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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慘敗後，清廷的國內外局勢日益惡化︰1897年，德國借「巨野教案」侵佔膠州灣，列強隨即掀起了強行租地並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1898年，老成穩重、執掌朝政多年的恭親王奕?因病去世，朝廷各派系政治力量的斗爭日益復雜化……。
在維新派的鼓動下，年青的光緒皇帝很想利用這個機會進行變法求存，他曾向慶親王奕劻抱怨說︰「太後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太後听了奕劻的轉述後大為惱怒，拍案大罵︰「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經奕劻的極力勸說後，慈禧太後才消了氣，恨恨的說︰「由他去辦，等辦不出看他怎麼說！」
慶親王回去後，沒有把慈禧太後大怒之事告訴光緒，卻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太後不禁皇上辦事。」光緒得到這個消息後喜笑顏開，當年6月11日便意氣風發地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正式拉開了百日維新的大幕。
但是，變法的大幕還沒拉開幾天，慈禧太後便免去了光緒的師傅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及一切職務，並將之驅逐回籍；同時，慈禧太後又任命了自己的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慈禧太後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她將帝黨首領翁同龢罷黜，這等于讓維新派失去了一個家長和緩沖的余地，而任命榮祿則確保了其對京師的絕對控制。
可惜的是，此時的變法派康梁等人正在為光緒皇帝毅然頒布《定國是詔》而歡欣鼓舞，絲毫沒有察覺到危險的到來。就在翁同龢被罷黜的第二天，康有為在覲見光緒時，不僅沒有為翁同龢的免職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鼓勵光緒將更多守舊的高官剔除出局。
據說，康有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見的時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隸總督榮祿。榮祿問康有為如何才能夠補救時局時，康有為語出驚人，他說將那些守舊的高官免職出局還不夠，最好能夠殺幾個一品大員。榮祿听後大為震驚，隨後便到慈禧太後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榮祿在慈禧太後面前大說壞話外，那些覺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守舊派官員們也紛紛跑去告狀，跪求太後回朝訓政。慈禧太後見自己威望還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榮祿訴苦，榮祿深知慈禧太後的用意，便笑道︰「先讓他去胡鬧幾個月嘛，鬧到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就好辦了嗎！」
不錯，在守舊派的眼里，當時光緒皇帝發布變法維新的上諭簡直就是胡鬧。短短的三個月，光緒發布了上百道諭旨，其中包括了「刪改則例，裁汰冗員」；「開辦實業，獎勵發明」；「設立鐵路，開采礦產」；「辦理郵政，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制預算」；「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裁減舊軍，改練洋操」；「設立學校，開辦京師大學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國的問題，往往壞就壞在理想主義上。這些新政策看起來很美，對將來的發展也是非常有好處的，但一個良好的出發點未必能產生好結果。譬如「廢除八股、改試策論」的舉措，這本是這次變法中最值得稱道的，但結果卻是激起最強烈的反抗。
正如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言，科舉考試是涉及到「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和數以百萬童生」的榮譽和進身之道，你康有為剛剛考中進士，卻將這一數以千萬人已為之奮斗或正為之奮斗的制度廢除，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這些人所做過的努力付之東流，他們花錢買了那麼多的考試秘笈，又花了這麼時間熟悉八股科目，如今全部一筆勾銷，毫無用處。
果不其然，廢八股改策論的消息一傳出，天下的讀書人一個個激憤異常，口誅筆伐還不算，據說直隸的一些讀書人甚至打算對康有為行刺，從**上消滅這個「名教罪人」！這樣的結果，恐怕是康有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為太想當然了，他以為光緒皇帝往乾清門一站，「令群臣簽名具表，咸去守舊之謬見，力圖維新。誰要不服，重罰一人以懲其後。如此一來，一日之間，風雲俱變，更月得數詔頒下，則海內皆動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勢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康有為還要揪著清朝那條敏感的「國寶」級辮子大做文章。他上書光緒皇帝，請求「皇上先斷發易服，詔天下，同時斷發，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並「大集群臣誓于天壇太廟，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為維新元年」。
