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书，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被耽误了，而我真正意义上的书是从1975年9月开始的，以前小学基本上是走过埸，断断续续的也不知道怎么就小学毕了业，初一又因病休学，母亲催促我回昆明也有让我好好书的考虑，我父亲是五十年代的高中生，又了二年卫生专科，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母亲也是卫生学校毕业的，过去讲出生，其实严格的讲我是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
“我们家要有文化人！”这是爷爷力挺父亲书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父亲的去世对爷爷是多么大的打击呀，在“***交白卷”的时代，爷爷也没有放弃要我书的念头。母亲希望我好好书，将来能有个好工作，也是从我的身体条件上着想，尽管受“*****”的影响，母亲也没有放松对我的“再教育”，我小时候识字说穿了大多是母亲教的，学校恐怕只教了我算术，我上小学时看连环画有很多字都不认识，到后来我却能看懂母亲偷偷藏着的各种各样的小说，这无疑是母亲的功劳。上初二时，我偏科，物理和化学还理直气壮的学习***交白卷，为此母亲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我上初二时弟弟在幼儿园全托，我的时间很宽裕，在母亲的监督下，我开始了“恶补”，很快，在班上、在年级里，我的成绩便扶摇直上。
在我的记忆中，盘龙中学的学习氛围还是不错的，似乎没受到“*****”的影响，我记忆犹新的是上数学课经常去学校农场，上物理课就去学校工厂，由学校的专车负责接送，先学习后劳动。有一次在农场上几何课，是计算粮仓园锥体的体积，到农场后，数学老师蒋正玲拿着话筒喊道：
“同学们两人一组，用绳子去量周长、量直径、量高度、量锥体高，都在绳子上做好记号，再来我这里用皮尺对着找数据，如何计算这二十几个仓库的总体积就是今天上午的课，大家清楚了吗？”
“清楚了！”大家异口同声，像放鸭子一样四处散开，我和宋跃祥同桌，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我在地下配合，蒋老师担心我，怕我不小心摔倒就跟着我。
“宋跃祥，你不用量锥体斜面长度，这个用不着，你将竹竿一头放在锥顶上，另一头放在你肩膀上，目测一条平行线，量锥高。”我叫喊着对他讲，回头却见蒋老师朝我点点头，等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忙完了，大家来到打谷场上席地而坐，蒋老师开始上课：“同学们，今天在上课之前我要表扬林利同学，大家知道他腿不好，可他预习功课很认真，我想问一下，有多少同学今天量了锥体斜面长度？量了的请举手”，只见齐刷刷的手都举了起来，就我和宋跃祥没有举手。
“好，请放下，之所以要表扬他，是因为他知道这个长度是用不着的，下面我给同学们讲讲大家眼前的粮仓，讲圆柱体加圆锥体的体积计算，请打开课本……”
……
受到表扬，我很开心，打着以后，蒋老师经常给我开“小灶”，母亲也和蒋老师成了好姐妹，因为蒋老师的儿子也是患了小儿麻痹后遗症，两个不幸的母亲同病相怜，有着很多共同语言。蒋老师对我的特殊关照使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在年级里处在第一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