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易学迎来了一个发展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蔚为壮观。以下我们将清代易学分为官方易学和非官方易学进行简要论述。
1、官方易学
清代的官方易学主要指清廷组织编写的易学三书，即《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
那么，清廷为什么在这短短几十年间前后多次编纂《周易》？应该说有其深刻地社会背景及用心。
清廷以武力问鼎中原不久就开始着手儒学建设，因为他们深知尊奉儒学可以起到武力达不到的作用。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就对儒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翌年，“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不久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此笼络汉族士大夫。
顺治十二年（1655年），再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
两年以后，举行清代历史上首次经筵盛典，又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经筵也好，日讲也罢，必须要有适合统治者需要的经书，而编纂经典即成当务之急。
《易经通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纂修而成。此书由傅以渐、曹本荣编著，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共九卷，卷首有清世祖撰《敕大学士傅以渐日讲官曹本荣》一篇，另有傅曹两人所撰《表》、《序》，卷末有曹本荣撰《后序》。
此书编纂伊始，清世祖就道出其用心及宗旨，希望对明永乐年间儒臣编纂《周易大全》以来近三百年易学成果给予总结，编出一部简明扼要的解《易》著作，以期“使羲经奥旨，炳若日星，以称联阐明四圣作述至意。”
傅曹两人秉承旨意，“辄参取汉魏唐宋元明诸家刻本，涉猎商订”，“要终原始，独探至理之要归。”在版本上紧守王弼以来以传附经矩矱，参采众家，融会贯通，一以己意阐发义理，期以通经致用，初步反映清初官方的易学观，开清廷编纂《周易》之先河。
康熙六年（1667年），清圣祖康熙帝亲政后，继续遵循“崇儒重道”的政策。
康熙八年（16年），康熙帝亲临太学释奠孔子。翌年，康熙帝又颁谕礼部，提出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把顺治朝确立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康熙帝还下令修理圣庙，以举行“临雍释奠大典”。他十分重视经筵，认为设立经筵，表明帝王留心学问，勤求治理之意。
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经筵正式举行。四月日讲开始。经筵、日讲促使康熙帝系统学习儒学，而且把所学用于经世。后来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等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经致用的表现。
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日讲易经解义》，既是日讲的产物，也是经世的总结。此书根据康熙帝旨意编纂，由康熙帝亲定，朱钮等纂，共十八卷。据卷首所列参修人员，凡七十五人，其中不乏徐乾学、高士奇等名儒重臣。书前列“筮仪”以明筮者占筮的过程，又列朱子图说，以示尊奉之意，但仍采取以传附经模式。朱钮等编纂此书是希望皇上“体天德以行建，观人文而化成”，“明天道，察民故”。康熙帝也自称“惟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联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清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以经学为治法之意”。“以经学为治法”一语明白标出他治《易》重在实用，为经世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研读《周易》提高执政水平。检视全书，其经世之心跃然纸上。此书反映康熙前期官方易学的成果。
康熙后期，国力逐渐增强，社会日趋稳定，官方学术愈来愈趋向尊奉朱熹，清廷先后以御纂名义，编纂多种朱子著作。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表彰朱子，称其“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周易折中》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修成的。此书始作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成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御纂、李光地总裁，共二十二卷。卷首有御制《序》以及《凡例》、《义例》等。从所列“职名”看，参与纂修共五十人。康熙帝为此书定下基条，认为《周易》在“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明代《周易大全》“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因此要“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从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所谓“折中”是指“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即采取经传分离的模式，恢复古本《易》。《凡例》明确以朱熹易学为宗旨，这与清廷尊朱的学术路向相适应。清廷之所以尊朱，不过是把它当成统治工具。另外，此书广采众家注疏，网罗历代易学家二百一十八人，“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可谓清初官方集大成之作。
