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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歷史悠久的齊魯文化就植根在這塊土地上。在齊魯文化的哺育下，這里產生了孔子、孟子、墨子、鄒衍、莊子等著名思想家；孫武、孫臏、吳起、戚繼光等著名軍事家；齊桓公、管仲、諸葛亮、房玄齡等著名政治家；扁鵲、燕肅、王楨等杰出科學家；王羲之、李清照、辛棄疾、蒲松齡等杰出文學藝術家。他們的輝煌成就已成為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筆寶貴財富。
山東作為孔子的故里和儒學的發源地，歷史上就有重視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尤其是漢代儒學成為統治階級主流思想以後，以儒學起家並且延續長盛不衰的大家族就層出不窮。如秦漢時期的濟南伏氏家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瑯琊王氏、蘭陵蕭氏，隋唐時期的臨淄房氏、段氏，宋元時期的東平嚴氏、巨野晁氏等都是聞名于世的大家族。他們不僅在當時國內政治上曾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傳播者，在齊魯文化的傳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清時期，是山東歷史上仕宦家族與家族文化發展興旺的一個重要時期。據不完全統計，該時期三代以上科舉入仕的大家族有二百余家，其中在國內政治生活中頗有影響的大家族也有數十家。人們將其稱為「仕宦家族」或「科宦家族」。他們一個共同的特征是以科舉起家、入仕為宦，並且持續數代長盛不衰。這些家族，作為明清社會的一個縮影，也是當時中國社會生活中最具活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與其它地區的仕宦家族一樣，不僅對當時的政治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和傳播，對于地方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生活中的若干層面，都起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對于明清時期仕宦家族與家族文化的研究，已逐漸成為深化明清史研究和山東地方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
明清時期山東地區科舉仕宦家族與家族文化何以蓬勃發展，有以下原因︰
明朝建立後，以朱元璋為代表的明朝統治階層勵精圖治、鼓勵墾荒、招徠流民、發展生產、興修水利，在很短的時間內醫愈了元末戰亂所造成的嚴重創傷。在明初三十多年間，由于沒有發生大規模對外戰爭，再加上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得力，從而使得經濟獲得較快發展。至宣德年間，國家已日漸富裕，出現了「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1的良好局面。這樣也為政治安定、百姓安居樂業營造了良好的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初發展經濟的舉措中，大批的移民對地方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發展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助長了仕宦家族的成長。明初，由于北方戰亂不休，大量土地拋荒，人口減少，中原地區尤為嚴重，因此明初采取了大規模的移民措施，大批來自四川、山西、河北、江南甚至湖北、湖南等地區的人口進入山東；明初還實行「遷移富民」政策，將各地豪強大族進行遷徙。這種大規模的移民政策一方面解決了因戰亂而造成地多人少之處盡快恢復和發展經濟所必須的勞動力問題，同時又削弱了一些地方豪強勢力，使之離開故鄉從而難以對中央政權形成離心勢力。這些移民到了山東以後，很快融入山東社會，將自身受到原地域文化燻陶所形成的長處也帶到了山東，與齊魯文化長處相結合，對他們的發展和成長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縱觀明清時期山東一些知名的仕宦家族，多為明初從各地移民而來。如日照丁氏來自山西，大店莊氏來自江蘇，無棣吳氏來自河北。從這些家族後來的發展軌跡看，正是得益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間優勢融合與互補，才出現了強勁的發展態勢。
