩子分家分开过的时候，母亲又大哭了一场。我们弟兄几个在她面前着急，不知道她为什么又哭。是给至爱的最小的儿子分开家自己觉得难过吗？还是觉得把因为给四弟盖房子和结婚借的钱欠的账都留给了自己？一个年老的，现在剩下自己一个人过的母亲？我们没有问，母亲也没有说。
6劳动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的劳动全靠母亲和大姐。二姐十三岁，也要跟着干。那时侯还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村是一个生产大队，村里的农户们分成几个小生产队。村里劳动都是关于农业。春天种庄稼，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就挖水库，修水渠。那时没有机械，只有人工。劳动工具也简单，常见的就是镢、锨、锄、镰刀、犁、耙、耩子、手推独轮小胶轮车、驴拉的排车。过了正月十五生产队就组织劳力用手推小胶轮车把队里的牛场、猪场里的粪推到坡里的各块地里。然后牛拉犁铧耕地，拉耙子整地。男女劳动力拿铁锨整地边。然后用铁锨剜坑种花生、栽芋头。到了夏天有锄头锄草。秋天用镢刨花生刨芋头。冬天会在公社或者县政府的组织下去挖水库修水渠，或者翻地整地偶尔修农村公路。春天、夏天和冬天的劳动都是集体进行。秋天的收花生是集体进行，收芋头的劳动有一半是需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就是生产队集体刨芋头，然后把芋头堆成堆，再用大称称出来，分给各家各户。刨芋头分芋头都是在白天。晚上分到芋头的各家各户在提灯的光线下镲芋头。镲芋头用镲板子。镲板子就是一个宽约二十厘米、长约五十厘米的木板中间安装一个铁镰刀头。到了收芋头的晚秋季节，一到晚上，各村的各个方向的坡里就响起嚓嚓嚓镲芋头的声音。水萝卜样的芋头碰在铁镰刀头上，发出脆脆的分解开成片的声音。大姐和母亲参加完白天的集体劳动，晚上接着镲芋头。二姐呢，就把镲成堆然后满地撒开的芋头片在一片一片摆开，不能有两片或者更多片叠在一起的。那时镲芋头人们还不晾晒在芋头地里，而是把分得的地瓜用手推小胶轮车运到不能种庄稼的麻裹石岭地上，在那里镲、摆、晾晒干。
那个年代有的农户有小胶轮车，有的没有。我们家就没有。这给我们本来就缺劳动力的家庭又增加了劳动量。没有小胶轮车就只能用藤条的挎篮抬。一挎蓝芋头就有一百多斤。姐姐和母亲的肩膀常常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
我们弟兄四个不能干活，不能镲芋头也不能摆芋头片。母亲就把我们放到她们身旁。用棉袄盖上我们，让我们躺在地里睡觉。有时候就把我们放到邻居李女乃女乃家里，让她给照看着。
我们是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在我们队里是特殊情况，是为数不多的。所以周围别的人家镲完芋头走光了，我们的母亲和姐姐还没有镲完。在绝大多数人走了之后，深秋的野外空旷、寂静、天地之间到处漆黑一片。母亲和姐姐都是深受农村鬼文化熏染的。所以她们就害怕野外的坟地、荒草丛、树林、黑石橛子。她们害怕那种寂静，也害怕树林里猫头鹰的叫声。
“没有人过来问一声。没有。没有人过来看看您娘们几个死了还是活着！”母亲在我们长大后恨恨地告诉我们说。
、“那年在东沟，夜里阴天要下雨，您两个姐姐去抢收地瓜干。我在家里看您弟兄四个。您二姐看见您二叔和他儿在岭上不远的地方。他们爷俩抢收完自己家的就走了。明明看见了您姐，也不过来问问自己的侄女还用不用帮忙。您二姐过沟时摔倒膝盖都摔烂了。您大姐回家就骂二闷子不是好熊！”母亲对我们说，“我多咱都不承认您二叔是个好人！”
还好,那些年我们家吃平均,吃平均就是吃照顾,就是大队里让我们家的收入保持在队里所有农户的中间水平,不至于让我们吃不上饭,穷的去要饭.那些年,在农村真有许多要饭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们受里拿着一个布袋,一只多少天没有洗的不干净的瓷碗，穿着破烂的带补丁的衣服.无论冬夏春秋,往来于各个村落的路上,相见于村子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要.唯恐落下一家.
