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参加劳动
国庆节过后，紧接着，就是人委机关干部到自办的大红旗农场参加秋收劳动。参加劳动在化大革命之前是机关干部必须履行的与机关业务工作同等重要的职责，考评干部的重要条件。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出毛主席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该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形成制度。
1958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几乎所有干部，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又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进一步规定凡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分批下放劳动锻炼。县级以上机关干部每年应该离开工作岗位，到工农群众中参加体力劳动。并且要长期贯彻执行，成为巩固的制度。
1958年以后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断的若干年，我们机关干部除了周六找些工、商企业劳动之外，基本上以在自办农场从事种菜、种粮、养猪等生产自救性的劳动为多。
那个年代，党政机关在农村都有“农场”。那些农场并不是机关干部自己开荒开辟的，而是有些公社把生产队的耕地让出一块，供某些机关使用。我们人委机关农场，我参加过劳动的（几乎是一年一换）有大红旗、西果园、下口子、山嘴子、魏家屯……。
到大红旗秋收劳动，是我到统计局第一次参加体力劳动。
那个时侯机关到农村去劳动，都是坐人委车库的在汽车修配厂改修过多次的苏联嘎斯卡车。卡车跑在市郊的沙土路上，车后扯着一条长长的灰尘大尾巴。走近生产队的时候，经常不免引起一群群劳动在庄稼地里、围着花花绿绿头巾的女社员们的指手画脚、观瞻和议论；往往还夹杂着莫名的笑声。
在大红旗劳动的第一天是割高粱。我们家乡由于无霜期短，穆棱河河南种高粱，河北不种高粱。割高粱的活这是头一回。既然是头一回，就要从头学起。一个人要拿七根儿垄——就是割高粱的人站在七条垄的中间一条垄上，把七条垄上的高粱依次割倒；七条垄恰恰可以横着放倒高粱。虽然这是过去看都没有看过的“技术”活，还是觉得一看便明白了。于是，挥动镰刀干了起来。谈何容易！砍下三根高粱，没有一颗听话的，摇摆着沉甸甸的“大脑袋”（高粱穗），东倒西歪，无法掌控，只得任其倒在垄上。韩科长看到我的窘态之后，做了示范，又手把手传授了割高粱的窍门，总算能够把割下来的高粱比较立正的横放到垄上。捆绕，又是一道难题。割茅草捆绕我基本是熟练的。现在的问题是，高粱秸又硬又脆，宁折（shé）不弯。还是韩科长，不厌其烦的教我如何顺着高粱秸拧劲（高粱秸纵向扭曲劈开后，有了韧性）才不折（shé），如何把绕置于整捆高粱的重心，如何让捆好了的绕上的高粱穗与整捆的高粱穗在同一方向、并靠近。经过韩科长耐心教导，毕竟是出身农村，很快便掌握了要领。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无论是割高粱的速度，还是捆绕的质量，在当天参加割高粱的机关干部当中，我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
高粱割完了，开始割大豆。割大豆，也是考验。豆秸上、豆荚上满身都是尖锐的毛刺。没有手套，只能光着手去抓豆秸。长期不做农活的手上扎满了毛刺，疼痛钻心。看看韩科长毫无顾忌的只管猫腰割大豆的身形；看看秘书科夏秘书强忍疼痛的苦脸……没有人公开表现出毛刺扎手的形态和声音。这大概就是考验你是否有劳动人民感情，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试金石”！
我们家乡由于地多人少，做农活十分粗放，没有辽宁农村那样精细，让山东人看了，那简直就是糟蹋庄稼。我们家那边割大豆，把豆杆割倒，一铺（豆杆摞成堆）一铺横放到垄上就可以了。装车的时候，用洋叉（四齿钢叉）把一铺一铺的豆杆挑到车上（散装），然后用绳索拢住、不散落到车下，便可。