明清時期，山東仕宦家族和家族文化發展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科舉制度的盛行。明朝建立後，重視教育，府州縣學十分完善，史謂「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2。在重視教育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科舉制度。明朝規定︰士子必須取得州縣學生員資格，才能參加考試，將科舉與學校教育結合起來。明朝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年一次，以為定制。從明中期以後，官員選拔多由進士出身，尤其是高級官員的選拔更是非進士莫屬。當時有「非進士莫入翰林，非翰林莫入內閣」之說，士人們要想進入統治階級高層，就必須要走科舉這條路，因此科舉成為士人入仕的正途。清朝建立後，在科舉方面仍沿襲了明朝的制度，並且錄取名額較明朝增多，同時在選官制度上更偏重于科舉。這種形勢也決定了當時的年輕人要想取得功名，要想干一番事業，必須要走科舉入仕的道路。于是讀書科舉入仕成為士人人生的一個階梯，也成為家庭中對子女培養教育的統一模式，從而也就促進了明清時期科舉仕宦家族的增多。這些以科舉入仕的仕宦家族有別于歷史上門第家族與王公貴族，他們長期以來重視家族文化傳承與對後代的教育，恪守儒家思想道德觀念和為人、處世、治國之道，這種家風家學不斷形成和日積月累，形成了十分厚重的家族文化，這種家族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齊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山東人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求學之風甚為濃厚，尤為適應這種應試教育制度。因此以科舉成名而帶動整個家族繁榮者，各地比比皆是。
二
明清時期的山東仕宦家族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征。
地域分布廣，時間延續長。明清時期由于運河的重新開通，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山東經濟也獲得了長足發展，尤其是運河沿岸的兗州、濟寧、聊城、臨清、德州等城市及周邊地區，由于屬于交通要道，再加上漕運頻繁，南來北往的官員、商人、文人乃至外國使團、商人、傳教士等多由此而過。南北方文化的交融以及外來文化的輸入，豐富了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再加上儒學也發源于該地區，重視教育、重視文化傳承成為該地區民間沿襲千年的傳統，因此，魯中與運河沿岸地區可以說是山東仕宦家族數量最多，也是家族文化延綿最長，保存最完善的地區。
魯東和魯西南地區仕宦家族數量不如魯中及運河流域多，但也有其鮮明特色，明初西部仕宦家族出現較多，明中後期及清代則是以武舉為多。魯東地區的仕宦家族則多出現在明後期及清代。這也反映出這兩個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狀況。魯東地區自明中後期以後發展較快，仕宦大家族也顯著增多，而魯西南地區經濟欠發達，民間習武者眾多，武舉人、武進士則不斷出現。
明清時期，山東仕宦家族持續時間長也是一個顯著特征。有許多家族自明初至清末延續長達四五百年之久，並且名人輩出，進士及第者眾多，文化保存也十分豐厚。僅舉幾例為證︰
臨胊馮氏家族，連續六代出了9位進士，以父子進士、兄弟進士、祖孫進士等科舉佳話譽滿士林，擔任三品以上官員者4人，共有8人在正史上有傳，在詩文上也享有盛名。
諸城劉氏家族清代連續五代除了10位進士，一二品大員4人，6人正史有傳，盛極一時。
日照丁氏家族，自明末至光緒年間，連續六代中進士，20余人中舉，族人中官員、詩人、文學家、科學家代不乏人，直到近現代仍有影響。
無棣吳氏家族，清代200年間，連續幾代人中進士，5人擔任封疆大吏，代代官員有詩文集問世，成為鼎盛的文化大族。
濱州杜氏家族，連續八代人考中進士，也出現了父子進士、叔佷進士，門庭之盛長達200余年。
福山王氏家族，清代竟出現了27位進士，37位舉人，為官者100余人，出現了父子三人並為翰林，同朝為官的佳話，家族長盛達300年之久。