纵观清官方易学有以下特点：
其一，在版本上，由费直、王弼以来的今本《易》转向古本《易》，即以经传分离取代以传附经。
其二，《易经通注》虽对前人成果融会贯通，阐发己意，但过于简略，属草创之作。《日讲易经解义》侧重在发挥易理，通经致用。二书都缺乏对前人之说别裁，未能全面总结二千年来易学史的成果。而《周易折中》则是对已往易学的总结，可以说是集官方易学大成之作。
其三，以义理为主，以通经致用为目的，并逐渐转向尊朱熹，这与清初学术尊朱并把它当成统治工具的大趋势相扐。
其四，清廷通过编纂《周易》等经典，深化了其所推行的崇儒重道政策，成功地笼络汉族士大夫人心，促进满汉文化合流，对巩固自己的有积极意义。
事实上，清官方易学远不止以上这一些，如乾隆时期，傅恒等人奉敕撰修的《周易述义》，亦属清官方易学，其将汉宋易学揉合掺杂在一起，进一步促进了易学的融合和发展。
2、非官方易学
除官方易学外，清朝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易学家，如方以智、顾炎武、陈梦雷、王夫之、毛奇龄、张惠言、焦循等。
（1）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浮山愚者等，兼有别号多种，明清之际哲学家、易学家、科学家。
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今属安徽省枞阳县）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方大镇，曾任万历朝大理寺左少卿，治《易经》、《礼记》，著述宏富。父亲方孔炤，万历年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有《全边略记》、《周易时论》等著作，《明史》有传。
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成年后，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交友结社。曾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
崇祯十三年（10年），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崇祯十七年（1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他设法逃月兑，辗转奔回南京。仇敌阮大铖把持南明弘光朝政，他受到迫害，化装逃离南京，流落在岭南、两广一带，以卖药为生。当清兵大举南下时，他曾联络东南抗清力量抵抗。后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他坚贞不屈，清将为其正义所动，听任其出家。获释后，他即易服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大智、药地、浮山、愚者大师等。晚年定居江西庐陵青原山，自称极丸老人。康熙十年（1671年）冬，方以智为他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因疽发卒于舟中。
方以智一生学识渊博，博涉多奇……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卜、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他的著述很多，计有一百余种。他对《周易》的研究也颇有心得，著有《易余》、《周易图象几表》、《学易纲宗》等书。
（2）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著名经学家、思想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十四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自二十七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明亡，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在南明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并决意不与清廷合作。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拒不就荐；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此后，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世。
