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三五个狱友被传讯。
今天的传讯名单里有了我。
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我穿着黄马褂被带到了那间地下室一般阴暗、潮湿，空落落的屋子。
也许是屋子太阴暗了，我内心里仅有的一点萤火烛照也溶在这黑暗的海里了。
两位办案警察开始例行公事。比如，姓名、年龄、籍贯、学历、婚姻之类的讯问。
我一一作答。
讯问的警察是个陌生的面孔，他很瘦，显得修长。
右侧并立着另一个陌生的警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或许是端详吧！
我有点讶异，怎么又换人了，而且是两个全换。
“医学证据表明，你已经伤害了苏某某？”修长的警察迫不及待地问我，好像这句话已经在喉咙里梗了很久，几近喷薄而出。
我兀的楞了一下，立即明白了此中的含义。这是要置我于死地的潜台词，这是枉法者沆瀣一气想要构筑的基本层面……
我忽然对这位修长的警官产生了蔑视。
我朗朗道：““一夜之间，医学证据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说法才更合适！”
警察道：“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打了就是打了，有什么不好承认的？”他采用了激将法。
“我被带到看守所之前，你们找的证明人都跟我说了。”
“说什么？”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又连问。
“说你们办案人员要求他们签字，证明他们看到我打了苏某某。”我表现出不屑和冷静。
“那就是因为你打了。”讯问的警察似乎要铁定这个事实。
“那些证人对我说了，他们没有看见我打。”我相信所有证人不会歪曲事实，不会为利益所诱，也不会因为威逼屈服。
“没有看见不等于没打。”他在逻辑里绕圈子。
“四五个人在场，没看见我打，我怎么就打了呢？”我觉得他的问讯已经接近荒谬。
“那苏某某的伤怎么来的？”他又重新正视问题，回到问题的起点。
“写的，她不是在铁道医院跟医生磨了半小时要写点伤吗？”我有点斩钉截铁。
“你怎么知道？”他反而有点犯闷，好像事前不知道这个情节。
“去看病的时候，我派了两个人一起去的，铁道医院的医生应该也可以证明这点。”我把苏某某在医生面前强烈要求在病史卡写上病情的丑态一语道破。
我的话音刚落。
问话的警察脸色明显难看起来，跟身侧的警察互视了一眼，交换了一个眼色。
我感觉他们的信心产生了诟病。
真理越辩越明，果然不假。
之前，他们太希望得到一个结果了——一个签字，一个我自认为有罪的签字。
现在，或许他们已经说服不了自己再去得到那个签字了。
我相信他们还有良心，还有职业道德，还有尊重事实或者基本事实的一点人而为人的自我需求。
不如说他们还是正义的，因为正义的力量在于敢于还原事实，是他们在诱导事实浮出水面。
他们制止了自己再提问那些远离事实的无聊的问题，他们制止了继续提问那些假想我有罪我一定有罪的问题……
好在传讯室里没有老虎凳、铁链、棍棒之类的刑具，毕竟是人民的监狱，不像渣滓洞、白公馆，歌乐山，杀人的意志可以自由地转换成为杀人的行为。
两名办案人员收起卷宗，不作任何的语言交流，转身走了。
我感觉他们的默契程度高达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