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帝国 第一卷 雏鹰展翅 第八十二章 京华烟云(上)

作者 : 星空漫游者

第二卷鹰击长空]第八十二章京华烟云(上)——

第八十二章京华烟云(上)

华兴三年,北京。e^看

和这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一样,盛夏的城市,各个部分似乎都升腾着火一般的热情。

自从华兴次年以来,北京城也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翻新。电气化的道路照明体系取代了仿自英国的煤油路灯,每到入夜,复兴大道,凯旋mén,各主要商务区,被jīng心布置的各sè霓虹灯装点得如同水晶宫一般。从空中俯瞰而下,整个城市如同灿烂的光海。

原本有些破旧的三合土路,水泥路,砖路,统一改建了沥青石子路面,道路被大大拓宽,城市道路系统也得到了升级改造。各家住宅都通了自来水,家用电,装上了chōu水马桶,炼焦煤气也得到了更大普及,取代了传统的蜂窝煤炉灶。

城市布局规划得到了完善,保护完好的老城区改建继续保持一贯的谨慎,而新城则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全新设计。城市的居住与办公,购物,教育,得到了更加紧密的配合,整个外围新城发展为了如同棋盘一般的卫星城,自成体系。

尽管很多工程依然在建设之中,赶上起风,城里更是尘土飞扬,但眼看着这座古城就这样一步步向着现代文明过渡,旧城的历史文化与新城的现代工商文明完美结合,北京城的居民依然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这就是我们的首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国战结束刚刚两年,很多东西却仿佛已经非常久远。战时体制下充满斯巴达军事sè彩的学校教育已经悄然让位于战前的军国民教育,考卷上也没了“战争应用题”,“战争作文”之类杀气腾腾的内容。大街上几乎再也见不到慷慨jī昂的爱国演讲,大街小巷也没了为国募捐的义务宣传队。走在街头,军人们经过之时不再受到民众的鞠躬致敬与欢呼。每个人又恢复了战前的状态,行sè匆匆的依然行sè匆匆,悠闲自在的还是悠闲自在。但每一张面孔上,却都流lù出更多的自豪,更多的自信,以及更多的期待。

随着国家的大裁军,众多军人重新回归了日常生活,来到自己熟悉或陌生的岗位上,为了每天的油盐酱醋奔bō劳碌。在公园,在大街小巷,经常会有一些伤残老兵戴着荣誉勋章,拄着拐杖或推着轮椅,路人无不报以敬意。

战争已经结束,军人们的jīng神却不会死亡。对于这些曾经为国家流了血,负了伤,牺牲了一生正常幸福的老兵们,人们依然是感恩的。

皇帝大婚之后,马不停蹄地主持了“北京和会”,随后就带了一票人马“度假”去了。

这北京和会,虽然各方并没有确定明确的裁军方案,但也算是发表了“联合公报”,表达了对和平的共同企盼,各国也的确着手制订削减军备扩张的方案。

到了这一步,中国国民原本绷着的一根弦也总算松懈了下来。

既然都不想打,想必也就不一定打得起来了。

尽管有不少人,尤其是年轻后生和后辈军人都难免怀念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战,恨自己没有机会上阵,或者没有捞到足够的功勋,但大多数国人内心深处,其实还是不想再次卷入这样危险莫测的战争。

这个国家,已经掌握了整个东亚,扩张了一倍的国土,成为世界有数的强国,甚至掌握了欧美强国两大阵营胜负的关键。经济正在快速起飞,国家各项制度逐步完善,民众生活大有改观,文化上也是一派欣欣向荣,有谁有真的希望这一切在大炮轰鸣之中化为一片瓦砾?

看着舒适的住宅,崭新的汽车,衣柜里huā样繁多的衣物,如huā娇妻,粉雕yù琢的孩子,职员和市民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三十来亩地里绿油油的庄稼,数着手头攒下来的华元,想着年后盖几间大大瓦房,给大儿子娶房媳fù,买匹挽马,小儿子有出息,已经读了初中,还不用huā钱,想着日子越过越好,农民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窗明几净的公租房,看着老婆孩子脸上的幸福,工人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手里的股票不断上涨,自己的公司业务越来越红火,对外出口越来越顺利,企业主们不想再打仗。

毕竟,这一仗要打起来可不是踩个把蛮夷小国。报上分析得清楚,一旦开战,就是全世界都要卷入的生死之战,胜利的就是世界霸主,失败的就是万劫不复!

有几个人愿意在这样的好日子之下去冒那个风险呢?

明年就是国会改选之年,而这一次的改选,与往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早在几个月前,历经反复辩论,反复修订,新的《议会选举法》终于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

根据新的选举法,选民的条件大大放宽,年纳税额额方面的条件从五十华元下降到三十华元,或者是服过兵役且年纳税额在十华元以上,或曾经一次xìng捐助超过三百华元。

尽管依然是一家只能有一个选民,但根据测算,帝国的选民数量依然从之前的七百六十万jī增到了一千八百万。

选民基础的急剧扩大,主要来自于普通工农劳动者和市民阶层收入的提升,以及选举权mén槛的下降。选民结构的变化,让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复兴党中越来越庞大的劳资关系协调会,终于在六月初宣布独立建党,定名为中华社会党,周明根任秘书长,主席空缺,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领导职能,致力于“提升劳工阶层的福祉”,“提升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更好地协调发展”。

与此前自由党,农民党,炎黄党等的独立不同,社会党的独立让复兴党从上到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

原因无他,只因社会党的潜力实在是过于可怕。他的前身劳资研究会,本来就囊括了复兴党内最富有理想,最有才华,也最有实干jīng神的大半中青代骨干,以及大批的中下层办事员。这一独立,很自然地会得到各大工会,甚至农会组织,以及青年团的拥戴,等于生生挖走了半个复兴党。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如此明目张胆的拆台行为竟然没有遭到阻止和严惩,而如此大规模的党内串联,居然没有被复兴党中央提前制止。

对于记者的追问,复兴党秘书长郑金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复兴党员有离开的自由,这是他们的选择”,而身为党魁的郑宇却跟皇后去了贝加尔湖渡假消暑,内阁的唐绍仪等复兴党元老干脆以“事务繁忙”为由拒绝置评。

这背后的意思,让很多人浮想联翩,也让不少人忧心忡忡。据说已经有人吹风,近期还要筹备修宪,原本参众两院议员的委任方式要有调整,民选比例扩大,地方参政院也是一样!

