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蕩三十年 《激蕩三十年》之四

作者 ︰ 吳曉波

1978年的中國企業是一副怎樣的景象?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

1978年7月2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記者杰伊•馬修斯表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許參觀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采訪考察中國企業的審批。因而,在各家國際媒體上,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

在這篇題為盡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報道中,馬修斯寫道︰

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並不是干勁十足的。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拼命擠進工廠去工作。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閑著。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後交叉著雙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里,只有一個女工干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

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機會。工廠管理人員對于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在這種企業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時,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廠工作。桂林絲廠有25多名工人,從來沒有解雇過一個人。

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謝廣之告訴記者,去年,全廠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對很多人來說,是第一次增加工資。由于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從今年開始,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人給予少量的獎金,一季度的獎金不過1.75美元。

最後,馬修斯斷言,「這種松松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最具有戲劇性的企業考察出現在中國中部。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現了一台14多年前的機器。這家年產3萬噸原鋼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2世紀5年代之前的,其中,14多年前英國制造的蒸汽式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那位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楮,他指著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有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該報駐北京記者岡田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的觀察記︰

中國正在展國內的交通事業,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先是時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錢一份的中國民航時刻表上,就混雜著「幽靈班機」。例如,在時刻表第25頁上寫著每天有去哈爾濱的班機,早晨8點15分從北京起飛。但是,實際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沒有班機。我到窗口問是什麼理由。回答是︰「哎呀,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從什麼時候改了吧。」乘上飛機後又怎麼樣呢?無法保證能按時飛到目的地。這次從北京去哈爾濱,起飛就晚了一個小時,在沈陽停留又耽擱了四小時,好不容易到長春轉機,又宣布「因為哈爾濱在下雨,今天的班機取消」。只好在長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還是「今天停航」。到了哈爾濱,我才知道原因,原來哈爾濱機場沒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飛機是在草原上咕嚕咕嚕地滑行。難怪一下雨,就必須得停航了。

同樣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萊•布羅德的美國房屋建造商參觀了北京、廣州等五個城市,他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談到了對中國的觀感,「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不達國家」。「中國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磚,但也使用一部分預制混凝土板來建房。中國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後的質量很粗糙,但非常講實用。往往一個兩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從8歲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時,伊萊•布羅德也感覺到了剛剛開始生的變化︰「我所到之處,他們都在換自來水管。一些新的工業區正開始建造,不過我沒有看到什麼污染控制的措施。」

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的落後深為驚訝。這年6月,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他寫道,「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干淨得一點灰塵也沒有。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說,產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他還觀察到,長期的政治斗爭,學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他舉例說,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平均年齡是56歲。

在上海閔行的一間機電工廠中,松永看到了一條標語,「看誰先到達目標」。這家工廠開始對額完成指標的工人實行獎勵,每月的獎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個等級。松永問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送還獎金,仍然努力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工廠負責人明確地回答,「沒有。」

在經歷了這一些觀察之後,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在1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進入建國3年的中國今後的課題是,實行高經濟增長政策,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而中國正在采取的辦法則是,「在再度復職的鄧小平領導下,設法加強同外國—以西方達的工業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關系,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

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系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進先進技術。」

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準的。1978年,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中國政府還做了一些動作,它們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引聯想,然而在後來的研究者眼中卻絕非巧合。這一年的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布建交聯合公報。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實卻不難看出內在的某種抉擇︰擺月兌意識形態的糾纏,以經濟展為主軸,悄悄向達國家靠攏的展主導型戰略已經開始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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