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此无意驳斥《南京》，除了小说的需要，还有就是实在无法忍受和一个虚构出来的日本军人谈人性，若是日本军人中真得有还罢了，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史料和证词表明角川那样的日本军人曾经出现过。我承认我有极端的民族情绪，日本这样的民族，欺软怕硬，你越怀柔，他越嚣张，没什么好讲的，对待侵犯我们的敌人一个字，“杀”！一家之言，切勿模仿！）
贾彰柯的面前放着一本书，其实他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但是这一次他看得尤为仔细。忽然，他站起身，离开了自己的房间，朝东方未明的办公室走去。
“笃笃笃！”
“请进！”
东方未明正在虚拟空间当中，听到有人敲门，连忙说道。
“贾哥，有事？”东方未明问道。
“嗯，未明，我想好了，自己要拍什么了！”贾彰柯说道。
“什么？”
“就是它！”说着把手中的一本书递到东方未明面前。
东方未明看到贾彰柯手中的书，顿时笑了。
“好！没问题！”东方未明回答的很是干脆。
“呃~”贾彰柯对于东方未明的爽快有些惊讶，他还没具体说自己的想法呢。
“《拉贝日记》，我看过，也有这个想法，没想到你提前过来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们和周总再商量一下，组成一个工作组，想必他也会希望看到这个剧本的。”东方未明不得不感叹有些事情真是“宿命”，前世的时候《南京！南京！》就是和《拉贝日记》同时上映的，这一世依旧要来一次正面交锋。
“你知道路川的事吗？”东方未明问道。
贾彰柯摇摇头，除了电影他很少关心其他的事情。“人各有志！我不好说什么！”
“人各有志！好一个人各有志！那你知道路川也要拍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吗？”东方未明接着问道。
“哦？这么巧！”贾彰柯有些惊疑，“那么我们好要拍这个题材吗？”
“拍，为什么不拍？”东方未明提高了嗓音说道，“你不是说人各有志吗？我们这部戏和他的志不同，道不合，一定要拍！你没有信心？”
贾彰柯现在在国内外的名气可一点不比路川小，比起路川他心气也高，却更加务实。“谁说的，就算同台打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更何况你和周总的支持，想输都难！”
“哈哈哈……”两人笑过之后，开始具体讨论起拍摄《拉贝日记》的计划。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H.D.Rabe)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在今天南京大学鼓校区内），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同《南京！南京》中所宣扬的一样，第三方，即向拉贝这样的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中国主流意识所淡化的。朝鲜战争暴发后，中美之间的敌对意识形态越来越浓，于是双方的媒体也开始竞相抹黑对方。中方的报纸甚至还开始批判在南京大屠杀中帮助过中国人的外国人，而包括迈纳?瑟尔?贝茨、刘易斯?史密斯在内的诸多美国人，更是被说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
当年的XX报还认为，所谓的“安全区”（难民区），并不是为了拯救中国人民的，而是用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报纸还控诉了美国人如何与日本侵略军狼狈为奸的丑恶事实：“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
据说刘易斯?史密斯看到这些报道后，简直当场快要哭出来了，他身旁的中文老师赶紧安慰他说：“这个城市（南京）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
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当年那些没有任何义务、但却在南京人民最危难的时刻选择留下来的外国人，统统成了别有用心的帝国主义份子。由于当年报纸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所以拉贝等非美国人则基本是被淡化，而没有受到批判。
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了张纯如的着作《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原版里。张纯如基本办到了公正，在对待“某个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杀本身）时，没有偏袒中美任何一方，张也没少揭露过老美的糗事（当然不是指魏特琳、史密斯等人，他们是无辜的好人）。
导致拉贝长期被淡化（至少是没有像白求恩那样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主要是上边说到的这些原因，而并非网上盛传的一味强调拉贝是“纳粹”，辛德勒等人也是纳粹，但他们的义举使当年的受害者们没有去计较他们的身份，犹太人甚至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恩情，还特地组织拍摄了一部《辛德勒名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拉贝救的是中国人，所以西方人对此也不太当一回事。
此外，另一种观点认为拉贝被遗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不会感恩，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中国人是懂得感恩的，这同样可以从张纯如的着书中找到相关记载：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反响极大，让人联想起弗兰克?尤普拉的经典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一生》的结尾。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女乃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上边说到的“拉贝的遭遇”，指拉贝1938年2月回到德国后开始经历的种种不幸，首先是因为在德国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遭到纳粹政府的软禁，后来盟军来了，拉贝却没有得到“解放”，因为纳粹的身份，又再被盟军积极地“照顾”。盟军在二战后没少放走过罪孽深重的法西斯（包括日本的731部队），却同时又对拉贝等无辜的好人百般刁难、甚至推上审判席。对于这点，西方人已经拍过诸如《黑皮书》、《纽伦堡》等电影反思过了。在那时孤独无助的境遇下，真正关心拉贝的，只有当年被他救助过的南京人民。（以上资料来源豆瓣网《好人未必有好报，坏人未必无善终》。）
为此，东方未明和贾彰柯讨论了很久，渐渐成形的故事已经与东方未明脑海中原有的那部电影版的《拉贝日记》已经有很大出入了，按贾彰柯的电影风格，他的这样一部电影，非常忠实原著，有很浓厚的纪传性质。百人斩、大屠杀、拉贝最大的敌人、即其一直与之交战的“东亚式虚伪”：从应承将部队按时撤出安全区的唐生智，到对拉贝提出的平民安全保障要求敷衍了事的日本大使、日军将领，概莫能外，皆将平民性命视为草芥。以及原著中，关于拉贝与平民间最后的描述：“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今天还有3000个姑娘和妇女，她们围住了大门，要求我答应不丢下她们不管，就是说要求我不离开南京。她们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当我要走时，她们干脆拉住我的衣服后摆不放。我不得不留下我的汽车。在我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后，身后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我不得不步行走回家去。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昧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这些都会重新还原到电影当中。
当东方未明听到贾彰柯用异常坚定和沉重的语气说到最后一句：“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时，他知道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意义所在了。如果大家非要将其归究于“人性”二字，那么这样源于人类最本真的情感，远远比无限纠结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沉痛地反思自己的错误，要更加伟大得多。“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既然做不到，又何必去大谈人性？
最后东方未明决定兵分三路，让一组人去南京采访当年被拉贝救助过的老人，另外让哥伦比亚那边派人联系拉贝的亲人，并让贾彰柯亲自前往德国招募演员和德国的电影公司合作，而他自己则准备找一些日本演员谈谈，在前世的时候这样懂得反思的日本艺人他也曾见到过，就像原剧中的那个日本演员香川照之，曾出演《暖》和《鬼子来了》等中国影片的香川照之是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日本演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