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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米道是早期道教派别之一。创始人张陵（34～156），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东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学道，并造作道书（或称符书）以教百姓，倡言天人下降，授以正一盟威之道，以为人治病开始传教，据称“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他为了统率教民，设立二十四个传教点，称“二十四治”，以其中的阳平治（在今四川彭县）、鹿堂治（在今四川绵竹）、鹤鸣治（在今成都市大邑）为传教中心，因入道者需交纳信米五斗，故俗称“五斗米道”。又因创教之初，曾受巴蜀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巫术色彩浓厚，时人或称“米巫”。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衡殁、孙张鲁继之。祖孙三代，世人称为“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张陵称“天师”，张衡称“嗣师”，张鲁称“系师”。张衡事迹未见记载，张鲁《三国志》有传，是五斗米道的重要建设者。史载，刘焉为益州牧时，曾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初平二年（191），命其与别部司马张修率部共同进取汉中。后刘焉之子刘璋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东汉政府无力征讨，乃命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遂以政权、教权首领的双重身份，在巴、汉地区大力推行五斗米道，在教义、教仪、方术以及组织建设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第一，在他统治的区域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入道者初名“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号“祭酒”，任统辖教民之职；统领教民多者称“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这样，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由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制度渐趋完备。第二，教民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为此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并设“鬼史”，主为病人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文书），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1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载，张鲁又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作为为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其斋法虽较简陋，但却为制订道教斋醮仪式开创了先例。第三，设奸令祭酒，向教民宣讲《老子》，张鲁并为之作注，名《老子想尔注》。他从宗教立场出发，在注解《老子》时，阐述了五斗米道的信仰与教义。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他把老子的“道”人格化为有意志、能创生天地、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2其基本教义是通过守一、守道诫，达到长生不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3第四，《老子想尔注》表明，五斗米道除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以祈禳斋醮为人谢罪除灾外，还行守一、行气、房中等道术。谓“守诫不违，即为守一”；“仙士有谷食之，无则食气”；“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4此外，他还在境内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月复取食，以及实施宽刑，禁酒等利民措施，史称“民夷便乐之”。因而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张鲁统治的巴、汉成为比较安定的地区。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那里得到较大发展，与这种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张鲁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是五斗米道在政教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下兴旺发达时期。至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张鲁降曹，这一发展阶段遂告结束。此后，五斗米道虽面临若干严重问题，但却继续向民间，且向上层社会发展，并从巴蜀的狭小范围传播到北方和江南广大地区。张鲁政权覆亡后，巴蜀地区五斗米道曾有过短暂（三国时期）的沉寂。但入晋以后，又渐趋活跃。西晋初，犍为人陈瑞在蜀中传播五斗米道，“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5师称“祭酒”，传道之所称“治”，与张陵时相同，显然属于五斗米道的分支。据载，信奉其教者颇多，“徒众以千百数”，连巴郡太守唐定也成为道徒。后来势力愈来愈大，陈瑞自称“天师”，“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被认为有图谋不轨之嫌；咸宁三年（277），益州刺史王濬以“不孝”罪，下令“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6陈瑞被杀不久，西晋惠帝永宁、太安（301～303）间，四川又发生了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这支起义队伍中多是信奉五斗米道的賨人。他们进攻成都时，得到五斗米道首领范长生（时居青城山）的支持，最后夺得成都。李雄于永兴元年（304）称成都王，改元建兴，于306年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改元晏平，史称成汉。拜范长生为丞相，加号“天地太师”。范长生死后，其子范贲继任丞相。成汉政权存在四十余年，至东晋永和三年（347），始被桓温所灭。陈瑞和范长生所代表的是西晋初年两个比较有名的五斗米道支派，他们先后在犍为、蜀郡的活动，表明五斗米道在四川确有深厚的基础，也表明经过三国时期短暂的沉寂，在西晋又开始复苏了。张鲁政权覆灭后，不仅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未被消灭，而且随着张鲁及其部曲的北迁，又把五斗米道传播到中国北方。史载，张鲁投降后，曹操将他和家属带回北方，令居邺城，并封张鲁为镇南将军、阆中侯，邑五万，其五子也封侯，并让自己的子女与张鲁的子女互为婚配，结为姻亲。当时被迫北迁的不止张鲁一家，《三国志·张既传》载，张鲁降后，“太祖（曹操）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而且北迁汉中民不止一次，继上次之后，杜袭留督汉中军事时，又“开导”汉中百姓“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7张鲁及大批汉中教民被迫北迁到三辅（长安、洛阳、邺城）之后，他们利用曹魏政权宽待张鲁家族之机，在它实行限制、利用的宗教政策夹缝中，或明或暗地向社会下层和上层传播五斗米道。经历曹魏和西晋，至东晋时，五斗米道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是在许多豪门士族中有了信徒，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天师道世家，如琅邪王氏、孙氏，陈郡谢氏、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葛氏、陶氏，东海鲍氏等。