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胡先，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12歲已通讀《史記》、《漢書》。後入省立一中學習，畢業後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1912年參加東西洋留學考試，名列第一，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農業和植物學，1916年學成回國。1923年，再次赴美深造，在哈拂大學攻讀植物分類學，獲農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從1918年起，胡先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教授，中正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評議員、院士。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胡先對我國植物學的研究，尤其是對植物分類學、古植物學和經濟植物學的研究與教學，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後發現一個新科、十個新屬、數百個新種。1951年，他根據對近代植物形態學、解剖學和分類學的研究，創建多元植物分類系統，提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類學系統理論，對近代植物學的研究與發展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從1928年起，他先後創辦了中國科學院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廬山植物園、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機構，為我國植物學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基地，並有組織有計劃地對我國豐富的植物資源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胡先一生發表了論文百余篇，其中許多是有關新種、新屬、新科和植物分類系統方面的論述。1923年，他與鄒秉文、錢崇樹一起合編我國第一部《高等植物學》。1933年翻譯出版了哈第所著《世界植物地理》。解放後，先後編寫《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中國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殘酷迫害致死，1979年5月25日，中國科學院為他平反昭雪。
人物年表
早年時期《不該遺忘的胡先》封面1894年農歷四月二十日生于江西南昌。
1897年在家中後園培英書屋從師受業，習《三字經》、《千字文》等。
1898年讀《論語》、《詩經》等，習對對子，五歲就有神童之譽。
1902年父親病逝于南昌舊居，享年四十八歲。
1904年奉母命赴南昌府應童子試。
1906年科舉制度廢除，得沈曾植關顧，入南昌府洪都中學為插班生。
1909年春，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入學未久，被學校選派朝見慈禧太後；冬，參加慈禧與光緒帝的出殯。
1912年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停辦，返回江西。秋，考取江西省赴美留學資格，啟程前與王蓉芳結婚。
1913年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柏克萊大學農學院，先學農藝，後改學植物學。在《留美學生季報》、《南社叢刻》發表詩詞。
1914年母親病逝于南昌，享年四十八歲。
1915年加入中國科學社，開始在《科學》發表論文。
1916年獲學士學位回國。往北京大學謀職未果，在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授英文。
1917年回江西，由省實業廳派往廬山任森林局副局長。在廬山大作宋體詩。
1918年調往江西省實業廳任技術員，9月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聘請，任該校農科教授。
1919年在《東方雜志》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一文，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對北京大學陳獨秀、胡適等所倡導的白話文和文學革命，提出批評。當選中國科學社書記。
1920年7月，往浙江東部大舉采集植物標本。
1921年又往江西采集植物標本。與梅光迪、吳宓等創辦《學衡》雜志，發表《評〈嘗試集〉》。
1922年翻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及撰寫評論清代詩詞論文多篇刊于《學衡》。參與組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該所植物部主任。
1923年9月，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留學。
1924年獲碩士學位。繼續為《學衡》寫稿。
1925年完成《中國有花植物屬志》，首次對中國植物進行全面整理，獲博士學位，隨即回國，仍任教于東南大學。在《東南論衡》發表《東南大學與政黨》等時論文章。
學成歸來1926年4月王夫人病逝于南京。6月辭去東南大學教職，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專職從事植物學研究。10月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三屆太平洋科學會議。
1927年與陳煥鏞合著《中國植物圖譜》第一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共出版五卷。續娶張景珩。
1928年參與創建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任植物部主任。