这一连串的疾风骤雨之下,很多复兴党的干将老臣很自然地担心起了下一年的国会改选。长期的一党独大,执政联盟中实际的一党主政,让复兴党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等同了政fǔ,等同了国家。尽管郑鹰离世之时,郑宇曾经对复兴党进行了一番狠狠的敲打,从上到下进行了大清洗,也扩大了其他少数党派的势力版图,但复兴党一家独大的局面,甚至在国战后期所谓的“华兴分党”运动中也没有得到实质xìng的改变。农民党也好,炎黄党也好,自由党也好,尽管都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基础,在一些地方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但总体来说,与复兴党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国战胜利,以及之后一连串的扩张,改革,经济发展,文化革新,乃至宗教改革,皇帝郑宇的声望已经高得无以复加,而以郑宇为党魁的复兴党也自然而然地重振声威,唐绍仪内阁之中复兴党的一家独大就是明证,也没有人想过在下一次国会改选中复兴党会遭遇真正的挑战。

但挑战偏偏就这样突兀地来了。

尽管在社会党的独立声明之中,身为复兴党元老之一的周明根狠狠地吹捧了复兴党,谦逊地表示“只是要为劳工阶层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为帝国国民出力”,但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这个在两个月内膨胀到一百万党员,并且还在继续膨胀的政党,已经成为复兴党最大,也最直接的对手。

尤其是在新选举法颁布之后,所有人都看得明白,这些新增加的中下阶层选民,面对中华社会党这个以“劳工阶层”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政党,首先在情感上,其次在理xìng上,都有着天然的亲近。

尽管社会党公布的党章在很大程度上与复兴党相似,在劳工权益问题上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数字化的要求,但意思已经足够明白: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薪酬,更加科学的劳动时间,更好的劳动安全保障,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更多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

还没有正式公布竞选纲领,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就已经获得了不少工会的捐款,自然也就等于掌握住了那些数量惊人的选票。政治观察家们心里清楚,他们选择这个时候独立,针对的就是明年的国会改选。当他们亮出竞选纲领的时候,也必然会引发国内政治版图的急剧变化。

不过,即使是对复兴党有着很多负面观感的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独立出来的社会党无论是组织结构,运转规则还是思想理念,都和复兴党有着太多相似。抛开在劳工政策方面的侧重,甚至可以把两个党看作孪生兄弟。甚至连宣传策略也都一模一样:群众大会,宣传车,传单,演讲,游行,标语,党报党刊,社论……

尽管表面上是一派井水不犯河水,但在基层,两个党的竞争,尤其是文宣上的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华兴三年的这一场政治风cháo,卷进来的远非一个复兴党,一个社会党那么简单。

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自由党,也开始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版图。

尽管在战争期间,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因其“反战”立场遭到了皇汉派等派别的严厉抨击,但战后“复古兴汉派”遭到重创,随着国家工商发展,国会复会,舆论管制放松,战后反战思cháo的暗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都让自由派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宽松的发展氛围。

自由党的早期骨干,除了梁敦彦等复兴党内部的自由派,还有很多大学和高中教师,著名学者,尤其是有过留学欧美背景的各界jīng英,以及国内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他们之所以宣扬和支持自由主义,除了出于信仰,也是基于其自身利益。

尽管他们也对国家的强盛心醉神mí,也同样对两代皇帝拥有无须讳言的敬仰和崇拜,但他们依然很难接受目前这个名为君宪,实在皇帝威权统治的体制长期持续下去。政fǔ固然在改革选举制度等方面正在进行着改革,但自由派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并且渴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在资源分配方面自然而然地获得优势。

与建国前的郑鹰,国战期间的汪铭汉,周明根等人所做的类似,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也引入了欧美自由主义学者的大批著作,并自费印刷广为散播。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托马斯?潘恩,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埃德méng?伯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成为了知识界的宠儿。

借助大学这个天然的论坛和学术自治场所,自由主义在青年之中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尽管各学校的热血学生,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社团也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甚至不惜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道德上的攻击煽动听众的情感,但自由主义在jiāo锋中却并未落于下风。利用各个自由主义报纸和刊物,自由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宣工作,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国内的中上阶层。

不过,梁敦彦作为复兴党熏陶出来的jīng英,并没有落入自由放任主义,也就是“”的窠臼。作为深受郑鹰影响,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来加以否定,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从直接否定对手的“立场”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

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华夏新学”,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黄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访录》让梁敦彦如获至宝,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最后只能删减出版,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渊源”。

在这个“华夏自由主义”理论中,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抑制“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mí信,而被某些“才干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权力者利用,把民族带入深渊。

不过,梁敦彦也承认,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有其优越xìng,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彦指出,这种“集中决策”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但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xìng的**主义传统,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目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从长期来看,宪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彦举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富裕,民权自由的统一,而德国则“**主义过于浓厚,国家的命运被cào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

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随着民智开启,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这种“神授”xìng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届时一旦爆发冲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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