對此，慈禧太後早就表示過強烈反對，費行簡在《慈禧傳信錄》里記載了她的這樣一句話︰「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這些政治符號，看似是剪刀加裁縫的簡單事情，其實極為敏感，也只有在維新運動穩步推行的時候可以考慮更改，若試圖以此來推動變法，豈是光緒和康有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見，這一百多天里頒布的絕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貪多求全，又大都沒有經過反復協商和權衡利弊便匆忙推出，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這些政令在現實中不具備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撫們，出了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對于這些新政詔令幾乎視同兒戲，他們要麼推諉敷衍，要麼就干脆不予理睬。如兩廣總督譚鐘麟，對變法期間「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復奏」，經電旨催問，譚鐘麟依舊是「置若罔聞」。
有人也許覺得奇怪，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非常積極，但為什麼手下的那些官員無動于衷呢？對這事，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老兄變法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七月中旬，光緒下詔裁撤詹事府、太僕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門和地方部門，據時人描述，當時立刻導致京城里失業或者連帶的人就有上萬人，朝野為之震驚。裁撤當日，被裁的部門「群焉如鳥獸散，衙門內不見人跡。」
說白了，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其變動的背後都意味著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消長。任何一個新政策，在獲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時，往往會傷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新政的變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沖擊到一部分守舊派的既得利益，任何的改革進程都會受到他們的重重阻力。就這一點而言，無論是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或者戊戌變法，甚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都絕無例外。
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損害，守舊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當然要拼死反對。在變法過程中反對新政最厲害的，莫過于那些樞臣大吏和督撫大員。對于這些執掌舊政權的權貴來說，舊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一旦進行改革，這將使得他們失去已有的一切，對此他們怎麼可能會袖手旁觀？
所以，當康有為主張改革官制，大規模地裁撤冗署冗員時，很快便把絕大多數官員逼到了他的對立面。中國官場的傳統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員，就是要敲別人飯碗嘛！從古至今，下崗再就業的安撫問題一向都是極難解決的。于是乎，利益受損的老舊官員們紛紛跪求慈禧太後回宮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務，也就絲毫不稀奇了。
就拿禮部尚書懷塔布來說，他被光緒革職後，立刻到慈禧太後那里哭訴，稱「皇上為左右熒惑，變亂朝政，求老佛爺作主」。後來，當光緒皇帝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後請安時，太上皇強壓心頭怒氣，警告小皇帝不要輕易罷免自己挑選的那些老成穩重的大臣，也不要隨便提拔那些年輕的政治新銳，更不能想當然的改變大清王朝的既有體制。
慈禧太後與光緒的矛盾，是最高權力之爭，慈禧太後作為一個權力的攫奪者，她本能的對一切政治對手，包括自己的親生兒子同治在內，都報有極大的戒心。光緒親政後，從他甲午戰爭中頗為糟糕的表現來看，慈禧太後沒法讓光緒放手大干。當時的光緒太年輕、太沖動了。光緒畢竟不是康熙，他缺乏強硬的個性和突出的能力，但又有著年輕人常有的逆反心理，而這更加招致了慈禧太後對他的不信任和反感。