1929年出席在印度尼西亞爪哇舉行的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
1930年當選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委員。
1931年派遣蔡希陶赴雲南進行大規模的動植物標本采集，此項工作持續十余年。
1932年任靜生所所長。在《國風》半月刊發表《今日救亡所需新文化運動》等文章。
1933年發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幫助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組織成立農業院。
1934年創建廬山森林植物園。當選中國植物學會會長，建議編著《中國植物志》。
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評議會，當選評議員。
1936年與蔣介石談國家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諸項事業的改革。
1937年與加州大學古生物學家錢耐合作研究山東山旺系新生代古植物。
1938年創建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于昆明。
1939年抗戰爆發後，在敵佔區北平潛心科學研究。
1940年在北平難以生存，往昆明親自主持農林植物研究所工作。10月抵江西泰和，出任在此新成立的國立中正大學首任校長。出席在重慶召開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第五次年會。
1941年北平靜生所被日軍強行佔領，在中正大學設立靜生所工作站。
1944年被迫辭去中正大學校長，仍任教于該校。
1945年主持北平靜生所的復原工作。
1946年在《觀察》發表《中國之改造》系列文章。
1947年與鄭萬鈞一起發現活化石水杉新種。
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參與「獨立時論社」，撰寫大量政論文章，刊于全國各大報紙。
積極組建「社會黨」。
與鄭萬鈞合著《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發表于《研究匯報》，震動當時國際植物學界。
編輯出版《中國森林植物圖志》第二卷。
1949年靜生所被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接收，改組為植物分類研究所。任該所三級研究員。
1950年發表論文《被子植物的一個多元分類系統》，出版《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一書。
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到批判，作三次檢討，方才通過。
1953年著《經濟植物學》一書出版。
1954年著多卷本《經濟植物學手冊》開始出版。
1955年著《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出版，因書中批評李森科偽科學而遭到批判，該書被禁毀。
1956年受邀參加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升為一級研究員。
1959年《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成立，當選為委員，承擔編寫任務。
1960年請錢鐘書代為編訂平生詩作《懺庵詩稿》。
1961年作《水杉歌》長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多次遭到批斗、抄家之辱。
1968年7月16日突發心肌梗塞逝世于寓所，終年74歲。
早年事跡
家庭背景胡先3歲時隨家庭教師學《三字經》、《千字文》，1年後，已能識字數千。5歲時，學完《論語》，不僅能識字達萬余，而且曉反切、通訓詁。他的才智引起親朋的驚詫，大家都視他為「神童」，深受雙親的喜愛。
1902年春，父親突因病逝世于南昌舊居，從此家道中落。1905年春，胡先11歲時，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學考試，被錄取為府學庠生。1906年，中國廢止了科舉制度，胡先至南昌府辦的洪都中學堂學習，開始接受現代自然科學教育。1909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學習。1912年秋，參加江西省留學考試，被錄取為西洋留學生。
調查采集1916年11月，胡先在美國學習期滿，以優秀成績獲農學士學位。歸國後于1917年受聘為江西省廬山森青年胡先林局副局長。在此期間，對廬山植物資源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後在廬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1918年7月，受聘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林專修科植物學教授。
為了合理開發和利用中國的豐富植物資源，1919年秋，胡先決定進行一次大規模采集標本和調查植物資源的活動。在征得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沈陽高等師範學校的同意後，就共同發起組織，很快便得到國內7所高等學校，24所中學的贊同，商務印書館也願予以贊助。此次調查，他在浙江省的天台、雁蕩、松陽、遂安、西東天目山一帶采得大量植物標本。轉年春季，又去江西省的吉安、贛州、寧都、建昌、廣信和福建省的武夷山區，在歷時半年多、行程萬余里的考察與采集中，獲得多以萬計的寶貴臘葉標本。胡先是繼鐘觀光之後進行大規模野外采集和調查的第二位學者。全部臘葉標本經整理鑒定後，于1921—1922年相繼寫出《浙江植物名錄》、《江西植物名錄》（附福建崇安縣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標本鑒定名表》，並陸續在《科學》雜志上發表。