在北游的二十余年中，顾炎武遍游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行了万里路，也读了万卷书。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顾炎武终身为反清事业奋斗奔波，这与国破家亡的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着密切关系。“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说“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顾炎武有诗：“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也就是说，他希望清朝灭亡，就如同精卫想平东海一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顾炎武晚年定居陕西华阴，直至1682年2月15日逝世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博通群经，兼采众长，邃于经义，在易学领域亦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和古韵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同时又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经世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义理与致用并重的治《易》倾向，与先秦儒家《易传》一脉相承。
（3）陈梦雷
陈梦雷（1650～1741），字则震，号省斋，晚号松鹤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代学者，易学家。
陈梦雷资质聪敏，少有才名。十二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康熙九年（1670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
陈梦雷很受康熙赏识。康熙逝世后，其四子胤祯继位。胤祯即位后，便残酷迫害与其争夺帝位的同胞兄弟，胤祉被囚禁，陈梦雷受牵连，于雍正元年（1723年）一月，被流放到黑龙江，这时陈梦雷已七十二岁。乾隆六年（1741年），陈梦雷在戍所逝世。
综观陈梦雷的易说，大旨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而参以诸家之说，著有《周易浅述》等。
（4）王夫之
王夫之（1619～1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涢斋，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易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等。
王夫之晚年为其新筑草庐“观生居”自题堂联，有“六经责我开生面”一句。此一语，既是他经学思想特色的高度概括，也道出其治《周易》的精神和宗旨。他治《周易》与象数家不同，不囿于烦琐的图书象数，而着力于抉发经中的义理，结合时代阐释《周易》的微言大义，创建了别开生面的易学。
①务实求真。
晚明心学掀起蹈虚空疏的学风，王夫之认为此种学风误国误学，究其根源，归于佛老。道家以为自无而有，佛教以为虚而非实，妄而非真。王夫之治《易》务实求真，从客观实际出发说明天地自然的本性，其批判矛头直指佛老，主张非无而有，非虚而实，非妄而真，提出了“两间之有”、“天下惟器”的实有思想。他关于“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也”的命题，则深化了对实有思想的认识。它表明事物皆为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即实有。因此可以说，天地万物的实有是广袤性与恒常性的统一。他的务实求真的主张，既是对张载以来气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与清初务实求真的学风相联。
②和谐变易。
和谐变易是《周易》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认为，自然界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一个和谐有机整体。在这一和谐整体中，不仅同一事物内部，而且不同事物之间，“不可强同而不相悖害”，均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济相协存在一起。他又认为，自然界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其变化既有恒常的一面，也有变幻莫测的一面，由此呈现出复杂性。同时，变化不仅限于量的累积，也有性质的变化，表现为“推陈出新”、“日新而富有”的发展过程。他的和谐变易思想，既是对易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和谐的观点是对清廷民族高压政策的一种理论批判，而其变易观则反映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
③平等自由。
王夫之从人道与天道关系出发，探讨了平等自由问题。他关于“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延天以佑人”等思想，强调人利用并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因此而超拔于众生之上，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对于人性，他从天人合一角度，提出“成之而后性存焉，继之而后善著焉”的“继善成性”观点。天是善的，人由天生，其性原发也善，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平等的。不善是因为人受到后天气质等因素的影响。要恢复已有的善性，只有“尽心”、“尽性”、“扩充”，通过内省的方式，继承、挖掘被蒙蔽的善性，这是一种自由。
