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經水到渠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得到了管理國家的領導權；在隨後的科學大會上確定了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啟動了一場思想解放的運動，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導權；出訪日本及一連串的外資談判，讓沉重的國門一點一點地打開；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事件」是一場革命行動，「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眾得到承諾將很快平反。就這樣，變革每天都在生，中國的未來走向似乎日漸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這次會議的唯一議題是，「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此相關，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重新確立了黨的組織路線，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這無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義的會議，它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為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台上，這個經歷了百年激蕩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因而，盡管在兩年前，執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直到兩年後的這一天，中國才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
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工程在上海開工了。12月24日，日後成為中國鋼鐵業支柱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鐵65萬噸、鋼67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億元人民幣。媒體對寶鋼的定位是—「我國第一個新型的、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基地」，很顯然，它代表了當年度中國政府經濟展和引進外資的最大舉措，舉國上下對之的期盼可見一斑。
1978年實在是一個如此遙遠而模糊的從前。那一年，美國頒布了破產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企業破產方面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法律闡述。那一年，偉大的微軟公司才剛剛兩歲，比爾•蓋茨決定給自己工資，他鼓足了勇氣對合伙人說，「我今年的年薪絕對不能太低，它應該是1.6萬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車公司的傳奇總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于嫉妒而開除了，時年54歲的他轉而受聘于瀕臨破產邊緣的克萊斯勒公司，六年後他竟奇跡般地使其扭虧為盈，並將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億美元，他成了美國英雄，也成了中國企業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國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個移動電話通信系統悄然開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這個新技術，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開端。
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是那麼的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麼的遙遠。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已經過7的時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第一個廣告，從1月開始，還偶爾會刊登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預報。政府呼吁人民要節儉辦事，特別是看到廢棄的水泥包裝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來。一個北京人到上海，現當地的書店居然在「開架賣書」，他覺得十分新鮮，便給報社寫信，希望在全國推廣這種好辦法。
「如果在1978年，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居然差那麼遠，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追趕的勇氣。」日後有人曾經這樣小心翼翼地求證。
的確，你會現，在一開始，中國與世界似乎生存在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時空中，它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和展脈絡，要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通點竟是那麼的困難。但是漸漸地，你會現它們開始出現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許多年後，它們終于真正地融為一體，難分彼此。
1978年12月26日晚上，西方的聖誕夜——中國大概要過1第一批5名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在夜幕中乘飛機離開了北京，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學期為兩年。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特別在臨行前接見了他們，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長李琦親自到機場把他們送上了飛機。
這是一個開始。據英國觀察家報》披露，中國已請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派出5名留學生，而美國則被希望接納5人。觀察家報》說，「這些年輕人不僅將充分地接觸英語，而且要接觸一切民主政體下的東西，從炸魚條到帶髒字眼兒的政治評論。他們不久就會認識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那個悲慘景象的英國可能需要重新畫了。而這一切，對他們，以及對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很顯然，這是一個真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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