曲阜孔氏家族、鄒城孟氏家族由于披著聖人的外衣，更是歷代長盛不衰。
明清時期山東仕宦家族對于當時的中央政治影響較大。由于這些仕宦家族延續數代科舉入仕為官，有的甚至祖孫幾代為一二品高官，或者父子、兄弟同朝為官，官至大學士、尚書、侍郎或地方督撫大員，許多人進入中央決策層，如王士禎、劉統勛、劉墉、馮琦、馮溥、杜受田等人，他們在朝中備受皇帝信任，一時間都曾成為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對于當時朝廷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官員的升降任用，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們也利用所掌握的主持會試大權提拔了一批年輕的人才，還利用外出擔任督撫或監察大權，懲治了一批不稱職的官吏，平反了一些冤獄，對地方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這些仕宦家族還利用與其它家族聯姻、師生、同門等關系有機結合起來，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在相當程度左右著朝政的發展方向。明清時期內閣紛爭，不同派別之間為爭奪權力之爭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不同地域在朝中代表人物之間的斗爭，也反映了不同地區仕宦家族之間的利益之爭。
山東仕宦家族對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等方面影響巨大。
明清時期的山東仕宦家族，由于自身具備強大的經濟實力，政治上的顯赫地位，以及大家族之間在朝廷中和地方上所形成盤根錯節的關系。所以在地方上，尤其在其故鄉的巨大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些仕宦家族的杰出人物，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傳承者和推動者。作為科舉出身的官員，他們熟知儒學經典，重視對傳統文化典籍的整理、收藏、修復和傳播。這一時期許多有影響的仕宦家族由于完成了眾多頗有建樹的詩文、學術成果或收藏了大批文獻典籍而被稱之為齊魯文獻望族或文獻世家，如曲阜孔氏家族、臨胊馮氏家族、高密單氏家族、臨邑邢氏家族等。許多仕宦家族的成員無論是在為官任上，還是隱居鄉里，都十分重視文化建設。在為官任上，所到之處，他們通過游歷、考察，將自己為官經歷、各地風土人情、山川地理、人物和事件用筆記、文集、詩歌等形式反映出來，並加以保存；歸隱鄉野，他們積極協助地方官編寫地方志，修繕族譜、家譜，撰寫碑記，寫讀書札記等工作，從事文化建設。這些文化建樹，時至今日仍有很高的價值。
明清山東仕宦家族以科舉起家，對後代的教育十分重視，他們以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終身抱負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及其後代。他們不僅讓子女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而且重視家學，包括前輩對後輩的言傳身教，並立下各種家規、家訓來教育、鞭策晚輩，通過教育來保證家族興旺發達、人才輩出。
山東仕宦家族還是地方公益事業的積極倡導者，他們在其故鄉有著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極大影響力。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雖然為官四方，但大都心系故里，熱心鄉梓公益事業，以此提高自己及其家族的聲譽。如每到大災之年，他們多能廣散家財，協助地方官救災，賑濟災民；每當戰亂之際，他們能團聚鄉鄰，武裝自保，以維護家族和四鄰財產免受外來侵犯。他們也能在朝廷建言維護家鄉利益，組織興修水利，推廣先進農耕技術，興辦學校及慈善機構等一些公益事業來贏得地方民心，為家族在地方發展壯大提供了良好保障。
