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大家更多了解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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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返校，估计只有等到下午才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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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和正义的化身－传统史书中的大熊猫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大熊猫的记载，由于分布范围广泛，这种被誉为国宝的动物竟有着众多截然不同的称谓，如貔貅、貘、貊、驺虞、白熊、花熊、竹熊、食铁兽等等。
《玉芝堂谈荟》、《怀麓堂集》、《菽园杂记》中有“龙生九子”的说法，其中第九子是貔貅，“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腾云驾雾、号令雷霆、降雨开晴，相传有辟邪挡煞、镇宅之威力。貔貅，貌似金蟾，披鳞，甲形如，又是战国或汉初人的伪托，但其记载或有可信之处，所谓食铁兽也就是大熊猫，在四川北川县志中，食铁兽的称呼一直沿用到近代。
司马相如《上林赋》极尽辅陈，汉武帝时上林苑方圆200里，放养很多禽兽，供皇帝狩猎，而被称为貘的大熊猫始终列为前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貔和貘说成是豹一类的动物，似熊，黄色或黑色，貔产于貉国，貘产于四川。三国时吴国陆玑注《毛诗》说貔和白豹貌似虎、熊，辽人谓之“白罴”，晋代文学家郭璞也有类似的记载。
驺虞也称驺吾，《山海经》云“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比具，尾参与身”；《尚书大传》云“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兽，大不辟虎狼间，尾倍其身，名曰驺虞”；淮南子云“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驺虞、鸡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贝百朋、玄豹黄罴、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献于纣”。西晋时，因大熊猫只吃竹子，从不伤生害命，被视做象征和平友谊的“义兽”，“驺虞幡”是息兵止戈的标志。《资冶通鉴》记载，太康元年，楚王司马玮与贾后合谋，杀汝南王司马亮，其后司马玮又与贾后冲突，以致“内外扰乱”，贾后接受太子少傅张华的建议，遣殿中将军王宫持“驺虞幡”出麾众曰：“楚王矫诏，勿听也！”众皆释仗而走。永宁元年，齐王司马冏起兵，朝廷大臣群起杀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等人，京师大乱，“有诏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永昌元年，大将军王敦起兵攻建康，梁州刺史甘卓出军讨伐，王敦曾“遣台使以驺虞幡驻卓军”。可见，大熊猫自那时开始，已是一种公认的祥兽和瑞兽，无论何种情况，只要“驺虞幡”出现，冲突和战乱便会嘎然而止。
到了唐代，驺虞仍然作为吉祥的象征，受到人们的重视。唐文宗开成三年，河中节度使曾奏报发现驺虞，当时百官称贺。文宗对工部尚书郑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郑悰回答：“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门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馀不足取也。”文宗闻言称善，对宰相们说道：“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唐文宗和郑悰以民本观看待祥瑞，这是一种进步，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驺虞在唐代中晚期已经不很常见了。
与今天一样，大熊猫在那个时代也承担着转达友谊的国际使命，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58年10月22日，唐朝女皇武则天将一对**白熊和70张皮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幽室静养，感觉冷风飕飕，肤寒头疼，有人送给他一个画了大熊猫的屏风，果然有避风祛邪，驱鬼神、保吉祥的奇效。白居易十分欣喜，在屏上赋诗《貔屏赞》，以对大熊猫的赞美来表达一个和平安静的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战争和动乱只能给人民带来不幸和饥荒。
明人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对貘的药用价值专门作了研究，认为“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貘，颇为山居之患，亦捕以为药”，貘皮“寝之可驱瘟疬，辟湿气邪气”，膏可“治痈肿，能透肌骨”，尿主治“吞铜铁入月复者，水和服之即化为水”。
从各种记载看来，大熊猫在古代曾经分布在中原的河南，西北的甘肃南部、陕西中部，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西南的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盆地东南缘和东北缘等广袤地区。等猛兽助战，打败了炎帝部落。所谓“如虎如貔”，正是对勇士最盛行的赞美。西晋时，因大熊猫食竹而不害性命，被视做象征和平友谊的“义兽”，至唐代，“驺虞”仍然作为瑞物而受人重视。
根据日本皇家年鉴，早在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朝皇帝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这一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诞生之年，也是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年，因此天朝以厚礼赐赠邻邦。据大熊猫专家胡锦矗考证，白熊极可能是大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