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塑的，“夫性者也，日生则日成”，通过自我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发展。在理欲上，他肯定“理与欲皆自然”、“天下之公欲，即理也”，但反对纵欲，把欲纳入理的轨道。他对性与天道的研究，突出了人性上的平等与自由，这与明清之际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政治、经济、思想上追求自由平等是一致的。
④贞生贞死。
王夫之治《易》重视人生修养，涉及吉凶祸福、义利、生死等问题，他认为，《周易》不单纯问吉凶，非占问个人的祸福，而是把吉凶祸福纳入到得失、善恶中，教人通晓得失善恶之理。对于生死，他认为“死不足忧而生不罔”，提出“贞生贞死”的主张。贞生尤重视精神人生，不以物累，要洒月兑，因此，他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强调反身修己，由修己达于成己。他探讨了道德及人伦关系，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为体，其他为用；智为知，其他为行，强调本末、知行统一，尤重行。王夫之一生虽遭遇吉凶祸福，但不为利益所动，仍以追求道义为指归，对待生死更为坦然，表现出一种豁达的胸襟和视死如归的风骨。而倡导道德人伦的建设，可以说是对晚明以来世风日下的一种批判。
⑤通经致用。
王夫之生当明清之际，深感王学末流，窃佛老之旨，游心于虚无，而招致亡国之祸，因此治《易》反对空谈，表现为解释社会现实问题。他肯定《周易》自产生起就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为统治者安邦治国所用。在他看来，社会分为不同阶层，各阶层应自司其职，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外乎仁政与法制，对民实施仁政，重在教化，以仁来服人心，依法来规范社会，仁政与法制相辅相成，才能有效地安邦济世。他治《易》喜引史证《易》，所引以古代政事为主，有以古喻今之义，因此，引史证《易》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他也深知易理有常有变，发挥《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把常变观运用于社会，使之与因革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社会的常变与因革思想。
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荡，至明清更迭，达到极点。历史急剧变迁，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危机中，于是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清初空前高涨，王夫之治《易》经世，与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夫之的易学核心在于哲理性、批判性、经世性。所谓哲理性就是其解《易》义理深邃，富有思辨色彩；其批判性是不盲从，敢于挑战权威；其经世性则表现为他通过解《易》来关注社会问题，把学《易》与运用《易》结合起来。就其思想而言，可谓集宋易以来之大成，其历史地位不容置疑。
（5）毛奇龄
毛奇龄（1623～1716），萧山（今属浙江）人，字大可，又字于一、齐于，号秋晴，又号初晴等，称西河先生。清代经学家、易学家。
清兵入关后曾参与南明鲁王军事，鲁王败后，化名王彦，亡命十余年。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明史》。二十四年（1685）引疾归里，专事著述。
毛奇龄著述甚富，仅《四库全书》著录者就有五十二种。《西河合集》四百余卷，系诸子及门人所编。其当归于集部者，文一百一十九卷，诗五十卷，词七卷。另有《诗话》八卷，《词话》二卷。
毛奇龄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擅长散文、诗词，精通音律，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他在书法艺术上也功力深厚，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清代初年很受推崇。毛奇龄的书法，骨力骏健、笔势挺拔、儒雅清奇、个性强烈，是文人书法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毛奇龄虽诗文称冠一世，但其自负者在经学，尤精于易学。其易学著作主要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
毛奇龄于公元1716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的学生将他所著的文章成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二部。
（6）张惠言
张惠言（1761～1802），原名一鸣，字皋文，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清代著名文学家、经学家、易学家。
张惠言出生于书香门第，启蒙受学，自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四岁时，张惠言的父亲去世，家庭贫困，但张惠言却志向颇高，从小展现出过人的才华。
幼年之时受《周易》之学，即能通晓大义，为其日后研究易学之端。十四岁即为私塾讲席，于乡里之中教授。其后于科举考试屡有斩获，并曾考取皇室官学景山宮教习之职。嘉庆四年高中进士，受其座师朱珪之荐，改任庶吉士兼实录馆纂修官及武英殿协修官，得参与清代国史文献编脩，为其中一生事业之高峰。惜天不假年，惠言于嘉庆七年六月初三，因染痢疾逝世，英年早逝，得年四十二。
