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仙湖的事件究竟是不是炒作，还是其他的目的我并没有去挖掘，我之所以了解是因为偶然之间在二伯的书房里面看到的。估计当时二伯可能做了些许研究，但是并没有听他说起过，我也渐渐地忘却了。
关于地下古城遗迹真正被发掘出来公众的，并且有些知名度的也许就是千岛湖下的两座古城贺城和狮城。
据《淳安县志》等历史资料的记载，1955年10月，当时的电力工业部建设新安江水电站，选址淳安和建德交界的铜官。1959年9月21日，新安江截流，库区开始蓄水。从此，这两座历史悠久的浙西县城悄然“沉入”了千岛湖底。2011年1月7日，该古城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区。2011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刊发了一组水下古城的精美照片，再度引爆了各界对水底千年古城的关注热情。
2001年，北京龙缘海洋潜水俱乐部在千岛湖温馨岛投资开发潜水项目。时任县旅游局规划科科长的仇峰前去洽谈，想给千岛湖增加水上观光项目，“突然想起了父亲说过的古城，我们就委托他们的潜水员下水找找看。”
第一次下水探模古城，是2001年9月18日。仇峰从县地名办找来老地图，几名潜水员带上装备，乘2艘快艇向着茅头尖水域驶去。“运气很好，一下去就模到了城墙，还捡起一块砖头。”这是一块城墙砖，上面清楚地刻着“民国二十三年”、“县长张宝琛”等字样。
兴奋的仇峰迅速写了情况汇报，发现水下古城的消息被层层往上传递。在县领导的重视下，更多的水下探模行动迅速展开。作为旅游局规划科科长，仇峰见证了每和用条石筑成的厚实古老城墙，仿佛走进了古装戏里。”
在古狮城里，潜水员们发现，城内部分民房木梁、楼梯、砖墙依然耸立，并未腐烂，有的大宅院围墙完好无损，房内仍是雕梁画栋。拂去墙上的淤泥，城墙石缝里的石灰保存完好；气势宏伟的拱形西城门也完好地耸立在水中，并且可以开合。推开木制城门，上面的铆钉和铁环仍清晰可见……其间，潜水员们还在湖底的淤泥中发现了雕刻着“光绪十五年制”字样的瓦当以及一块明代石碑。
通过gps定位系统、多波束测量系统、侧扫声纳探测等多种手段，城内主要建筑物、街道、文物古迹的地理位置已被准确测量了出来，比如状元台、新安会馆、育婴堂、方氏宗祠等。城内23座功德牌坊中，科甲联登坊、禹门三级坊、龙立坊等11座牌坊的具体位置也被逐一确定。一个总体规划思想完整而清晰的城池，跃然眼前。
2005年，当地旅游部门再次发现，千岛湖水底除了有狮城和贺城两座千年古城，还有威坪、港口、茶园这3个大型古集镇，目前保存的数座水下古城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
千岛湖下的两座古城之所以说成古城，不过是封建时代的建筑，如果按时间来说的话并不是一两千年前的建筑，即使是这样千岛湖也被列为了重点保护对象。
在我国古城是数不胜数的，但是地面的古城也就是那么回事，而水底下面的古城除了神秘的抚仙湖古城和已经被发掘的千岛湖古城以外，还有一个另许多考古学家头疼的诡秘的古城“巢湖古城”
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面积800平方公里，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关于巢湖的形成，多部史料有“秦汉时期由居巢或曰巢州下陷而成”的记载，从而间接表明巢湖水下应该有一座城池。
近一年多来，考古工作者不断在巢湖北岸唐咀一带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经过数次现场勘察和论证，终于在近日确认：巢湖水下的确有座古城遗址，而它可能真的是带着当时已相当高的文明和发达程度，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沉没的。
2001年12月，有媒体报道了“巢湖市发现隋代窑址”的消息。之后，便有当地群众提供线索说，在巢湖北岸唐咀一带，每当冬季水位下降时，河床上就会露出大量的陶片，不知是否与窑址有关。
闻讯后，巢湖市文物管理所考古工作者立即赶到距市区不远的现场。在巢湖北岸湖滨大道的护坡下，考古人员果真发现，在露出水面、离护坡约三百米远的河床上到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陶片。
通过组合陶片，考古工作者发现，散落在河床上的器物以圈足器为主，无论口沿还是底座，弧度都很大，这表明这些器物完整时的体积都比较大。初步断定，散落的陶片有些是盆、罐、壶之类生活用品的碎片，还有些是筒瓦残片。这些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同时还有泥质红陶、褐陶、夹砂黑陶以及一些烧成温度略高的硬陶等。
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河床上发现了几口有陶制井栏的废水井，其中一个水井旁边，有一根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古树树根。
