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夜
今天上午，我走进我的院子时，见屋门口的台阶上赫然地坐着大姑。她这种坐相儿实在叫人没有防备，她是怎么从炕上挪到了门口呢？她穿一件月白色夹袄（也不知打哪儿翻出来的），粗布黑裤，梳着纂儿，也洗了脸（从哪儿弄的水？）。我不想说这景象令我不快，但至少我心中涌起一股子失望。我探询地望着大姑，大姑紧紧地盯着我。我相信那一刻我们看明了彼此眼里的意思：我是来窥测她的死亡的，她却又活了过来；我断定她即将离世，她却活得比我以为的要起劲儿得多。我的眼光有点躲闪，她的眼光深藏着挑衅。我为她用眼光戳穿了我的内心感到窘迫，我多么愿意相信这是她的回光返照啊，可难道这也算回光返照？听人说那种气象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晚上在老秦的画室里聊天，和马家峪几个时髦的男女青年，老秦的追随者吧。有两位走乡串镇画影壁挣了点钱，现在决心抛弃影壁向艺术进军。我向他们打听大姑的身世，由他们口中，我断断续续知道了大姑的一些往事。
大姑是当年马家峪惟一没有嫁出去的闺女。大姑做闺女那会儿，是马家峪的人尖子。有个青年告诉我，听他女乃女乃讲，马家峪有正月十五打秋千的风俗，那打秋千的又都是清一色的闺女媳妇。那是女孩子们一年中最显赫的特权，也是她们快乐的极致。男人们把秋千架在麦场上，全村老幼都来参观。大姑打秋千远近闻名，她身子轻巧也胆大，打成“平梁”都不知害怕。她穿着大红袄在空中荡来荡去，仿佛要把自己抛到天上融入云端。她笑着，秋千下的女孩子们尖叫着，至今村中有的老人都还记得当年穿红袄的大姑在秋千上的风采。县里有个基督教堂，马家峪不少村民信了教，大姑和几个姐妹也随着去信教（给人觉得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伙人抢着来买房）。有一回做礼拜时，大姑认识了从北京来的一个青年，给教堂修管风琴的师傅，两人便偷着好了。村人对此倍感奇特，不过也有人说，以大姑当年的姿色，即使混在布衣教徒里，也足能引起那北京青年的注意。可是那年轻人，修管风琴的师傅，终归还是回了北京。大姑怀了他的孩子，也坏了名声。孩子生下三天就死了，大姑却为那个修琴的人死守了一辈子忠贞。后来，抗日了，村妇救会号召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大姑做的鞋又结实又好看，纳的底子是清一色吉祥的“x”字花型。到了交鞋的时候，大姑也怀抱鞋包袱兴冲冲地去交军鞋，村妇救会主任举着大姑的鞋对在场的妇女们说：“咱们能让前方的战士穿‘破鞋’做的鞋吗？咱们不能啊！”于是，新鞋被扔回到大姑怀里，从此她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她在娘家度过了一生，她本是那院子真正的房主。
我很想继续在马家峪住下去，一时说不准自己的心绪，似乎已不仅仅是为了等待大姑的死期。但是家里来电话告诉我，单位正在评职称，我申报的是国家二级美术师，需要回去进行答辩。几天的时间，单位、职称、美术师、答辩之类的词汇似乎已离我很远，但一经提醒，我便立刻又自如地进入了b城的“情况儿”。在这方面我并不超月兑，我需要乡间的院落，也需要世俗的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