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我听到有人在门口吆喝：“谁要看病，快过来哦！”
我压根没有想到还能看病。
我的反应还算及时，到门口的时候，有四五个病怏怏的兄弟在接受医生的询问。
隔着铁棂，医生问我：“是什么问题？”
“被打了。”我答。
“头部，头顶那块。”我用手指引了一下。
“用什么打的？”医生又问。
“一筒卷好的塑料窗帘。”我如实回答。
“打了多久了？”医生接着问。
“三天了。”我又如实答。
“什么症状？”医生又接着问。
“用手接触被打的部位有疼痛感，就是撸一下头发也有疼痛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头晕。”我对症状的感受很深刻，又比较全面地回答。
医生稍作思考，把几颗黑色圆球递到我手上，还没说怎么吃，下一病号已经迫不及待跟医生搭上了话。
回到原位，仔细打量起几颗黑色圆球：黑色圆球一共有四颗，像小时候玩的玻璃弹珠那么大小，每个圆球都是两个塑料半球合成，结合部位是用蜡封起来的。
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记得在小时候懵懂的时期，老是看到父亲不能走路，并且疼的哭泣，听大人们说，那是坐骨神经病痛，是因为超负荷的劳动，并常年在水田里劳作，风雨无阻的代价就是父亲的身体的病痛。后来因为到处求医，父亲的坐骨神经病痛竟然消失了，并能够自如的行走了。而这类黑色圆球也是在医治好我父亲的药丸的行列中的，记得小时候，我没有玻璃弹珠玩，曾经试着拿这样的药丸在一块木板上滚来滚去，后来，父亲看见了，把药丸吃了以后，药丸的包装圆球就留下来给我玩，所以对这个药丸有着无限的亲切感，觉得是菩萨再生的产物，是祥瑞之兆无疑，心里涌起一点喜悦。
我打开其中的一颗，一个软乎乎黑色药丸呈现在我眼前，这是中药熬合的制剂。我从有点粘湿的药丸上小心翼翼地扳下一块，大概占整个药丸的五分之一左右，我把扳下的药丸投进我的嘴里，一股有点凉又有点甜也有点苦的中药味侵蚀我的整个口腔。
五味杂成的感觉反而是药的感觉，我坚信这是好药。
服完药，我不禁回忆起跟医生攀谈的一幕。
我感觉医生在拿药的当口是很深地跟我对视了一眼的，那是她想从我的眼睛里来判断我说话的真假。或许谎报病情的人也太多了，骗取药物自我安慰的人也太多了。我估计我相对平静的祈望还是得到了她的信任。
尤其跟医生的攀谈，是我感到作为人的回归。在噤若寒蝉的监舍我到底有没有巨大的恐惧和疯狂的野性呢？无论哪一种的繁衍，我相信都是毁灭。
医生所问的问题，为什么警察从来不问呢？
为什么警察总是问我怎么打了人，而从来不问我怎么被人打了呢？为什么在我面前总是不停地招摇这没有来由的法医鉴定，而从来不会问及我的伤情是否存在，是否需要治疗呢？
然而，这些问题都由这位医生代问了。巨大的愤慨是需要巨大的理性来养护的，而滋养这理性的是你的从来不曾缺席的对生命的良好憧憬。医生的出现，算是憧憬的虚影重新有了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