据当地渔民讲，陶片分布的范围可以向湖中延伸四五公里远，陶片多的地方有厚厚的一层。他们还说，水下有四个城门，并大致说出了位置。据说，很多当地人曾在这里捡到过青铜器、古钱币、印章和完整的陶器。
在一些村民的家中，考古人员确实见到了村民们在湖滩上捡到的十分完整的陶釜、陶壶等器物。
经过数次现场勘察和认真分析，考古工作者确认这些物品是陶器制作和使用鼎盛时期的产物。由此初步断定，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很可能是一处沉入湖底的秦汉时期城市遗址。
考古工作者“巢湖水下可能有古城遗址”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因为长期以来，史书和传说一直隐约反映出巢湖水下可能有一座城池。
在合肥、巢湖一带，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陷巢州、长庐州”的传说，说巢湖水域在古代是一座城市，城内居民因误食东海龙王之子“小白龙”，遭到了龙王的报复，一夜之间，这座城市沉入湖底，除了心存善念的“焦母”以外，全城的人都葬身在一片汹涌的湖水中。
关于巢湖的形成，有多部史料记载它是在秦汉时期，由居巢或曰巢州下陷而成。唐代诗人罗隐曾写下“借问邑人沉水事，已经秦汉几千年”的诗句。据康熙《巢湖志》载：“湖陷于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七月二十三日戌时”。这些对巢湖形成原因的描述，都直接间接指向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下陷时，有一座城池沉入了湖底。
由于这些历史记载都是只言片语，不能详细和完整地将这一事件描述清楚，同时在“陷巢州”的传说中始终都附会着一个关于“焦母”和“小白龙”的神话故事，所以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它的真实性一直都持怀疑态度。
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魏嵩山教授考证，历史上确有一个居巢国，它是殷周时期的重要方国，又称巢、南巢、巢伯国，是在周初延封的夏、商时就已存在的一个方国。青铜器《班簋》、《鄂君启节》的铭文都记载有“巢”国。《尚书·伯虺之诰》中有“成汤放桀于南巢”的记录，其中的“南巢”指的就是居巢。
但一些史学家从字面上对史料进行反复论证，无论从时间还是地点上都找出了一些漏洞，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史书记载的有关“陷巢州”的传说不过是神话故事而已，并没有事实依据。
还有学者从地质学的角度对巢湖的成因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巢湖的形成确实是由于在地壳运动过程中，陆地下陷而形成，属于陷落湖，但是下陷的时间应该在秦汉以前，与“陷巢州”的传说没有什么关系。
据巢湖市文物管理所考古工作者钱玉春介绍，由于文献记载极少，后人在探寻古居巢国时，始终有一些难解之谜。所有这些谜，都和巢国的神秘消失有关。
首先，它的地理位置不确切。有人说在巢湖，也有人说在桐城，还有人说在寿县，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它的准确位置。
其次，在汉代以前多部史书里都提到过“巢伯”、“南巢”、“居巢”这一诸侯国，但在汉代以后，和“巢”这座城市相关的记载却很少，这一现象表明了它的社会地位已大大下降，或者是消失了。
通过分析巢湖市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考古工作者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一地区文明发展的中断———汉代以前的出土文物反映出这里是一个政治强大、经济繁荣的地区。如巢湖市北山头战国皇族墓，出土了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放王岗汉代吕柯墓的发现曾在1996年获得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提名奖，这些墓在规格和规模上都居于中国现今已出土的同时代墓的显著地位。但是，在该地区已经出土的汉代以后文物中，高规格的墓葬和遗址几乎没有发现，看不出这种文明发展的延续性。