张惠言生当乾隆、嘉庆之时，因朝廷鼓励经学研究，举拔潛心经学、纯朴淹通之士，一时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以考订经籍为己任，而观乾嘉时代各次会试所录取之进士，其中不乏著名经学家，而乾嘉学术之经学研究，在科举考试之提倡下，可谓灿然如日中天。张惠言生当其时，其治学风格自受影响，对照乾嘉之学术氛围，自不难理解其时代背景。其次，张惠言以研究易、礼，闻名学界，向其请教易、礼者甚多。其一生交游论学之友人，多为滞京期间所结识，或为官学教习同事，或有同乡之谊，或是学界向问学者，其中尤以恽敬为其知交。
张惠言为学初为词赋，其后肆力于古文，以为未能明道，三十岁以后转而钻研经学，其易学著作多在四十岁前后完成。曾自言悔未能早日致力于经学，对早年肆力于辞赋时文，颇多慨叹。张惠言之学要归六经，尤其以《易》、《礼》二经最为深入。
张惠言治经以郑玄易礼入手，其后专攻虞氏易学，卓然有成，并兼及汉易诸家。其《易》学著作颇多，计有十部；其中《周易虞氏义》是以康李鼎祚《周易集解》所提供的虞翻注为主，参考汉易诸家之说，对《周易》经传文句所作的注疏。其中未引虞氏注者，则依虞氏义加以补充，有虞氏注者则加以疏释，目的在以注疏的形式，恢复虞氏《易》的全貌；《周易虞氏消息》则阐发虞氏易之原理及其解《易》体例，并将其归结为“阴阳消息”说；《虞氏易事》解说虞氏注中有关《周礼》的见解；《虞氏易候》是对虞氏卦气说的阐释；《虞氏易言》是依虞氏对经文的解说，阐发其中的义理；《易义别录》与《周易郑荀义》均为分别整理汉易学者的易学內容，可说是一部简明的汉代易学史；《易纬略义》则是对繁杂难读的《易纬》经文加以校定。至于《易图条辨》一书，则总结自清初学者批判图书之学的成果，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诸多课题，均有考辨。
张惠言的易学著作之中，除《易图条辨》外，馀均与汉代象数易学有关，尤专宗于虞氏易学。此可见张惠言治易之方向，与专于一家的研究特色。
归纳张惠言之易学著作，反映以下六项特色为：
①治易专研虞氏义，以虞氏为名之著作颇多，或就虞注加以疏释，或就虞义未及处，以虞义加以发挥，此充分展现其专宗虞氏学治易之特色。
②张惠言生当乾嘉之时，其治经学之方法与特色，亦深受其时学术风气之影响。其易学著作，不论是归纳分析，或甄别源流，或经传校勘，均具体展现了乾嘉学术的方法与原则。
③易图考辨自清初以来之学者即构成一绵延不绝之传统，至胡渭之《易图明辨》可谓。张惠言《易图条辨》一书继续针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诸多课题，予以关注，亦就胡氏考辨之疏，提出新的见解补正。就易图考辨的历史观之，可视为为清代易图考辨之遗绪。
④张惠言治六经，尤深易礼，于郑氏易礼之学颇为留心，其《周易郑氏学，礼象》、《虞氏易礼》之作，充分表现张惠言治易以礼之学术门径。
⑤纵观清代经学研究，家学传承始终是一个重要现象。张惠言之易学研究，后授其子成孙、甥董士锡加以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嘉汉学之经学研究，以家学传承之现象。张惠言治易，承袭惠栋易学，然张氏卻指出惠栋治易虽标榜汉学法，然因欲兼综各家，而致汉易诸家之义相互牵绊，基于惠栋此种治易之失，张惠言治汉易之探究家法，卻由会通转向专门，如《周易》即专明虞氏一家之学。此充分展现张氏治易在探究家法与家学传承上的一大特色。
⑥张惠言解经，恪守汉易取象说之传统，从而于易学著作中，多次批评自王弼以来，乃至宋易之大家程颐《易传》、朱熹《易本义》取义说易之误。尤其是宋易，张氏即批评为“宋儒不知观察，故其说纰谬为甚。”故张氏解易多能理象并重，与王弼以来的易学，偏重于义理的解释，大相殊异。此亦为其易学的一大特色。
（7）焦循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扬州邗江黄珏）人。清代乾嘉之际著名易学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曾引起当时学界的振动，被推崇为“石破天惊”之作。
焦循的易学研究，被乾嘉学者誉为“非汉，非晋唐，非宋，发千古未发蕴”，这不仅意味着焦循易学不囿于象数与义理而独树一帜，而且还包含着他通释易学在哲学意义上的重要建树。其所著《易图略》八卷，首列“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阐明六十四卦爻位运动和卦象转型的一般规律。
所谓“旁通”，其主要内涵有三：
①必须是爻辞阴阳两两相对之卦。
②阴阳两两相对之卦间的转换，必须依次序进行。
③旁通的目的是使各爻辞各正其位。焦循运用“旁通”法则研究《周易》，是进一步发展了《周易》中阴阳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原则，并将这个原则贯彻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在充分肯定每卦每爻都有其对立面的同时，揭示了在一个旁通卦组十二爻中，由显现的六爻推导出必然隐伏着与此六爻互相依存的彼六爻。用旁通法则研究《周易》，意味着焦循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事物，把事物互相关系扩大为普遍法则。其优点在于不是将卦爻看成一层不变的静态孤立物，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加以系统研究。
易学中的“当位”和“失道”，本指每一卦六个爻画所居爻位而言，它也是历来易学家作为观测卦爻象依据的传统方法。《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均由阴阳两种不同符号组合而成。在焦循看来，《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的爻位运动，始终伴随着当位与失道而展开的。即每一组阴阳爻画相对的旁通卦先由二五爻位进行置换，然后再进行初四爻位和三上爻位置换，按照这样的次序进行爻位转换便是当位，反之则为失道。
