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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审讯进行到两个多钟头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门被推开以后，进来一个小女孩，也是四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红毛衣，进来就扑到那个负责审讯的警察身上，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屋里人全都愣住了。那个案犯不错眼珠地盯着那个小女孩，人整个儿傻了一样。”
“往下说！”冯禹听入了神。
“原来这是几个警察商量好的一个办法：‘借来’其中一个人四岁的女儿，让她也穿上那案犯女儿常穿的红毛衣，头发也弄的很像。等审讯到了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直陪孩子玩儿的一个女警就把孩子领到了门口，说你爸爸在屋里呢，快进去吧，结果就出现了我刚才讲的那一幕。”
“那案犯交代了吗？”周可心问。
李同继续说道：“当时就审不下去了。把案犯带下去以后过了没多一会儿，那案犯说想见见那个女孩儿，这女孩的爸爸虽说是个警察，可这种事儿也是头一回，谁敢把孩子放案犯身边儿？这要出了意外不就麻烦了，后来考虑再三，女孩儿的爸爸一咬牙，带着两个人领着孩子就去了。”
冯禹和周可心都扭着头听李同讲这段故事。
“看见孩子就在自己眼前，那案犯居然满脸慈祥，慢慢走过去，蹲轻轻用手抚模孩子的头发，你想那案犯是带着手铐哪，孩子能不害怕吗？可也怪了，这孩子就跟知道怎么和他爸爸配合一样，站在那儿一声不吭，还冲案犯笑了一下，那案犯眼泪‘唰’一下儿就流下来了。”
两个人听得入了神，周可心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似乎自己就是那站在案犯面前的女孩，又似乎是那个心脏几乎要冲破胸膛的父亲。
但她最关心的还是这案子的结局。
“后来从轻，判了八年。”李同淡淡地回答，这类案子他见得多了。
半个来钟头以后，李醇眼睛红红地回到了桌边。
“又喝啦？”李同笑着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