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华夏魂（三）
“卓如兄所虑之圣人政治，当视现实有无圣人而论，而非一概而论之。古之尧舜禹，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圣人也，故国有大治。而西夷无圣人，方求之于民治，以君民共主天下。然今日观之，天心轮转，我华夏代有圣人出，先为我华夏皇帝，而今上之圣明不下乃父。我华夏有圣人，自当兴圣学，匡扶华夏正统，此传统也，亦现实也。若猝然兴西学，以无知之民与圣人共治天下，难免事务昏乱，国事纷杂。”
“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士农工商各有所司.既有圣人，万民自安，何虑天下不治呢？何必效法西夷，行此乱中求治的下策……”
谭嗣同大作一出，字字扣住“国情”，歌颂“道统”，又捧住了“圣君”这面大旗，顿时“复古兴汉”派就是声威大震。
不少人私下揣摩，这梁启原本就对朝政多有批判，尤其力主民权民主，倡导平等自由，处处掣肘中枢大政。现在谭嗣同以前部长之尊，又打出如此义正辞严之旗号，天理人心尽皆在手，以顺击逆，何虑不胜
眼看局势定鼎，不少政府内或政府周边的文人也开始按捺不住。
帝国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统一党干将林可适鸿文一篇，炮打议会政治：“……所谓议会者，遇事各显奇能，动辄大言欺人，或妖言惑众，或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争来论去而事无定论……回顾过往，凡重大决策，全赖我皇上圣明，乾纲独断，而议事诸君无君上干涉即百无一成，君上干预则遵旨照办，如此国会要之何用……”
“……所谓政党政治，盖因西方阶级分化，阶层对立，又无圣贤之君以调和阴阳，故不得不行多党，以分别代言各阶层，牺牲决策之效率而弥合阶层鸿沟。我天朝家国天下，上下一体，虽有尊卑体制，实乃一家人也，官与民，君与臣，实乃父母子女之关系。如此敦睦之社会，何须多党，国会？难道于家庭之中，要子女举手以决定事务？奇哉怪也……我天朝既有圣君令主，则盛世可期，所谓国会，徒耗时间，实无益于国家黎民……”
这个时候，连一些地方上实权在握的官员也迫不及待地决定站队，“以为陛下声援”。
河南省新任副省长，因战争期间办事勤勉，支前得力而升迁的赵玄元在河南喉舌《新豫报》上表文章，“……正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我华夏兴盛全赖君上统御有方。先帝者，千古未有之圣哲也；今上者，迈古今之一帝也。我豫省生民，恳请为陛下立生祠，春秋祭祀，并请废国会，除政党，以圣君领内阁，复我皇明正道，则家国一体，再无妖言惑众，大言欺君者，天下必治……”
一时间，在朝在野，颂圣不断。对过往传统的怀念，对国家民族的自豪，对先帝恩德的追思，对现任皇帝雄才大略的仰慕交织在一起，居然就生生掀起了更大的潮头，甚至连几个“督导国”也都牵连了进来。
一直苦于“报效无门”的朝鲜当其冲。
朝鲜“大儒”崔炳皓秉笔直书，拍手称快：“我朝鲜三千里江山，千万子民俱受儒家教诲，小中华鄙陋之民尚知礼义廉耻，通晓君臣之道，奈何神州总有不肖之徒，钦慕夷狄鄙夷华夏，数典忘宗，此非禽兽之徒乎……”
一批在京的琉球“国学大师”也忍不住出手，同声颂圣，连带指责提倡新学之人“黄皮白心，实乃香蕉人也”。
正在此时，已经被视为“在野清流之望”的《华夏时报》刊登了“独秀”的一篇文章，舆论顿时又是一新。
这篇名为《废理学，弃腐儒，华夏因此而兴》的文章，让所有“复古兴汉派”顿时如鲠在喉。
“独秀”以毫不留情地笔调写道：“……所谓理学，实乃中华文明衰落之祸。其学之残忍荒谬，纵观华夏历史，也未曾见过。此学把汉代经学之三纲五常扬至极致，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把道家的‘道’，佛家天台宗的‘理’融入儒学，并扬到极致，把儒学展为玄学，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陷入唯心主义诡辩的循环论之上……”