利用当位失道，致使卦爻位置换、转换运动规律化，是焦循发展了《周易》有关爻位相应的理论。对此牟宗三先生曾以“生生条理”作为判断当位与失道的依据，并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指出：当位失道间不容发，只看其动是否能先二五，及是否能终而有始。此两条件皆尽，则为元亨利贞而吉，反之即为失道而凶。先二五者，立其元，开其机，而有序有理也。终而有始者，生生不息之谓也。唯有序有理之动始能生生不息，生生不息正所以显序理之动也。生生条理，即是旁通情也，即是以情系情，即是之谐和，即是保合太和，即是忠恕一贯之道。其实这也正是焦循通过当位与失道来阐发他的社会思想的。他认为当位与失道是体现圣人的明教复道，而明教复道的目的在于“后顺得常”，即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爻画的阴阳迭用足使道保持永恒。即所谓“一阴一阳，迭用柔刚，则治矣。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以治言，不以乱言也，失道乃乱也。圣人治天下，欲其长治而不乱，故设卦系辞以垂万世，岂曰治必有乱乎！”由此可见，当位与失道作为旁通法则的补充，一方面是他恪守“忠恕之道”在易学的反映，一方面则是他创立“时行”法则，通释《周易》全经的主要步骤。
与历史上的易学家一样，焦循《易图略》也重视“时”的观念，提出“时行”说。“时行”一词，渊源于《彖传》对《大有》卦基本意义的诠释。据宋代学者项安世认为，《大有》的上下卦分别为《离》与《乾》，“六五”爻位居天位得卦之中，上下五阳皆与之应，故曰“应乎天而时行”。焦循创立的“时行”，则是在旁通卦组的基础上，通过当位与失道的爻位分析，使卦爻按照元、亨、利、贞周而复始的不断转换运动。焦循认为时行的目的在于六十四卦经过爻位转换避免出现两个重复的《既济》卦。
对此，焦循亦称之为“大中上下应”。所谓“大中”，一般是指每卦中的“六二”爻辞和“九五”爻辞。自汉代以来，论《易》者都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都有上下二个单位组成（或称内外两卦），由于“九五”和“六二”两爻分别居于上卦与下卦之中，所以又有“居中”、“得中”等称谓。凡能“大中上下应”的卦为“元亨”，象征着“吉”。
当然，六十四卦并非一定遵循“大中上下应”的原则，它通过其他途径也能进行卦爻元亨利贞的循环。焦循“时行”法则的特点，在于他不再囿于传统易学致力于一卦一爻左支右诎的论述，而是将六十四卦作为一个必然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以“时行”来揭示卦爻间的联系，是在旁通、当位与失道的基础上深化了的卦爻位周而复始的运动规律，他不仅发展了《易传》中“时”的观念，而且焦循藉此易学趋时求变的规律，进一步阐发他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理解。
“相错”和“比例”是焦循《易图略》创立的又一个重要法则。“相错”一词，源出于《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六十四卦皆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相错。《说卦传》关于六十四卦的组合理论，一直为汉代以后的易学研究者所服膺。
明代学者来知德曾以《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而提出“错综”说。来知德认为，伏羲之卦主于错，文王之卦主于综。认为“天地造化之理，独阴独阳不能生成，故有刚必有柔。有男必有女，所以八卦本错。八卦即相错，象即寓于其中。”他指出伏羲圆图的卦序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从《坤》向左至《诟》的卦，与从《乾》向右至《复》的卦是相错的。同时来知德还将六十四卦的三十二对相错卦分为四组，每组八对相错卦之间的变化也有一定的规律。
来知德以“错综”为特征而自成一说的易学研究，曾被当时推为绝学。焦循也研究过来氏易说，认为：“来知德造为错综之名，诩为独得之见，其智出唐氏下矣。”焦循所说的“唐氏”，即指明代学者唐鹤徵，著有《周易象义》，主张象数与义理并重，彖与爻合，以象明理。然而焦循的所谓“相错”，则以六十四卦中的三十二组旁通卦为依据，进行卦与卦之间的转换。焦循为了弥补旁通卦本身取象的局限，利用两卦相错，从纵、横两个方面通释全《易》，进一步论证“相错”的合理性，焦循又在相错卦的基础上确立了卦爻之间等值关系的“比例”法则。
“比例”是焦循在“相错”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卦爻之间的等值关系的法则。他自誉“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作为焦循《易》学的构架，“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都是焦循为揭示《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间“横求之而通，纵求之而通，参伍错综之而无不通”的种种关联所拟制的，正如焦循在《易图略》中所说的：“余求之十余年，既参伍错综以求其通而撰《通释》，又纵之横之以求其通而撰《章句》。非敢谓前人之说皆不合而余之说独合，第以求通圣人之经宜如此。”
总之，清代的易学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但官方重视易学，而且民间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易学的学者，影响深远，著者众多，极大地推动了易学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