这里割大豆还要捆成捆。大豆捆绕虽然没有捆高粱绕那样较高技术含量，也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操作难度。韩科长给我做了示范之后，我顿时觉得庄稼活比我经历的（技术性）要复杂得多。依照韩科长的动作，我从割倒的豆秸里选出四棵（做绕），一只手捏两棵，把豆秸尖端部位交叉放在待捆的一堆豆秸的中间，右手的两棵豆秸在上，左手的两棵豆秸在下，左手攥着豆秸根部向前、向下绕动，令豆秸前端弯曲，同时，把右手的豆秸尖端翘起压到左手的豆秸尖端的后部，使左右手的豆秸有如拧麻花一般扭结在一起（捆豆秸的绕形成）；然后，哈腰，将绕紧紧地压在被捆的豆秸上合拢并抱起，顺势翻转豆秸（捆），这时，两只手交叉压住豆秸，右手向后拉，左手向前推，左右手（攥着的）的豆秸根部交叉、扭绞两圈，形成丫状扭结，扭结的丫杈附着（固定）在被捆的豆秸上，捆绕完成。
几千年来，老祖宗做农活，基本都是口传心授，没有规范的教材。做农活的程序、动作、技巧等等很难找到确切的标准词汇。所以本不惜笔墨，写的多一点，还不知道是不是表述得清楚？
这次劳动任务的最后农活是扦（qiān）高粱（把高粱穗从高粱秸上割下来）。扦高粱使用一种特殊的工具，叫捏刀。这是一种农村铁匠炉打造的类似单面刮脸刀片、方形（边长2-3厘米）专用刀具。捏刀上镶嵌有皮套，工作时套在母指上。扦高粱时，一手抓住高粱穗，一手母指套着捏刀，食指勾住高粱穗下边的高粱秸，母指与食指做出捏的动作，高粱穗瞬间就被切割下来。这是带有一定危险的操作，操作不当，很容易割破手指。
由于捏刀数量较少（从社员那里借来的），再加上不少人没有用过，怕出事故，于是就不得不使用镰刀砍高粱穗了。
割大豆期间，有一天下雨了。统计局的大部分人都集聚到黄局长和尚科长、王德住宿的社员家（机关来农场劳动的干部大部分住在社员家）。炕上炕下挤满了人。打扑克的，闲扯的……好不热闹！
黄局长和尚科长在炕头嘀咕些什么，之后，尚科长半起身，踅模一圈，看见毋笑斌，喊道：“毋笑斌！过来。（交给他一张人民币）去，到大队的供销社买一瓶酒回来。”
毋笑斌接过钱，披上尚科长的军用雨衣，急速地窜出房门，消逝在飘飘洒洒的秋雨之中。
毋笑斌呼哧带喘地进了屋，显然，他是跑步回来的。他把手中的一瓶“千山白酒”（辽阳名酒）和几段胜利（香）肠，放到炕头尚科长跟前，用他那无法改变的关中口音说道，“任务完成了。”
尚科长左手拿起酒瓶，把瓶盖放到上下牙之间，毫不费力地启开了瓶盖。然后，举起右手，指着地下的一个长桌……。王德立即明白了尚科长的意思，于是在桌上桌下、室内可以摆放物件的的地方搜索一番，失望的说道，“没有碗，……”
尚科长：“拉倒！来，（他把酒瓶递给黄局长）吹喇叭，黄局长，你先来一口！”
尚科长拿出挂在他的裤腰带上的折叠刀，一只手攥着香肠，一只手用刀削下一片香肠，先递给了黄局长。黄局长喝了一口酒，伸手捏过香肠，塞到嘴里。然后，把酒瓶递给了在他身旁的善科长。善科长对着酒瓶嘴喝了一口，又把酒瓶传给他旁边的人……。
酒瓶从炕上传到地下，屋里酒气、烟味弥漫。蒋竞芳喝了一口之后，把酒瓶递给我，我看了看瓶中的快见底的一点酒，转手给了颜宪言。
他喝一口，看看我，“怎么？喝一口！”我摇摇头。他把酒瓶又给了别人。
晚饭后，颜宪言对我说，“怎么的！怕脏啊？”
我：“不是。我不会喝酒。在学校实习，我和吕慧晨从锦州回来，在餐车上喝点葡萄酒，吐了一道。没有喝酒的命。”
颜宪言：“那也得装装相。在大家都在场的场合得注意点，不要让别人说你月兑离群众。”
我：“知道了。”
劳动之余，也有一些小小趣事。一日，晚饭时，有的同志已经吃完，也有的同志还在吃。计委的张捍真（女）坐在生产队院子的一个石磙子上。这时，在院中到处乱跑的一头毛驴崽子，跑到张捍真面前，小毛驴把鼻子伸向她，两只黑亮的、圆圆的毛驴眼睛死盯盯的看着她，还不时地摆动右侧的大耳朵。张捍真见小毛驴的如此姿仪、姿神，便问了一句：“你吃饭了吗？饿不饿啊？”不料，那头小毛驴张开大嘴，“啊嗷——啊嗷——”大声嚎叫了起来。逗得大家捧月复大笑一场。
在西果园和下口子的劳动，至今仍然保存着尚可回味的记忆。
西果园在千山南边，属于鞍山“南国梨”的源地区。不过那个时侯，南国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鞍山水果的著名品牌而名噪遐迩。我们机关的西果园农场当时以栽植苹果为主，南国梨树寥寥无几。
第一次去西果园劳动是在夏初。劳作项目是疏果，这是一个技术性要求较高的活计。疏果是一项人为控制苹果结果数量和品质的措施。疏果就是要去掉枝干上多余的幼果，实现苹果品质好；提高合格苹果的产出数量；保证苹果树体健康的目的。
来到果园，大家跃跃欲试，兴奋不已。技术员详细讲解了操作规程，并做了示范。他说，“一棵树上，多留外边的，少留里边的，多留长枝的，少留短枝的；一个枝条上，多留两侧的，少留上下的；一撮（zuo）幼果，留个大的，疏去个小的，留柄长的，去柄短的，留端正好看的，去畸形怪状的。今年是丰年，开花坐果多，不要惜果。我先给大家做个示范。”
