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华夏大地上演的秦赵对决，是影响中国历史最深刻、最持久，也是最惨烈的铁血战争。赵国灭亡后，海内就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抗御强秦的兵锋，象失去重心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倒下了。
赵国在强秦的屡次猛烈打击下，之所以能长期挺立而不倒，固然有其他关东诸国援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综合国力使然。秦国拥有先秦时代最现代化的战争机器和全民入骨的“军国主义”政策，赵国也同样拥有一只视死如归的雄师劲旅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外交政策。相对于秦人的嗜杀，赵国民众更多是依仗着不屈不挠、誓死守护国土、甘于牺牲的精神与强秦浴血搏杀。
赵国与秦国之外的周边国家少有的一些军事摩擦，主要是发生在与秦国的盟国燕国之间，目的是争夺原属中山国的土地，也是为了克制燕国这个总是趁火打劫、背后捅刀子的无赖国家。
燕国的都城在蓟（今北京市房山区），也称渔阳，其国土范围是在今北京、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燕国人北方蛮夷（胡人）血统较多，刁蛮奸诈、历史上就不是什么好玩意，燕国可谓是春秋战国时期臭名昭著的流氓国家。例如：闻名于世的先秦文化殿堂－－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让燕国给焚毁的。燕国趁着秦国、齐国交兵从背后袭击齐国，又趁着秦赵交兵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偷袭赵国，简直成了令诸国恨之入骨的搅屎棍。最后燕国良心发现、行为收敛了一些，可赵国支撑不住、被拖垮了，燕国自己也到了亡国的时刻。无奈之下，燕国竟然派出杀手，企图暗杀秦国君王。秦王嬴政大怒，一直追杀燕王父子到辽东，尽灭其国。所以，燕国除了狭隘的自私自利，并没有天下一盘棋的大局观，连唇亡齿寒的浅显道理也不懂得。
历史上无论是明军、大顺军、清军、北洋军、国民党军、日寇、共军，北京人都摇旗夹道欢迎，还美其名曰：兼容并蓄。一句话，从其先祖燕人的基本素质就差！直到燕都蓟城人成了今日的北京人，其文明修养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北京人打着首都的狗皮膏药、吃着全国人民的血汗却从骨子里瞧不起外省人，北京人走到全国各地都傲慢无礼、令人唾骂。这个不再多说，者自己来体会便知。－－假如有一天中国迁都了，北京人会怎样？且让它们扪心自问、居安思危吧！
赵国能够与秦国对抗，还有着其在不同时期政策的合理性，这些都来自于赵国的历次大规模改革，而且均是相对文明的和平变革。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很多都是依赖暴力或强力推进，改革者及反对改革的人往往以悲剧收场。先秦时代，吴起在楚国变法失败被杀。商鞅在秦国变法，也是依靠大肆屠杀或刑责发对派来推进，自己也功成身不能退，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近代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清军入关，为了强迫汉人留辫子，屠杀了几千万人。后世的历次起义、革命运动，也是无数人头落地、华夏山河一片血雨腥风。
公元前3余年，贫弱的赵国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北方游牧民族发生军事冲突，屡战屡败。胡人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这些优势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为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可是，让民众更换衣服，却绝非是那样简单的事情！
华夏古人视代表中原文明的传统袍服和衣冠如生命，孔子的弟子－－－子路宁肯在战斗中停顿下来，也要整顿好帽子上被敌人的武器损伤的络缨，“君子死而冠不免”，甘愿被砍为肉泥，足见让庶人和士大夫改变观念有多么艰难！赵国君王领导的变法却是和平变法，主要依靠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教育，对于异见人士能够容忍，依旧准许少数顽固分子穿着袍服、固持其己见，直到他们面对事实、自行觉悟。
这无疑是史上最文明的国家变革了！经过变法，赵国增强了武备，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存活了下来。同时，赵国推行轻税政策，免除新开垦土地的赋税，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成长为具备强大经济后盾的强国。赵国也因此成为战国末期、阻拦力图东进的秦国最强势、最难以逾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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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初定的赵国急迫需要利用暂时的和平时期，来疗治战争留下的伤口、尽快恢复生产、积蓄国力。赵悼襄王与相国建信君等大臣们殚精竭虑、谋划着赵国的未来。
历次残酷的战争，使赵国的生产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同时损失了大量男丁，造成国内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这种情况下，赵国被迫实行了严厉的限制纳妾制度、出台了大量严密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王国宫廷内的宫女人数也被大大削减。赵国降低了男女适婚的法定年龄－－－如果男子至18岁还未婚、女子16未嫁，将加倍承担徭役赋税。繁育人口数量多的家庭，将享受到各种各样王国给与的优