“有人居然把理学和科学混为一谈，实在是如同蠢驴。理学提倡‘理气二元论’，用气来替代道家所谓的无和佛教所谓的空，气凝结为万物，又复散归于虚空，即佛教所谓一切归于虚无。所谓‘天理’，也就是道，则无处不行，为‘生物之本’，是变化的主宰。朱熹认为，人禀受气质而成型，而天理附着于气质之中，便是所谓气质之性和理义之性。人之所以有愚昧和罪恶，全是气质之弊，而理却是善的，故而人欲是恶的，人必须彻底消灭**，理学必须‘去人欲，存天理’。自理学大行，则中华之民也就彻底被阉割了一切主动性和创造性，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和思想自由。人的**本来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而理学却认为人欲就是罪恶，强行要消灭而不是节制和引导人欲，此等荒谬绝伦扼杀人性和一切进步的谬论居然被冠以‘科学’的称谓……”
“……所谓‘格物致知’，致的无非是礼法。理学认为理先气后，而理一也，万物之中的理是同一个东西，理即礼也，也就是礼教秩序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最本质的道理，所谓格物，求的便是礼法。此等邪说邪教，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把宗法礼教秩序置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高真理，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混蛋。自理学大兴之后，中国再无科学，再无思想进步，对于事物也没有了客观求是的精神，凡事务虚，开口闭口皆是四书五经，‘理一也’，‘理即礼也’，国家自然变越落后。”
“所谓皇明之物华天宝，文明灿烂，社会敦睦，君贤臣明，实在是天大的谎言谬论。于明季，朱元璋施政之残忍猛悍，堪称闻所未闻。即使以明朝史官多方美化，并藏于民间，朝鲜，日本和越南，后经多方对照之《太祖实录》的记载，以及明遗民谈迁所著并为满清所禁，后以民间多个手抄本对照整理的《国傕》，明黄景坊所著并在民间广为手抄流传之《国史唯疑》，以及众多地方史志，民间文稿，均清楚无疑地记载了朱元璋开创之苛政，从屠城，劫掠，滥杀平民，屠灭俘虏，到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屠杀功臣无所不有，实乃阉割华夏仁恕精神之一大凶手……”
“朱元璋曾对刘基坦言，‘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明初文字狱，实乃满清文字狱之原型范本。当时之人文章中凡有‘作则’字样者，皆以讽刺朱元璋曾经‘做贼‘而论诛……”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都杀了。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斩。
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斩。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斩。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大怒，斩。
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腰斩……”
“《国史唯疑》记载，‘国初儒学官撰贺谢表笺，以嫌讳诛者，如曰作则，嫌于贼也；曰生知，嫌于僧也；曰有道，嫌于盗也；曰法坤，嫌于髡也；曰帝扉，嫌于帝非也；曰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余类是。不知彼时文儒何从措笔？’”
“朱元璋当政之后，对文人态度苛暴。其亲手制订之《大诰》直言，‘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即所有读书人必须无条件地和政府合作，而不合作就可以诛杀。朱元璋说到做到，高启案诛杀了原本曾经吹捧朱元璋并被树立为典型，后来却因对朱元璋施政严苛失望而辞官的高启，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并抄家……”
“根据明代国子监专志《南雍志》记载，朱元璋在国子监公开训诫：‘……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往烟瘴地面。钦此’对一切敢于表不同意见的，违抗官定意识形态的国子监生，鼓励告密，而且以凌迟酷刑和全家抄没对待，其对言论钳制和阉割知识分子思想之酷烈，闻所未闻。”