眾所周知，清朝是滿人建立的王朝，這種「打天下坐天下」的固有模式導致了滿族的「一族專政」。作為大清王朝的守護者，慈禧太後最擔心的是變法會影響到祖制，即「滿人統治」的立國之本。清朝從建國後的兩百多年來，在人數和權力分配的對比上，滿漢之間嚴重失衡，數量極少的滿人佔據了過多的權力，而大多數的漢人則遭到了壓抑。
在西方列強加緊蠶食、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情況下，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沖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滿漢沖突這個核心問題上。那些滿族官僚雖然昏聵無知，但對權力的變化卻極為敏感。在他們看來，維新變法的實質不過是要把權力從他們手中奪走罷了。對此，諳熟權術的慈禧太後洞若觀火，又怎能豈能等閑視之？
譬如，1898年三月康有為在北京召開「保國會」的時候，其聲勢之浩大，令守舊派們大為驚恐。當時守舊派最為有力的反對借口，就是御史文悌所上長折中所說的，「保國會之宗旨，在保中國而不保大清」。這指的其實就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沖突，而這也是戊戌變法中最為根本的沖突。
正如黃鴻壽在《清史紀事本末》中描述的，「時百日間，變法神速，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其尤為雷厲風行者︰一令都中築馬路，二令辦理國防，三命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于是滿族諸人大嘩，謠謗四起。」整個滿族統治集團很快意識到，無論變法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但都要讓滿族親貴這個主要既得利益團體付出沉重的代價，不但可能喪失自己的特權，更有可能喪失三百年來一直把持的政權。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國家的，但那些守舊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價也是沉重的。
光緒自己也是滿人，何嘗不知道反對的力量主要來自于本族的既得利益者。過于激烈的改革，只能把他自己逼成全滿族之公敵。為此，他也曾下詔改善「八旗生計」，但這種安撫的策略，畢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也滿足不了這些人過度的貪欲。要知道，慈禧太後和滿洲親貴大臣要的是萬世不易的「一族專政」，任何對這個「國之根本」的變法主張都是他們無法容忍的，因為這極有可能讓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將從此一去不復返。對此，他們豈能束手就擒。
就在這一年的九月，光緒皇帝在沒有請示慈禧太後的情況下，便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等六人全部革職，第二天又破格提拔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人，讓他們以四品卿餃擔任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宜。這件事，立刻觸發了保守派最為敏感的神經，也為變法失敗埋下了伏筆。
數日後，光緒前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後請示開懋勤殿時，立刻被慈禧太後劈頭蓋臉的痛罵了一頓。下午光緒皇帝回宮後，慈禧太後便接到御史楊崇伊的一封密折，向慈禧太後控告了帝黨文廷式和康有為兄弟的種種「不法行為」，並攻擊光緒「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不僅如此，楊崇伊還捏造說，光緒將聘請日本退役首相依藤博文做顧問，「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最後，楊崇伊吁請老佛爺即刻訓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
不得不說，楊崇伊的筆頭子是厲害，他這密折不長，但處處打中要害。折中所說的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師，也是維新派的干將，一向為慈禧太後所痛恨；楊崇伊捏造康有為兄弟隨意出入宮禁，這讓慈禧太後火冒三丈，而聘請伊藤博文的傳聞更是讓她大為不安，于是慈禧太後便于次日從頤和園提前回到宮中，意在監視光緒接見伊藤博文。
光緒被慈禧太後痛罵一頓後也是心中羞憤，隨後便召見楊銳並賜以一道衣帶密詔，說「近來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朕欲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可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
說來可笑，光緒這個皇帝都覺得自身難保，那他的那些維新派、那些書生能有什麼好辦法呢？據說楊銳等人接到密詔後，大家圍在一起，一籌莫展，唯有痛哭流涕。幾個書生左思右想，終于明白還是槍桿子里出政權，沒有軍隊，說什麼都白搭。大家想來想去，終于想到了一個人，這就是袁世凱。
當時的袁世凱，看來是個新派人物。1895年當康有為上書無門的時候，袁世凱曾主動幫忙請求自己的上司榮祿代遞，雖未成功，但也足見其態度誠懇。後來維新派成立強學會，袁世凱也捐了一大筆錢，並被列為發起人之一。後來，袁世凱還經常和維新派人士嚴復等一起談論新政，並通過親信徐世昌到北京與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不斷接觸，以示對變法的關注。