惠政策。对于积极新开垦土地的农民，5年内免除徭役，田赋按照远远低于“什一税”的诸国通行税率标准征收。对于农民精心耕种土地、超过平均产量而增加的谷物，也享受较低的赋税。这些措施，使得赵国的农耕生产和国民人口繁育，都出现了可喜的景象。
建信君领导的王国政府还出台并采纳了一系列鼓励商业流通和促进手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眼前－－这就是货币问题。
除了贵金属金银，中国古代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基础货币，起初是海贝、铜贝，后来晋国主要使用铜质布币（形同劳动工具铲子），又分为平首布、空首布、尖足布、平足布等等，齐国、燕国主要使用刀型币（分为尖首刀、平首刀），楚国使用蚁鼻钱，魏国主要使用圜钱，而秦国使用布币和圆形的一两钱、半两钱，钱面铸刻有计量文字或铸造地名或者是生产年号。战国时期战乱不止，各国币制也
经常变革。如今这些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只要不是伪造的，每一枚都价值不菲，尤其是文字精美的。与今日不同，战国时期，很多国家是允许民间铸钱的，当然主要是各国王侯、宠臣专享。
战国时期，许多贫穷的老百姓固然也可以铸造铜钱，并不犯禁，问题是你会不会铸造？铜矿是国家专营，私人铸钱用的铜从何而来？
一国货币的价值如何，是由钱币本身的金属含量、纯度决定的。早期，中国有一种铜制磬币，长达半米以上，重达十几公斤，这个属于是特异，因为行脚的商人是扛不动几枚的！国家财政窘迫的时候，铸造钱币时就可能缺斤少两，铜钱越来越小。笔者收藏了十几枚经鉴定是真的“大清道光通宝”，越来越小巧，形象地反映了清代道光年间财政日益困窘的局面。唐代末期还有一种榆笳钱，人吹上口气，钱就能飘起来，可见惜铜如金到了何种程度！
历代的币制改革酿成大祸的也不少，据说汉代的王莽就是因为币制改革失败、激起民怨而下台的，蒋介石也是。其实，早在王莽进行币制改革之前，汉代五铢钱就已经成了过街老鼠－－－－－那时候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贬值还不如铜价，许多民众都拿矬子将经手的铜钱锉下一些铜粉，后来干脆用剪子将铜钱减下一块来。我们能看到，很多原本外圆内方的五铢铜钱，被剪切得只剩下中间的方孔边缘，还残留着一点铜。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拥有铜矿资源的诸侯国，就具备了天然的优势，如楚国有储量巨大的大冶铜矿。秦国在巴蜀一带也有一些铜矿，但只要还是从楚国进口铜。北方国家铜矿少，但是有铁矿，但这个需要买卖换成铜再来铸钱，因为铜的稳定性、耐腐蚀性较当时品质不佳的铸铁要好得多。铁主要是用来打造兵器、农具，受当时的冶炼技术限制，其产量也十分稀少。
赵国当时使用的主要货币是布币和刀币。战争时期为了弥补军费不足，诸国都发狠一样铸造货币，等到战争一平息，恶果立即就凸显了出来－－－－－那就是货币太多了！
货币泛滥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币值急剧贬值，致使商业交易无法进行。
官府在战后企图回收货币，将它们重新熔炼成生活用铜器或搀上铅、锌、锡、镍制成青铜兵器，以此遏制通货膨胀的局面，于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接踵而至。
首先是官府难以有效监督、控制民间私铸行为。其次，一国若想成功回收货币，等价物如何来支付给国人？此种货币要作废了，那种货币要减产了，币值飘忽不定，人心浮动、更加混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货币改版，以新钱代替旧钱。对于老百姓来说钱财本来就不多，影响虽大但也能应付，问题的关键是会给手中原来货币存量较多的富人（贵族）带来损失，影响政治稳定。再次，货币的过度贬值，背离了它作为“贵金属”的本来价值。比如赵国货币泛滥、币值暴贬，民众急忙月兑手，秦国、燕国、齐国、魏国的商人就会觉得有利可图，反而通过商业流通（商品价格暴涨）大量吃进赵国的铜钱，然后将它重新熔炼成本国或他国货币，或者作为原铜出售给官府牟利。其结果就会造成赵国铜资源的大量流失，从而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
赵国目前就又一次面临如此尴尬的严重通货膨胀局面，在这个方面赵国是有过教训的。
当年，三晋（赵魏韩）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失利以后，尤其是魏国宁新中（安阳）沦陷，那里是前晋国的货币铸造中心，秦国立即利用安阳的铸造设施，疯狂生产了数千万枚历史上著名的秦仿“安阳布”，指使人携带、使用这些货币，拼命购买赵魏韩三国的粮食、手工业等产品甚至用来收购金银，榨取经济资源，严重扰乱了三国的金融秩序。最终，逼得三国不得不进行货币改革，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赵国主要改为使用类似齐国的刀型币。
“齐大刀”长度能达到2多厘米，“小刀”也有1几厘米，分量有些重、形制也不便于携带，不是有利于商业流通的上佳货币。早期的秦国半两、一两钱其实是块铜饼，也不便于流通。魏国“以釿”为币制单位，发行了“梁二釿”、“梁一釿”、“梁半釿”（国都大梁）平首、平肩或圆肩、圆裆、方足，或有郭或无郭，两足间袴裆呈拱桥状的桥足布。后来又创制了轻薄、中间有孔的圜（环）钱。
所以，赵国需要加速推进币制改革，遏制住国内通货膨胀的局面，也可以有效应对敌国发动的隐形“货币战争”。
秦相吕不韦是商人出身，玩弄诸国货币可是他的老本行，在这方面，吕不韦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灵敏的嗅觉。
秦国在“五国伐秦”之时吃了大亏，除了人员伤亡，财政损失也极其惨重，吕不韦还要继续支撑建设秦国各地的大型土木工，还要扩充军备，钱从哪里来？
吕不韦不愧是一个聪明的商人，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秦国在战争中失去的，要利用经济手段夺回来，甚至不惜处心积虑来发动一场货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