明清時期山東仕宦家族在其發展的過程中，與其它地區尤其是南方仕宦家族相比較，有許多共性，但也有差異性。山東仕宦家族大多以農耕起家，多數經歷了由一般農民致富而成為地主，其成員再經過科舉獲取功名，從而成就家族的顯赫地位。因此，尤其重視對家族子女的培養教育，重視科舉、重視功名而成為這些家族最重要的選擇。盡管有極少數仕宦家族從事商業活動，以經商起家並形成眾多商號，但受地方傳統習俗影響，他們同樣十分重視將傳統文化思想作為經商理念。在經商致富同時，不忘政治功名進取。與此相比較，明清時期南方一些仕宦大族許多以經商致富，他們追求擴大財富的yu望更為強烈，這類大家族在經濟上十分富有，在政治上缺少強烈的進取心。他們也希望利用政治上的權利來維護和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但對科舉和仕途的依賴和重視程度要遠遜于包括山東仕宦大族在內的北方仕宦家族。
在對族權的維護上，山東仕宦家族與南方一些地區仕宦家族相比較也有其不同之處。山東仕宦家族自起家並經過數代人的創業，已形成龐大的家族，並且通過與其他仕宦大家族之間的聯姻，在地方上已形成極大的勢力。但與南方一些仕宦大家族相比較，山東仕宦家族族權意識相對薄弱，雖然家族有祠堂、族田、族產，族長也有較高的威望，但多沒有嚴格的族規、族法，沒有嚴格的家族管理模式，族長也缺少一言九鼎的權利。與南方大家族相比較，山東仕宦家族數代相聚而居的較少，家族規模一旦達到了一定程度，其成員就分開居住和分支發展，家族成員在族中的威望主要看其本人的地位和貢獻，包括官職的大小、對家鄉建設的貢獻及對家族事業發展的貢獻，他們在家族中也沒有絕對的權力。這與南方某些仕宦大家族有著嚴密的家規家法、族長權力至高無上甚至掌握著族中成員生死予奪大權是不相同的。
三
明清時期，山東仕宦家族世代傳承並遺留至今的家族文化，包括家學、家規、家訓、家風等，蘊含了許多豐富且有哲理性的內容，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和齊魯文化中十分厚重和精彩的部分，也是值得我們發掘、借鑒和發揚光大的。主要有︰
為人寬厚，講義氣，重誠信；為官清正廉潔，忠君愛國，體恤百姓，敢于直言。明清時期，山東仕宦家族中的一批代表人物既繼承了儒家傳統文化中為人、為官、處事原則，又將山東人性格中的一些長處展現出來，並將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
諸城劉氏家族可以說是為官清廉有代表性的家族，該家族在清代有十余人被載入《清史•循吏傳》。劉氏家族先人劉必顯對後代提出為官準則是「清廉愛民，待人以寬，官顯莫夸，不立碑傳」。其家族中後人無不遵循此家規行事，因而政績顯赫，好評如潮。尤其是劉統勛、劉墉父子更是青史留名。劉統勛先後任工部尚書、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成為乾隆皇帝十分倚重的股肱大臣，被乾隆帝稱之為「真宰相」，盡管位高權重，但一直保持清廉本色，他從不接受下級賄賂，與宦官保持一定距離，對于貪贓枉法的高官敢于嚴查，毫不手軟，即使對于像西安將軍、江西巡撫等貪贓枉法的滿族高官也毫不手軟，將其繩之以法。乾隆帝曾親賜一座宅第，他卻不做裝修，「室無長物，內外蕭條枯槁，寒氣襲人」。「其家故有田數十畝，敝廬一區，服官五十余年不增尺寸」3
其清廉可見一斑。劉統勛之子劉墉也是以為官正直清廉而著稱，為官多年，處事「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因而仕途多有起伏，但不畏權貴、敢于直言的性格從沒改變，以致成為後來家喻戶曉的清官代表人物。另外如本書中所提到的臨胊馮氏家族代表人物馮惟訥、馮子履、馮琦等；無棣吳氏家族代表人物吳紹詩、吳垣、吳壇等；日照丁氏家族代表人物丁允元、丁守存等，以及其它家族的代表人物，都表現出了山東人為人正直豪爽，寬厚講義氣；為官忠于職守、廉潔奉公的品格。在仕途任上，無論是在施政安民、發展生產、救濟災民、審理案件、維護地方治安、推薦人才、興辦文教等諸多方面，都能做到恪盡職守、勤政愛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績顯赫。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在重大問題上能堅持原則，不畏權勢，不媚顯貴，敢于直言，敢講真話，不計個人得失。如明朝萬歷年間，礦監稅使橫行，馮琦不畏宦官專權，屢次上疏嚴求皇帝罷礦監稅使，雖然未能成功，但其勇氣得到朝野一片贊譽之聲。清初，朝廷為防止鄭成功等沿海反清勢力卷土重來，嚴厲海禁，造成沿海居民生活極大不便。丁泰不計個人安危，上《開海禁疏》，力陳海禁給沿海商民造成的種種困難，強烈要求朝廷開海禁，並最終打動了康熙皇帝，下令允許山東沿海開禁通商。吳自肅在地方官任上，冒著被罷官甚至殺頭的危險，兩次救下被誣良為盜的大批無辜群眾；在戶部任上，也是不懼威嚇，嚴懲貪官。連康熙帝也稱贊他「山東人真好漢」。類似的事情在許多仕宦家族代表人物身上也多有表現。這些通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層，大多做到了「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給後人留下了無私無畏的精神風貌。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為人誠信、禮讓為先，家庭成員之間密切協作，團結互助。這是明清山東仕宦家族文化中十分明顯的特征。
