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美丽的春城、我的第二故乡，这片曾无数次令我魂牵梦绕、久久不能释怀的土地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念想，也承载着我太多的回忆。我喜欢昆明，不仅仅是它几乎见证过我的整个学生时代，而是因为在这里我的眼睛、心灵与双足都有了理想的漫步之处。滇池、海埂、翠湖和西山，巡津街、盘龙江、金碧路、园通山、东风广场……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街一景、一人一物就像放电影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我的脑海里闪过，十二年了，我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梦里与春城相遇，有多少次想再一次与之相拥。
“况且、且、且；况且、且、且……”在61次特快列车硬座车厢里，我伏在车窗前，眺望着晨曦中的远山，那云雾缭绕中的山连着山、树挨着树，与眼前稍纵即逝的一簇簇野花、一丛丛女敕草构成了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优美画面，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一会儿消失在雾里，一会儿又跳到眼前，湿润的空气透着一股子清香不断拍打着我的脸颊，令人心旷神怡，十分的惬意。
“林主任，快到了。”在列车广播员甜美柔和的声音中，小陶从行李架上取下箱包提醒着我。
“是啊！快到了。”我回过头来，心里涌出了一阵阵久违的激动。
“从湖北来的林利同志请注意，请听到广播后向左走，从一号出站口出站，出站口有人接。从湖北来的林利同志请注意……”车站喇叭里重复着被我形容为有气无力的广播声，之所以这样形容，是我觉得在人声鼎沸的嘈杂环境里，这种女性发出的、特有的、温柔的、瓮声瓮气的、没有标点符号的广播常常被人忽略，倒不如大喊一声来得干脆。
“林主任，广播里好像是在叫你？”小陶一手拎一个箱子跟在我后面，在拥挤的人群里一边保护着我，一边还注意到了广播。
“嗯！是收到电报的宋跃祥来接站。”我拨开人群，朝乘客较少的一号出站口走去，心想老同学考虑得真周到，知道这趟车二号出站口人多，他还以为我是以前走路需要用左手摁住左腿的样子。
“林利！林利，是林利吗？”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如雷贯耳，我顺着来声一看，不错，是他，是宋跃祥，是祥哥！
“祥哥！”我呼喊着他，疾步向他扑出，八年不见，我们相拥而泣，好一阵子他才慢慢地将我推开，认真地打量着我：
“腿什么时候好的？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不是在信里给你汇报过吗？85年在上海治好的。”我也认真地看着这位昔日同窗好友，没什么变化，就是皮肤晒黑了一点，还是那么清秀，还是那么潇洒。他个头没我高，穿一身西装，西装里是一件花衬衫，没系领带，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是那种白色的有一圈圆柱体帽沿的礼帽，咋看咋就像个越南人，不对！印尼人，也不对！像电影里的归国华侨。
“我说，你咋这身打扮？”我好奇地问道。
“还不是为迎接你刻意准备的，怎么样，还行吧？哎！别说了，快回家，你嫂子给你亲手做了丰盛的早餐，这位是？”
“哦！忘了介绍了，是我们单位的小陶。”
“祥哥你好！经常听我们林主任提起你，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小陶也学会了客套，就是有时用词不当。
“欢迎欢迎，我兄弟一路上多亏有你照应，走，上车。”他开着一辆借来的“上海”牌轿车，轻车熟路般地把我们接到了他的家里。
真是变化太大了，沿途的街景已不再是我印象中的样子，一条条柏油马路纵横交错、一栋栋高楼大厦扑面而来，人也多了、花也笑了、草更绿了，在高原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美丽的春城无处不透露着现代化大都市的气息。
我这个老同学在云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工作，他是家里的老大，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得了一种眼病，好像是青光眼，所以他早早的就接父亲的班参加了工作，在公司开长途客运班车，经常往返于昆明和边境。1982年他来湖北十堰提车，我赶到武汉接待了他，那时候我刚刚调回黄州，临时被抽去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还是个普查指导员，我利用普查工作间隙陪他在武汉游玩了两天，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常常是书信往来，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从未间断。
很快，我们到了他家，和我住的条件差不多，也是筒子楼，在昆明能住上单位分的套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后来他才在信中告诉我他买了电梯房。
嫂子十分热情，小侄子“湖北叔叔”地叫着，煞是可爱，我拿出在六盘水给他们买的礼物，嫂子连声道谢，一口地道的昆明腔语速极快，连我都差一点没听清楚，小陶更是似懂非懂，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亲切地交谈，不时插上一句黄冈话，我还得给他来回当翻译。
“吃了早点就休息，火车上一夜没合眼吧？我开车出去一趟，有的同学电话联系不上，得亲自去找，中午在宝善街过桥米线馆给你接风洗尘。”
“懂我者，非你也！”我没有客气，也用不着客气，他知道我的爱好、我的个性、我的脾气，甚至我的家庭和我的一切。
接下来的事无任何悬念，同学聚会、看望老师、故地重游，他请了五天假专程陪着我和小陶游览了昆明市内的所有名胜古迹，分别时还给胖胖和猫子回赠了礼物，这一趟昆明之行让他花费了不少，可我却心安理得，因为这种情谊是无需拒绝、也无法拒绝的，更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