這樣一來，維新派也把袁世凱引為己方，並建議光緒皇帝加以籠絡。就在政變爆發前，光緒還連續兩次接見袁世凱並特賞其為侍郎。眼看形勢緊迫，譚嗣同便自告奮勇去說服袁世凱舉兵勤王，發動政變。
梁啟超在《譚嗣同傳》里曾繪聲繪色的記述了這樣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譚嗣同徑自造訪了袁世凱的住地。兩人見面後，譚嗣同便開門見山的問︰「天津閱兵的陰謀，你可知道？」袁世凱笑而不答。譚嗣同拿出密詔，說︰「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願意救就救！」
趁袁世凱在看密詔，譚嗣同手撫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願意的話，現在到頤和園報告慈禧太後，你也可以升官發財了。」袁世凱听後厲聲道︰「你把我袁某當作什麼人了，聖主是我們共戴之主，我與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護之責，豈是你一人！你有什麼計劃，願聞其詳。」
譚嗣同听到大喜道︰「榮祿密謀在天津閱兵的時候廢黷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聶士成三軍，都受榮祿的節制。到時如果政變，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恢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將是不世之業。」
袁世凱有點為難，說︰「要是皇上在閱兵的時候疾馳入我部隊的話，到時傳號令誅滅奸賊，我必定跟隨諸君子之後，竭死相救。」譚嗣同還不放心，問道︰「榮祿對你向來信賴寬厚，你到時怎麼對待他呢？」袁世凱又笑而不答。
這時，袁世凱的一個謀士插嘴說︰「榮賊對待袁帥並非真心誠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帥兵力，榮祿說︰‘漢人未可假大兵權。’他向來不過是籠絡罷了。」譚嗣同道︰「榮祿確有曹操、王莽之才，絕世之雄，對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凱怒目道︰「若皇上閱兵時在我的大營，殺榮祿不過就象殺一條狗罷了。」兩人商議妥當後，譚嗣同才告別袁世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可惜的是，還沒等到維新派采取進一步的行動，風暴就已經爆發了。就在光緒接見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後便宣布訓政，收回光緒皇帝的權力，並下旨捉拿康有為兄弟。
時人蘇繼武在《戊戌朝變紀聞》里描述這樣一番場景︰是日，慈禧太後御臨便殿，設竹杖于座前，並召集了慶王、端王、軍機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緒皇帝則跪于案左。隨之，慈禧太後便疾聲厲色的呵斥光緒︰「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為！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歷選，留以輔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還敢听信叛逆蠱惑之言，變亂朝綱！康有為是個什麼東西，能勝于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難道昏頭了，不肖竟至于此！」
罵完光緒，慈禧太後又轉頭責罵那些大臣說︰「皇帝年少無知，你們這些人為何不加以勸阻，以為我真不管，听他亡國敗家嗎？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艱難，不宜輕舉妄動，只得對他留心稽察管束。現在我人雖然在頤和園，但心時時在朝中。我惟恐有奸人蠱惑，所以經常囑咐你們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盡心國事；所幸我現在身體還好，到時必不負你們。早些時候奕劻還再三跟我說，皇上既肯勵精圖治，謂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詳，並有不學無術之人，反以為我把持，不許他放手辦事，今天總算知道這樣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國，其罪在我，我能不問嗎？你們不力諍，便是你們的罪過！」
群臣听後如搗蒜般的叩頭，連稱有罪。這時，軍機大臣剛毅面有喜色，上奏道︰「微臣屢次苦諫，但每次都被譴斥，其余眾臣，也有言諫過的，也有不吭聲的。」慈禧太後听後，又轉身問光緒︰「如有臣下變亂祖法，你可知道該當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還是康有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憒至此？」
此時的光緒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他戰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敢听信康有為之法。」慈禧太後听後厲聲道︰「難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嗎？康有為叛逆，圖謀于我，你不知道嗎？還敢回護他！」