“大娘给点么吃吧!”常常是这种心酸的、乞求的声音。
我们家一次没有拒绝过，娘和我总是给他们多几片地瓜干。我们也只有这打发要饭的。
7小时候的吃和穿
那些年没有种菜的大棚,不象现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也没有冷藏技术,冷藏技术使我们现在在超市和街头都能随时买到.那时候生产队会分给每户几分村子边上的平地做菜园.所以春天农历四月后我们就能吃上小白菜、菠菜、小葱，都女敕女敕的，象水洗过一样的颜色。夏天就吃上长豆角、黄瓜、大蒜等。秋天就吃土豆、大白菜、萝卜。秋天的蔬菜在冬天存不几天。冬天吃什么菜呢，就吃用萝卜干和很多盐煮出来的咸菜。用牙咬一点点咸菜，再咬一口地瓜干煎饼。有时候我上小学回到家里，饿了就往煎饼里抹上点花生油，在抹上咸菜沫，大口大口的地吃，觉得这种吃法美味极了!肉是一年吃不上几次，吃几次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我们一家七口在冬天围着热气腾腾的大锅小灶吃饭的情景：母亲盛到一片肉了，舍不得吃就叨给挨着她的一个孩子，孩子也很董事，他（她）也不吃，接着传给下一个，下一个孩子再传，最后又传到母亲碗里。母亲说，我活这么大了，什么没有吃过呀。说着就给最小的弟弟吃了。有时候我们也很谗，比如家里找堂叔们给我们家盖房子，晚上那顿饭我们小弟兄几个是要等的，堂叔们在那里吃，我们就坐在那里看，或者躺在床上装睡觉，等着他们吃完我们吃点剩的好东西。但是有肉的菜和贵的菜比如豆腐皮、藕等菜堂叔们吃剩了母亲也不给我们吃，因为盖房子不是一天两天，她要把这些菜藏到缸里，用花生饼等重物盖上，等到下顿掺到新炒的菜里。“一时不算计一时穷”母亲常说。房子盖晚了，她会把剩下的白面馍馍卖给卖馍馍的。吃不上这些难得的好吃的，我们也不抱怨母亲。我们总觉得大人做得对。
在我看来,我童年经历过一次家庭盛宴的,那是本家远一点血缘关系的二叔家的一只几十斤重的白猪病死了没有扔掉，二叔说给她娘们吧。我家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肉呀！那肥肉真香。我们吃了几天才吃掉。
关于童年时候的穿衣戴帽，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家织布。家织布就是又厚又黑的那种布。其名字来源很早吧。我小时候还常见家庭手摇纺线车。把自己地里收来的棉花纺成线，再织成布，染成黑色。有的还印花，叫印花布。后来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里才见到华达呢、青纶，做成裤子还缝纫机锁上边，穿在身上，觉得美，觉得时髦。可是我们这之前穿家织布。一年四季都穿。那时候夏天没有凉鞋，没有背心汗衫，没有短裤。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戴补丁的衣服，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谁没有穿过戴补丁的衣服呢。有句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国家落后啊，老百姓穷啊。
那时候不仅穷，而且穷忙。造吃造穿的工厂少，老百姓要自己造。一年到头，拾材捞火，缝缝布布。种地修水库手提肩挑，撅刨掀剜。今天的打工也是累，但是改造生活，改造国家不一个等级呀。
小时候上学，穿了棉衣棉鞋，戴了棉帽，还是年年冻破手脚，冻破脸和耳朵。而且还虱子跳蚤满身。现在哪有这些情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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