对巢湖的形成以及居巢国的探索，过去一直都停留在以古籍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范畴内，此次偶然的机会，使现代考古学介入其中。巢湖湖底这一古遗址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史料记载有关“陷巢州”传说的可能性。大量的陶片和古人生活的遗迹告诉我们，在八百平方公里浩瀚的湖面下，肯定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在发现线索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巢湖市考古人员数次对巢湖唐咀水下遗址进行现场勘察和研究，并对唐咀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搜寻。通过走访调查，考古人员了解到这一地区地下文物异常丰富，目前，在水下遗址上发现并已收集到文物管理部门的遗物有玉斧、石斧、玉印章、银印章、铜印章、陶罐、陶拍、纺轮、网坠、钱币、铁锸、铜带钩、铜镞、铜镜、铜饰件等260多件。其中铜钱品种较多，从战国时楚国的蚁鼻钱，到秦半两和汉半两、汉五铢以及王莽时期的大布黄千、大泉五十都有发现，数量最多的是蚁鼻钱。陶器则以泥质灰陶为主，间有红陶、夹砂陶等。从收集到的数十只完整的陶罐来看，它们形态规整，表面比较光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底部拍印有细密的方格纹和条纹，其作用可能是增加底部密度，使其更加耐用，反映出陶器制作工艺的较高水平。
在遗址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遗物是新石器时代的玉斧，最晚的是王莽时期的钱币。遗址上发现的大量十分完整的陶器以及玉器、银器等经济价值比较高的遗物，是一些以废墟为特征的遗址上所没有的。这更表明，遗址有可能是在某次突然的灾难中沉入湖底的。由于灾难来得突然，人们来不及将经济价值较高的物品和生活必需品带走或转移。由此分析，遗址沉入湖底的时间以及沉入湖底的方式，同传说中的“陷巢州”都不矛盾。而大量的蚁鼻钱和箭镞，则印证了史书上关于居巢国是吴、楚两国争夺的目标，长时间是楚国附属国的记载。
这些不同时代的物品使考古专家很是疑惑，但是又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巢湖的下面可能并不只是一个时代在居住生活。
巢湖唐咀水下遗址上瓦砾遍地，考古工作者讲，这些看似垃圾的瓦碴子，其实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些陶器和陶片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岁月沧桑，如今露出水面，它的造型、纹饰、颜色和质地，可以给我们带来了更多远古的人文信息，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巢湖水下遗址出水的陶片，从用途上可分为建材、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三大类。目前收集到巢湖市文物管理所的完整陶器有纺轮、陶拍、渔钩坠、红陶和黑陶等。遗址上发现的建材主要是筒瓦、板瓦和瓦当，筒瓦的数量明显比板瓦要多，有灰陶、红陶和黑陶等大小十几个品种。筒瓦和板瓦表面一般饰有粗绳纹，背面有布纹，这是汉武帝时代以后出现的生产工艺。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为瓦当，遗址上的瓦当均为圆形，当面饰以云纹，为泥质灰陶、黑陶和红褐陶等材质。它们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这些筒瓦、板瓦和瓦当在当时都是用在大型宫殿式建筑上的，这带给考古工作者非常大的兴奋。遗址上砖以及其它建筑构件极少，因为在汉代以前大部分是土墙，砖主要是用在墓葬上。
在巢湖唐咀水下遗址发现的260多件文物中，有三枚分别用玉、银、铜制成的印章，十分引人注目。
玉印是一枚在漆黑乌亮的玉上刻制的双面印，无钮无孔，印面呈正方形，长23毫米，宽22毫米，高8毫米。该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划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印文一面刻“慎斋”，另一面是用于书简的印章“护封”，阳文有边框。
考古人员解释说，秦统一后，什么身份的人用什么样材质的印章是有规定的，至汉代，这种限制更加严格。玉是帝后印的专用材质，百官印是不能用玉制作的。两汉时期的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传世或出土的一些玉印绝大多数是殉葬印，而不是实用印，所以这枚印章十分珍贵。
银印是一枚中有穿孔的两面印，因为有穿孔可以佩带，所以又叫“穿带印”，盛行于汉代。该印用刀凿（刻）而成，正方形，边长12毫米，印台高8毫米，穿孔直径2毫米。两面都是阴文人名“辕差”，有边框，细字体，一面还有日字界格。笔划略取曲势，刚柔相济，印面丰满庄重，浑厚典雅。由于该印兼在封泥、纸帛上使用，所以两面字体相同但有粗细之分。