可憐光緒當時早已是魂飛齒震，腦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對。慈禧太後又厲聲追問道︰「你知道還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謀？」光緒皇帝戰栗了半天，說︰「知道。」慈禧太後喝道︰「既知道，還不將康有為正法，反要放走？」
由此，慈禧太後不費吹灰之力，便將維新變法消滅于無形當中。
以往人們都盛傳是戊戌政變的發生是袁世凱告密所導致，看來，袁世凱其實是當了多年的冤大頭。正如前面梁啟超的描述，「袁世凱告密說」大都認為譚嗣同至法華寺游說袁世凱勤王後，袁世凱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後，便立刻向直隸總督榮祿告密，于是榮祿緊急報告慈禧太後，這才有了政變的發生。為此，當時社會上就流傳著一首三言歌謠，諷刺袁世凱的出賣行徑︰「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不過，袁世凱背上告密的千古罵名，其實是冤枉的，這又從何說起呢？據房德鄰等學者的考證，「袁世凱告密說」在時間上是不成立的。從時間上來看，假定袁世凱初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初五日夜派人或親自赴京告變，按照當時城門關閉的制度，根本就來不及。而且，慈禧太後在初六日發布垂簾詔，只下令拿辦康有為兄弟，而對于罪行更大的譚嗣同卻並沒有提及，這說明慈禧太後當時並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報。不然，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譚嗣同的。
當然，大多數學者也認為，戊戌政變雖然並非因袁世凱告密而發生，但袁世凱的告密卻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事實上，袁世凱在得到政變消息後，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榮祿和盤托出了譚嗣同的密謀。慈禧太後在得知維新派想謀殺她之後，惱怒至極，「雌」性大發，使得原本和平的訓政轉變成為一場流血的政變。
由此，慈禧太後隨即發出密諭，將「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接著，整肅行動進一步擴大化，諸多維新人士或如宋伯魯、徐致靖等被革職監禁、或如陳寶箴、熊希齡等革職永不敘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緒皇帝和珍妃身邊的太監也倒了大霉，被杖斃四人，另枷號十人，就連光緒也被軟禁在台。
最為慘烈的，當然是被殺的「戊戌六君子」。在這些人當中，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沒做官，也不是維新派的風雲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楊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宮禁」的謠言。據說，康廣仁被殺前在獄中以頭撞牆，悲痛呼號，其狀慘不忍睹！
六君子中，譚嗣同是給人印象最深的。在政變發生後，譚嗣同是有機會月兌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啟超一樣避居日本使館，但譚嗣同堅辭不受，擲地有聲︰「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好漢子鐵骨錚錚，譚嗣同真不愧為一個真正血性的殉道愛國者。
隨後，譚嗣同便在瀏陽會館「莽蒼蒼齋」靜待捕者。被捕後，譚嗣同在獄中寫下這樣一首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四天後，六君子未經審判、也未定具體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場被殺。臨被殺前，譚嗣同叫監斬官剛毅過來，說「我有一言要對你說！」剛毅扭過頭，不予理睬。譚嗣同朝著剛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義之日，觀者萬人空巷。六君子引頸就戮時，風雨如晦，可眾多的阿q們懷里揣著的，卻是蘸血的饅頭。
此時的北京，在譚嗣同等人被殺後，守舊勢力紛紛彈冠相慶。令人諷刺的是，這些顢頇污穢的既得利益者在為最後的垂死掙扎而歡呼的時候，那些對國家民族前途真正憂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卻喋血街頭。誰也沒有料到，戊戌變法是以這樣的結果而告終。
六君子既死，各新黨維新派或逃匿、或監禁、或流放，一時敗落；而原本和維新派同氣相應的洋務派開明官僚們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也只得緘口自保或者干脆靠邊站，神州上下，萬馬齊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舊大臣拊掌稱快。這些人在慈禧太後的庇護下，掌握了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視新事務為仇敵，這也是整個晚清最為黑暗的時期。正是在這些人的統治下，導致了最為荒謬的庚子之亂和八國聯軍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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