到西果园劳动，是没有人不愿意去的。缘由我就不必讲了。我们住的宿舍旁边有一条从东边蜿蜒而来的小溪，穿过一簇簇茂密的灌木丛向北流去。
吃罢晚饭，天渐渐黑下来之后，大家都要下到小溪中洗澡，不免要打闹一番。女同志们自然要走到离我们远一点的下游，在灌木遮蔽着的河湾处沐浴。虽然不见人影，声音倒是在黑暗中毫无遮挡地听得真真切切。王德等等不免要向那些女同胞甩过去一些挑衅性、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好启口的语言。当然，反射回来的言语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地笑声充斥夜空。必须说明，那个时侯（即使是在黑暗中）说出的词汇都是与国家机关干部相匹配的“相当明”的语言，绝没有肮脏污秽的东西。
到下口子劳动，是在刚刚度过饥荒、主副食还都不很充裕的一个中秋节。中秋节吃什么？是在农场劳动的干部心中有所企盼，犹如小时候过年一般的思绪。当然，并不希冀有多么丰盛。
中秋节午餐。这是一顿别样的伙食。我们在取饭口领取的不是如每天那样一饭一菜，而是盘子装的吃食。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段油炸的金黄色河刀鱼，还有彩色鲜艳的撒有砂糖的西红柿和一颗翠绿色盐煮油菜，切开的黄白分明的煮鸡蛋，像菊花瓣似的油炸胡萝卜丝，土豆泥；一大块方形夹有小豆糜黄灿灿苞米面糕。原来这是来农场劳动的胜利宾馆的西餐大厨花费一番心思，为农场参加劳动的同志们亲手调配的。这顿“西餐”是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淡忘的中秋节午餐。
除了农场劳动，经常性的劳动是在星期六去企业劳动。我们统计局经常去的地方是商业局的蔬菜、水果仓库。大部分劳作是倒（大白菜）垛、倒蛋（把有格窝的鸡蛋从蛋箱中拣出）和挑选苹果等等。那个年代没有气调库，鸡蛋、蔬菜、水果大都是储存在半地下的菜窖里。
植树和冬季扫雪，是机关干部必须做出表率的劳动。鞍山城市绿化出乎每一个初到钢都的人预料，都是赞叹不已。这大概也有那个时代机关干部参加植树的一份付出。
春季，有一次在“二一九”公园东部的山岗植树，印象深刻。那个时侯，虽然千山就在身旁，机关很少组织郊游。春季植树，在我们心中也有郊游的感觉。上午，植树的任务已经完成，并没有回到局里。尚科长理解大家的心思，授意王德筹办野餐。
中午，夏秘书和毋笑斌用自行车驮来面包、胜利香肠和啤酒，这就是我们的午餐。大部分同志都是酒的爱好者。喝酒更是尚科长、善科长的所好。颜宪言还可以吹上一瓶；我是没有这个口头福了。
喝着喝着，尚科长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对着王德说一声，“来！走！”
他们两个在一片刚刚长出青草的树根底下，一个蹲着，一个撅着**用带尖的石块掘着什么。一会功夫，尚科长手上捏着一条手指那么长、肥胖的白色大虫子。他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喊道，“毋笑斌！给我弄点干树枝去！”
王德把毋笑斌弄回来的树枝和蒿草用打火机点燃。尚科长把大白虫子扔到火上，拿一根树棍儿上下扒拉着。不难看出，这位“解放兵”，大概在年轻的时候指定不是一个安常守分的人。
虫子烧熟了。尚科长把虫子凑到鼻子尖上，抽搭抽搭鼻子，脸上显出享受到无比香鲜滋味的神态。他走到正在嘴对嘴喝啤酒的善科长对面，把虫子掰成两节，说道，“老善！给！”
善科长：“谢谢！消受不起。”笑着，连连摆手。
尚科长张开大嘴，把虫子扔到嘴里，细细地咀嚼起来。顺手接过王德递给他的啤酒，仰着脖子，咕嘟嘟咕嘟嘟地灌了下去。
秘书科和劳动工资科的几个女同胞吃饱喝足之后，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哼起了歌曲。“马儿呀，你慢些走啊慢些走……”还没有唱上几句，王德突然高声喝道，“不要唱了！”
绾鼎玉（劳动工资科的）：“怎么的？！”
王德：“大跃进！多快好省！怎么还要慢慢走？马玉涛挨批了，知道不？”
夏秘书：“就你是革命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鞍山市区的雪下得特别多。到了冬季，扫雪自然是家常便饭了。只要雪一停，除了半夜三更，“雪就是命令”，各单位，自然而然拿起工具，到自己分担的地段扫雪。
干部（公务员）参加体力劳动是否应该？我仍然坚持认为：必须！
（2011年3月31日16：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