《晋书·王羲之传》载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同书《殷仲堪传》称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同书《何充传》亦称：“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何）充及弟准崇信释氏。”以上传记中，史家已称五斗米道为天师道，表明大概在东晋中期人们对该教派已作了这样的改称。有学者认为，“五斗米道”本是俗称，其教徒自称正一道或天师道，如东汉嘉平二年（173）所立《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即有“祭酒约施天师道”之语。如此，在东晋中期世人改称其教为天师道，只是从其教内的称呼而已。在以上众多的士族信徒中，钱塘人杜子恭是其重要首领。他有很多弟子，其著名者皆出身江南世家大族。《南史·沈约传》载：“钱塘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沈约的高祖沈警即“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杜子恭在世时，门徒众多，影响很大；死后，其天师道信仰为其子孙所继承。史载，其子运，运子道鞠，道鞠子京产，京产子栖，“世传五斗米道不替”。而且他死后很久，仍受人景仰。《南齐书·孔稚珪传》称：孔稚珪之父孔灵产，在宋明帝泰始中罢晋安太守，随即隐居钱塘，每“东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史载杜子恭死时，将教事付弟于孙泰，后孙泰与其侄孙恩、孙恩妹夫卢循等，以五斗米道为旗帜，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晋书·孙恩传》载：“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孝武帝时，“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咨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是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孙泰死后，弟子孙恩继之，于隆安三年（399）袭会稽，江东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朝廷震惧，内外戒严。”后孙恩攻临海失败，赴海自沉。其妹夫卢循领其众继续战斗，又经若干年，至安帝义熙七年（411）广州战斗中失败，卢循投水死，起义最后结束。尽管后世史家对这次起义的评价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承认它是受五斗米道影响下的起义，因而它是五斗米道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见，张鲁政权覆亡后，五斗米道（即天师道）不仅未被消灭，反而从巴蜀一隅发展到北方、南方，成为全国性的大教派；教徒成分，除有众多下层群众外，又有不少豪门士人。应该说，两晋是五斗米道的深入发展时期。但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最主要者有二：（一）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五斗米道原起自民间，主要成分是下层群众，早期经书中即有一些批评社会不公、要求改变不合理现状、建立太平世界的言论，如以“三天正法”战胜“六天故气”（邪气）等。因此在社会矛盾尖锐时，五斗米道常成为发动起义的旗帜。在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时，汉中的五斗米道徒张修起而响应；西晋李特、李雄通过起义建立成汉割据政权；东晋孙恩、卢循起义更是加速东晋灭亡的大事件。至于以所谓老君化名李弘发动的起义，更是“岁岁有之”。所有这些起义不能不使五斗米道和封建统治者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二）组织涣散，科律废弛。建安二十年，张鲁降曹，随曹操回到北方，次年卒于邺城。此后，五斗米道失去统一领导，各级道官、祭酒各自为政，随意“置职”和“授箓”，组织十分紊乱；原有的制度和戒律也被废弃，道官乱收道民财帛，道民不去师治赴会等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南北朝初年，世家大族出身的寇谦之和陆修静，分别在北方和南方对天师道进行整顿和改造，以求问题的解决。寇谦之在北魏初年，宣称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命他宣此《新科》，“清整道教”。清整的重点就是调整天师道与封建制度的关系，制止天师道徒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使之与封建制度相适应。他对过去已经出现的各次起义，包括多次的李弘起义，严加斥责。称他们是“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的“愚人”和“恶人”，犯了亵渎太上老君、叛逆君父的大罪，“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表示坚决制止同类事件的继续发生，为此要“以礼度为首”，即用儒家礼法改造天师道，用臣忠子孝的原则充实它的戒律，使之完全符合封建制度的需要。其次，要“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8还要整顿组织，加强科律等。经过寇谦之整顿、改造后的天师道，史称北天师道。南朝宋道士陆修静在南方也对天师道实行了整顿和改造，据《陆先生道门科略》记载，其重点是组织整顿。提出整顿二十四治，健全“三会日”和“宅箓”制度，以及严格实行道官按功升迁制度等。经过陆修静整顿改造后的天师道，史称南天师道。天师道在南北朝经过寇、陆二人的整顿和改造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摒除原来它所包容的某些反映下层群众要求、有违封建礼制的成分，增添了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使它由一个民间宗教变成符合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士族宗教。与此同时，其组织得到相应的整顿，教规、教仪得到一定充实。自此以后，天师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北天师道，得到北魏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在北魏境内大为兴盛。《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并“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太延六年（440），太武帝听从寇谦之建议，改元太平真君。三年（442），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符箓”。此后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定制。太和十五年（491）秋，孝文帝元宏因京城“里宅栉比，人神猥凑”，下令将原在城内的道坛迁至南郊。六世纪中期，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分别迁都洛阳和邺城，各将天师道场迁至新都，崇奉天师道如故。不久，高氏取代东魏建北齐，字文氏取代西魏建北周。天师道在北齐曾一度遭取缔，但在北周却继续受到支持。经陆修静改造后的南天师道，亦有相当发展。主要表现是两晋时期天师世家的子孙仍继续奉道。如杜子恭的玄孙杜京产及子栖，仍“世传五斗米道不替”。《南齐书·高逸传》载：“京产少恬静，闭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南史·隐逸上》称其子杜栖亦续奉天师道，至于萧梁之世。另一天师道世家会稽孔氏，至孔灵产时继续奉道，他在宋明帝泰始中罢晋安太守后，有隐遁之怀，“宋明帝于禹穴之侧立怀仙馆，诏使居焉。”9此外，南郡枝江人刘凝之，于宋文帝元嘉（424～453）年间，“居衡山之阳，采药服食，受天师化民之道”，10而“王公赠遗，一无所受”。11隋统一全国后，南北天师道合而为一。但直至唐代，史书缺乏记载，情况不明。唐代中后期，张陵子孙在江西龙虎山续传天师道，逐渐形成传播中心，世称龙虎宗。从此结束其早期发展历史，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注：17《三国志》第1册264页，注引《典略》，第3册666页，中华书局，1959年234《老子想尔注校证》第12页，第46页、16页，第12页、27页、9页、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6《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8《魏书》第8册3051页，中华书局，1974年91011《道藏》第24册875页，第25册296页，第304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