铜印为动物图案的肖形印，覆斗钮，上有穿孔可以佩带。正方形，边长12毫米，高8毫米，穿孔直径1毫米，系采用铸印工艺制作。这枚肖形印细部刻画清晰，层次丰富，但是钤盖在纸上，动物身上的纹饰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考古工作者解释，这并非由于纹饰锈蚀的结果，而是因为这些纹饰在制作时就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此印是用于封泥上的印章，印在纸上就会显出呆板的轮廓像，但如果印在泥上就会立刻呈现出层次丰富的立体浅浮雕像。
2001年5月，曾经参加北京老山汉墓遥感探测工作的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安徽省遥感考古工作站站长王心源博士到巢湖对唐咀水下遗址现场进行勘察，通过对遥感图像的分析，运用地质学的原理，对“陷巢州”之说进行了考证。
在王教授带来的由卫星拍摄的巢湖北山影像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沿巢湖东北岸一线的地层像刀切的一样整齐，很明显，这里存在一个断层。在影像图中，出水口在这个断层上的柘皋河流程很短，与流域面积极不相称，但如果把它和出水口在巢湖的裕溪河连起来，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河流，看上去就正常了。
专家分析，形成这一地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巢湖东部曾发生过一次地质沉降，使原来陆地降到了水平面以下，地面上的河流被湖水切割成两段，成为现在的两条河流。而这一沉入水下的地区，正是考古人员发现古代遗址的地方。王教授认为，在地质构造运动过程中，发生大面积的地质沉降是可能的，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巢湖水面正好位于郯庐大断裂带上，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大。
今年1月15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杨立新、李广宁等来到巢湖唐咀水下遗址。经过认真细致地勘查、考证，确认这是一处汉代遗址，且面积很大，不仅仅在水下，在湖滨大道北侧岸上也有大范围遗址存在。由于范围很大，他们建议用遥感考古的方法来确定遗址的范围。
1月17日，王心源教授和我国著名秦汉考古专家、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裘士京来到巢湖，再一次对唐咀水下遗址现场进行勘查。裘教授表示，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这是一处汉代遗址。从历史上看，巢湖地区是联系南北的一个通道。近年来，该区域相继发现了一系列遗址和墓葬，随着巢湖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类似的发现还会不断出现。裘教授建议，最好先作探查，通过小规模的探查来确定遗址的范围和性质，然后再进行有计划的发掘。他强调，一切都还需要通过发掘才能确定，目前遗址还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如果发掘，肯定会有重大的发现。
据巢湖水文资料显示，巢湖退水期一般从每年9月开始，年内水位变化幅度在1959年以前较大，为6．48米到2．48米之间；1959年巢湖闸建成后，变幅减小，仅在4．92米到1．44米之间。巢湖多年平均水位为8．03米。目前正值巢湖枯水季节，随着水位的不断下降，唐咀水下遗址将逐步“浮出水面”。据巢湖市文物管理所考古人员最新测量，目前露出水面的遗址东西长600米，南北宽180米，遗址表面散落着大量的古代陶片，对发掘工作极为有利。
目前，世界上有记载或被发现的水下文明遗址有多处，但是绝大部分是在海底，如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吐鲁马城，城垣、宫墙至今还完整屹立在水底。由于水下遗址上的遗物和遗迹地处水下，相对来说能够减少或避免人类活动的破坏，比地面上的遗址保存状况更接近历史原貌。所以说，水下遗址在考古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从目前遗址上发现的文物来看，这一遗址陷落时处于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状态。该遗址上保存的遗物，比非突发自然灾害所形成遗址的遗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要丰富得多，具有很高的勘探发掘价值。
要是史书记载无误的话，那么这座“巢湖唐咀水下遗址”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资料保存最完整、最具考古价值的一座城市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