從已發掘的文獻和碑文資料記載可以看出山東仕宦家族十分強調忠孝、和睦和禮讓。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仕宦大家族維系內部穩定的重要基礎。
如臨胊馮氏家族代表人物馮惟訥「歷官所至，皆奉太夫人以行，即倥傯夜歸，必徐候戶外，問寢食然後退。」4其兩位兄長去世後，他又像對待自己子女一樣撫養其佷子，「教之成立，不墜家聲」。其後人馮琦也是「撫弟珂如少子，教之如嚴師，惟恐縱其欲，又慮不達其才」。他還主動地將朝廷蔭其子為官的名額讓給其弟。
日照丁氏家族的丁允元考中進士後，可謂仕途無量，但因母親年老多病，他主動辭官回家照顧母親，直到母親去世後，才重入仕途。丁允元為官時，其弟允登家庭貧困，允元就把家中數畝田地送給允登耕種，並盡自己全力撫養幾個佷子讀書成才。丁氏家族族規約定︰「族中稍可自給者公舉一會，每月量出若干即賑濟，其它遇婚喪大事極貧不能舉者，酌量助之，庶以繼前人之微，以一見睦族之仁。」5
無棣吳氏代表人物吳志德父母早逝，他「以兄而父兩弟，母兩妹，且師之母之飲食教誨，卒以成弟之名」。另一家族成員吳紹詩「至性敦篤居心仁厚，以孝友為政于家，以純誠受之于國」。6族人之間友愛無間。
諸城劉氏家族的劉緒燴因其兄早亡，兄之二子尚在年幼，他毫不猶豫的承擔起撫養和教育他們的責任，他甚至將族中遠親孤寡老人接到家中撫養，深受鄉人好評。
父慈子孝、敬老愛幼、家庭和睦，這是山東仕宦家族一個共同特征，也是這些家族賴以發展壯大的基礎。有了一個和睦的家庭，才會帶動整個家族和睦相處。由于這類大家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地方上和諧安定的良好風氣。
樂善好施、仗義疏財、熱心公益事業是明清山東仕宦家族的共同家風。
從目前存留的史籍和對山東部分仕宦家族調研中可以發現，這類事例比比皆是，且生動感人。為人豪爽、仗義疏財、樂于助人是千百年來山東人一直保持的傳統美德。這種美德也體現在明清山東仕宦家族的一些代表人物身上。這些大家族在當時都擁有眾多財富，其成員官至高位，衣食無憂。但他們也大都經歷了由自耕農起家的艱辛致富歷程，深知家族發展壯大之不易。再加上受到齊魯文化的長期燻陶，飽讀詩書的仕宦大家族代表人物對于歷史與社會比一般百姓有著深刻的認識。在滿懷忠君報國的同時，也想積極為家鄉社會做好事、善事，關心幫助他人。這樣才能為自己和整個大家族贏得更大的聲望和發展空間。這些知名的家族代表人物不吝惜錢財，熱心投入家鄉慈善事業並儼然形成一種風氣。如無棣吳氏家族早期代表人物吳自肅在山西按察使任上，將全部俸祿捐出建立小學，讓貧困子女讀書，他的後人吳垣、吳壇兄弟在外為官多年，也屢屢捐出俸祿救濟災民，「雖積逋累累，而輕財好施，廉俸所入，拯濟困窮，無少勒惜」7。黃縣丁氏家族因經商致富，但念念不忘周濟鄉里，熱心地方公益事業，每代都做大量積德行善之事，被當地鄉民譽為「善人之家」，清朝咸豐年間地方政府贈其「善行成風」匾牌。諸城劉氏家族凡遇當地天災，均及時開倉救濟窮人，還捐出部分土地，建平糴倉，專門救濟無以為生的百姓。大店莊氏家族也多次救濟災民，每當災年，還主動將糧食送到官府協助地方官救災，並提供錢糧，招募役夫用以修路、水利建設等，對于貧困鄉民，施以糧食、醫藥援助而不計報酬，對于鄰里無法償還的債務也一筆勾消。民國初年，大店莊氏榮獲總統徐世昌所贈「樂善好施」之匾。除了上述幾個大家族外，其它山東仕宦家族在疏財行善方面也有許多故事，限于篇幅，不一一羅列。
與時俱進，順應不斷變化的時代潮流。這是山東許多仕宦大家族在明清時期長久存在且繁榮昌盛的一個重要因素。