“对儒家思想，有明一朝进行了系统性的阉割。洪武二年，朱元璋下令罢祀孟子，后为钱唐苦劝，以天文星相哄骗，一年后恢复祭祀。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删节《孟子》，凡涉及到抨击当时统治者无能和残暴的，提出统治者要对国家风气负责的，提出统治者当行仁政的，反对统治者动战争和横征暴敛的，提出人民可以对暴君的残暴统治加以反抗的，提出人民应有地位的—‘民为贵’，乃至提出国君有责任使人民丰衣足食的—‘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一律删除。洪武二十八年，御史游义生上书反对，触怒朱元璋而下狱，在狱中自杀。这一《孟子节文》从此取代了《孟子》，成为官定本，一直到十七年后，才在游义生的好友进言，最终恢复原本《孟子》。”
“但永乐朝之思想阉割，比之洪武朝更甚。朱棣本人得国不正，本人非嫡非长，乃侧妃所生，又以清君侧之名悍然起兵作乱，纯系以力篡逆而据至尊，故而对政治异见分子采取极端血腥的屠戮，‘夷十族’，‘瓜蔓抄’，一切知识分子不得不对武装叛逆者俯帖耳，彻底抛却一切自尊和良知……朱棣又系统性篡改《太祖实录》，《起居注》等文献，编造自己的身世，丑化建文帝，大兴理学，布《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官定意识形态，将理学推为国教，并严格管制思想文化。自此，明朝知识分子一步步从汉唐经世之儒，宋初军国器，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明朝以八股取士钳制思想，‘文人皆从四书五经寻章摘句，所谓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故而其所养成者，皆yin逸骄奢，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皆斯人，殊可忧也……此语流传至今，沁人骨髓，祖父以此望儿孙，师长以此教子弟。若曰果能金多粟丰兼车马妻妾之奉，读书之志愿已遂，能事已毕，一入仕途，凡有施为，浊秽邪曲，安有清正之望，乡塾中多以此为读书人佳话，仕风安得不坏。’”
“在理学的礼教社会之中，人生而不平等，名位代表特权，上对下有绝对权威，而下对上最多只有劝诫。对权力者的唯一制约不过是道德和传统，也自然一步步走向虚伪和空洞，变成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士风败坏社会腐化……明朝不但继承了元代的下跪礼，更展出廷杖来彻底摧毁臣下的自尊。明朝大臣遭此等奇耻大辱而反以为荣，自以为‘耿直’，殊不知自己早已自居为奴仆，对上无尊严，对下则颐指气使，典型的奴才象……所谓议礼，祖制，各路打着此类招牌的‘直臣’，不过是以死去皇帝的皇权对抗活着的皇帝，用祖先的死人牌为自己买名买好。而依靠孝悌维持法统的皇帝也轻易不敢挖自己家族的墙角，不得不寻求幸进之臣以分化，信用阉宦近侍以弄权，结果也就是四处掣肘，因循守旧，党争不断，国事日非。”
“有明一代，君则多为昏聩之君，兼且自私自利，视国家为私产，祸乱国家而毫无羞愧。如朱棣‘靖难’涂炭生灵，又开官定思想八股取士，夷敢言之人十族而摧毁文人骨气，朱祁镇为求事功擅自征伐瓦剌导致生民涂炭，朱见深滥用奸邪国家动乱四处灾荒，官兵镇压无食则啖生民之血肉以充饥，朱厚照好大喜功而昏暴无能滥用民力，朱厚聪长年修道放任严嵩等奸臣祸乱国家，南对倭寇束手无策，北对蒙古屡战屡败，朱翊钧荒yin怠惰，自私自利，为易储之私心而放纵国政混乱，朱常洛沉迷酒色碌碌无为，朱由校任阉党把持朝政而以木匠为业……”
“以所谓‘开边有功’，被满清‘丑化’的明武宗为例，自朝鲜，安南取回之《明实录》记载，‘壬戌，上以数骑猎于府城西，遂幸上方寺……总兵神周，奉旨至泰州搜取鹰犬，城中骚然，皆逃匿不敢出，乃括居民百余人充猎手，东循草场，大猎三日，仅得獐兔数只……戊寅，上阅诸ji于扬州，抚按巨具宴，却之，命折价以进。乙卯，至仪征，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明日幸民黄昌本家，阅守备马昊所选ji，以其半送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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