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几千年来在许多思想文化领域对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纪晓岚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其中非常值得一述的是教育，我们今天流行的许多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都直接来源于《周易》。
1、对教育的重视
《周易》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蒙卦》上，而《蒙卦》在六十四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是，先列乾坤两卦，然后就是屯蒙。乾为天，坤为地，屯为万物初生，万物初生需要教育，就是蒙。
《周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万物生成以后处于蒙昧阶段，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启发他、教育他。这充分反映了殷商先民对教育的重视。
此后，《周易》关于教育重要性的思想被后世学者不断阐发，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管子·权修》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学记》则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孟子似乎更加重视教育，把教育看成是区分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他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
2、强调尊师重道
重视教育必须尊重教师，尊师本身就是重教，而重教必须尊师。
《周易·蒙卦》卦辞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作为受教育者，蒙童应该主动地向老师请教，而不是老师卑躬屈膝地要求蒙童接受教育。
这样，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就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它要求整个社会都应诚心诚意地尊重老师，尊重老师的劳动。
另一方面，尊师也是为了尊道，师严是为了道严，师道尊严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敬学而有为，也就是程颐所说：“致敬尽礼而后往之，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于有为也。”
这种尊师重道的思想，经过荀子、董仲舒、韩愈等儒家士人的发挥，成为我国尊师重教的一种优良传统。
3、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周易》《蒙卦》卦的卦辞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周振甫先生译为：“不是我求蒙昧的童子（学习），（而是）蒙昧的童子求我（施教）。”
《周易》把教育看作学生自身的需要，可以说是抓住了教与学的关系的本质，不管儿童是否意识到这种需要，都不影响这种本质关系。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礼记·曲礼》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这些论述都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一致而成书于《易经》卦、爻辞之后，可见《易经》在这一观点上对后世的影响。
以前，有人认为上述观点有消极等待的意思。这是一种表面的认识。如果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体，就可发现其中包涵的“不干扰学生主体作用”的积极意义。
4、“蒙以养正”的教育精髓
“蒙以养正”出自《易经·彖传》，其意译为：“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正道。”
这一界定开创了从教育作用定义教育概念的先河，可以说是抓住了教育的精髓。
《中庸》之“修道之谓教”，《学记》之“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说文解字》之“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等，与“蒙以养正”的思想一脉相承。它比外国历史上对教育的界定，如“教育即生长”，要贴切得多。
“蒙以养正”作为培养学生善端的教育思想的共同渊源，不论是孟子的“我养我浩然之气”，还是荀子的“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都是“蒙以养正”的具体体现。
所不同的是前者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的性善论出发，而后者则是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出发。截然对立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能殊途同归地得出共同结论，与“蒙以养正”的渊源是分不开的。
5、“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包蒙，吉。”是《蒙卦》“九二”的爻辞。直译为：“能够容纳所有蒙昧的童子，是吉祥的。”
陈梦雷先生的《周易浅述》从卦象及爻象的角度解释说：“九二阳刚统治群阴，当发蒙之任。然性不齐，不可一概取必，唯刚而得中，故能有所包容而吉也。”
这就是说，学生的材质不一，不能一概而论，教师采取包容全体学生的态度，就会是吉祥的。
这种包容的思想不仅见于《蒙卦》，在其他卦的卦、爻辞及易传中也多处可见。
如《师卦》大象传有“君子以容民畜众。”《泰卦》九二爻辞“包荒，用冯河，不遐遗。”《临卦》大象传“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包荒”即包容污垢。“包蒙”作为教育原则似乎令人费解。但其中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能否做到“包荒”则是能否做到“有教无类”的关键。
老子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可以说是对“包荒”的精辟阐释。能够做到包容学生的缺点，能够喜欢有缺点的学生，才能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6、“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周易·蒙卦·象传》说：“君子以果行育德。”
此外，《易传》中还有“以懿文德”、“自照明德”、“反身修德”、“厚德载物”等重视品德修养的表述。
德育好比人生的方向盘，决定着一个人生活的质量、一生的走向、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周易》明确地把德育放在启蒙教育的首位，说明了古人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进一步，《周易》还指出了德育的内容，“蒙以养正，圣功也”。
“正”是《周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符合社会规范，代表着被社会认可和接受。
《周易》把“正”作为德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培养儿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
所以程颐说：“养正于蒙，学之至善也。”
王夫之说：“养其正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
这种重视德育的思想被继承和发展，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明确地提出了“蒙养之始，以德育为先”的口号。
7、“小惩大戒”的教育原则
在中国教育史上，《易经》首先肯定了惩罚的教育作用。但同时要求运用适度。
《蒙卦》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由于对“刑”、“桎梏”、“法”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译文上分歧很大。台湾孙振声先生把“刑”训为“惩罚”，“桎梏”训为“约束”，“法”训为“法则”或“规范”，比较合乎实际。因为在《易经》经文成书的年代，即奴隶社会初期，“刑”只是一种普遍的惩罚手段，而非依法专门对罪犯惩罚的手段。“法”也不能理解为现代的“法律”。此外的“刑”只是一种“教刑”即惩罚学生的手段。《尚书·尧典》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的记载，可资佐证。据此，上文可译为：“儿童在发蒙时期，利用惩罚是有利的；如果月兑去约束，是不利的。”“惩罚是为了树立一定的行为规范。”
《噬嗑卦》初九曰：“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意即带上脚镣磨破了脚趾，没有害处；因为可以使他不再犯错误。《系辞上传》对此解释说：“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易经》这种“小惩大戒”的观点，无疑有其积极的教育意义。但是，“过犹不及”，过分运用惩罚，则会适得其反。自《学记》之“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论述起，把惩罚和教师的权威结合起来，崇尚惩罚的教育思想流传后世，是值得我们警戒的。
总之，《周易》作为教育思想的起源，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探索符合现代的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