明清時期，國內外形勢風雲變幻、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劇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迅速，社會各階層不斷分化。然而許多山東仕宦家族並沒有受到社會大變動的影響，繁榮沿襲數代，有的長達數百年之久，直到晚清和民國年間，其勢力和影響依然存在。這些家族之所以長盛不衰，是與他們適應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是分不開的。自明朝建立到民國初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兩次大的社會變革時期，一次是從明末到清初，第二次是鴉片戰爭以後到民國初年。受到急劇社會變革的沖擊，確實有一部分大家族由繁盛走向沒落。但也有相當多的大家族經受住了社會動蕩和變革的沖擊，順應了歷史潮流，保持了與時俱進的步伐，因此其家族也是長盛不衰。在朝代更替之際，這些仕宦大家族雖然長期受到前朝統治者的恩澤，但並非頑固的愚忠于前朝，而是在經過痛苦的思考後，很快適應了朝代的變化。如臨胊馮氏家族，明朝中後期已十分顯赫。清軍入關後，其家族成員也曾奮起抗清，企圖挽救明朝，家族中有一分支因抗清失敗後遠走朝鮮。但隨著清朝在全國統一，馮氏家族逐漸適應了清朝統治，其族人積極參加清朝的科舉考試，多人取得進士、舉人功名，馮溥等入朝為仕，成為二品大員，備受清廷信任，成為清代山東地位顯赫的仕宦大族。又如無棣吳氏家族、日照丁氏家族、大店莊氏家族等都是在清朝形成的仕宦大家族。清末至民初，他們大都能順應時代潮流的變化，從舊的傳統思想的束縛中掙月兌出來。這些家族子女紛紛進入新式學堂或出洋留學，通過對近代科技、法律、商業、軍事知識的學習，開闊了視野，增長了才干。他們中的一些成員在政治上積極投身于反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及各種政治活動。在經濟上，也逐漸擺月兌長期以來擁有大量土地、剝削農民的大地主生活，開始把積累的資金大量投資于工商產業中，興辦實業、開礦建廠、擴大商號、開辦金融業，宣傳實業救國，為發展民族工商業做出了貢獻。面對封建制度的瓦解，這些大家族成員在思想觀念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受到資產階級民主思潮的影響，他們中的許多人開始追求自由、民主，拋棄傳統舊觀念，追求新知識、新文化，追求個人幸福，參加社會競爭，逐漸融入社會。這也標志著封建制度覆亡之時部分明清山東仕宦家族已經開始了家族的轉型。正是這種轉型，讓一些沿襲長達數百年的仕宦大家族進入民國年間以後仍然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在國內政界、軍界、工商界和科技界仍維持著較大的影響力。在這些大家族中的一些杰出代表更是積極投身于中國**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
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及其變化，明清時期距我們今天已是越來越遠了，那個時代的人和事早已成為歷史長河中的陳跡。然而，通過對明清山東仕宦家族與家族文化的研究，除了使我們更好的認識明清時期歷史與社會以外，還有更多問題可以引起我們進行更加深入地思考，有許多經驗可以值得今天發揚光大。明清山東仕宦家族文化中，就包含著眾多的積極因素，它們早已超越時代界限而成為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如對國家忠誠、為官清正廉潔、不畏權勢、正直敢言、體恤百姓、服務社會；為人正直善良、重義輕利、勤勞節儉、樂善好施、不計得失。對于我們今天工作、學習、處世、待物有著很好的啟迪與借鑒作用。可以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和信念，加強個人修養，更好的服務于社會。明清的山東仕宦家族文化中倡導的父慈子孝、和睦鄰里、濟貧救孤、關心鄉梓等對于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具有現實意義。只有家庭和睦、鄰里和諧才會有社會和諧。家族是一個小社會的縮影，明清時期，家族的發展對于一個地方的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的安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明清山東仕宦家族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其中許多積極因素，如果在今天最基層的鄉村、社區、街道、工廠、學校加以普及和宣傳，必將有助于當今整個社會的和諧和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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