1921年，國立東南大學于南京成立（1928年改稱為中央大學，為南京大學的前身），特聘胡先為該校農科教授。為了發展中國的近代生物學事業，1922年他與秉志、錢崇澍等在南京共同籌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胡先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領導並參加華東和長江流域各省的植物采集和調查研究工作。1923年，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並入國立東南大學，胡先任農科的植物學教授兼生物學系主任。
主要成績
所編著作胡先為了使中國的大學生能夠讀到由自己國家的科學家編寫的大學教材，胡先與鄒秉文、錢崇澍于1922年共同編著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專供大學生物系學生使用的中文《高等植物學》。該書于1923年由商務印務館出版，全書462頁，插圖306幅，書末附有英漢名詞對照表。書中的內容比較新穎，還改正了以前從國外植物學版本中轉譯過來的欠妥名稱和名詞。當時，中國還沒有中文本的《植物學》教科書，該書即成為國內各大學的主要教材，在教育界的影響很大。
1923年秋，胡先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學深造。由于學習成績優秀，僅用1年即獲得碩士學位。他還在哈佛大學阿諾德森林植物園（Arnoldarboretum）內，用2年多的時間（1923—1925）把該園自1899年起從中國西部和中部采集並運走的植物標本，以及國外各期刊雜志中登載有關中國植物的科屬記錄一一檢查、收集，整理編寫成一部《中國種子植物屬志》（英文打字稿上下兩冊），作為博士學位論文，于1925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繼續任東南大學植物學教授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當時，因國內急需資料鑒定標本，該書稿被相互輾轉傳抄達十次之多，為中國植物學者開始學習研究植物分類提供了必要的文獻。
1926年，當胡先正忙于準備7月去廣州參加中國科學社召開的年會和10月應約去日本東京參加泛太平洋科學會議工作時，他的妻子王蓉芬突然于4月不幸逝世。這對胡先的精神刺激很大，曾數次休克。但為了不影響科學事業，身負重任的胡先仍克服了重重困難，依然如期赴會。
科學預見胡先（右二）與胡適（中）的合影在太平洋學術會議上，胡先听到日本學者首次發現舉世稀有的川苔草科植物（Podostemonaceae）的報告時，當時就預見中國肯定也有川苔草科植物的分布。1930年參加在爪哇召開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學會議後，他在《嶺南科學雜志》第9卷第3期（1930年）上，再一次表明並推測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如廣東、福建、浙江等多山省縣以及長江上游肯定會有川苔草科植物。果不出胡先所料，1944年2月，廈門大學生物系趙修謙終于在福建省長汀縣東北隅龍門的岩石上采到該科植物1種。1年之後，又在汀江流域、晉江和閩江流域發現2種。經鑒定，這3種均為中國特有，即︰川藻（TerniopsissessilisChao）、中國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chinensisChao﹞、福建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fukienensisChao﹞胡先的預見被事實證實，正說明他的治學精密，對科學問題的分析、研究非常深入。
創辦機構胡先1928年，胡先與秉志等人在尚志學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于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長兼動物部主任，胡先任植物部主任，並受聘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講授植物學。在教學過程中，他善于注意發現和培養人才。
平時，胡先對青年蔡希陶和助教俞德浚不止一次談到︰「自17世紀以來，中國的植物不斷被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俄國的傳教士、探險家、專業采集隊、商販和園藝家大搖大擺地采走，上萬號的植物標本，成千種的花卉、果木種苗，都被他們帶回各自的標本館、博物館等研究機構和大學標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園內加以馴化。僅英國E．H．威爾遜（Wilson）一個人，本世紀初在中國湖北、四川、貴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號植物標本，約有5000種，並把1500種植物果木運回到美國和英國。在他的《一個帶著標本箱、照相機和火槍在中國西部旅行的自然學家》一書中，承認中國的植物最豐富。中國的花卉是世界上最富麗的，特別贊賞中國杜鵑花的品種之多。在160多個品種中，他就采集80多個品種，其中60多個品種被他送往美國、英國去了。這怎不叫痛心！所以決心要創辦靜生生物調查所，以抵制他們，盡快發展中國的植物學。世界上只有中國的植物最豐富，中國的植物又以雲南省最豐富。此人沒有到過雲南，還不知道中國雲南的情況呢，應當到雲南省去。」由于胡先的鼓勵與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雲南把植物學的科研事業擔當起來的基礎。胡先稱贊他們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0年，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在英國劍橋召開。會上，胡先、陳煥鏞、史德尉被選為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委員會的委員。為了加速中國植物學科研工作，並進一步了解國外到底掌握中國多少資料。1930—1931年，在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部經費不多的情況下，胡先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萬號植物標本的英國邱園（皇家植物園）去。後來，秦仁昌從該園精選出18300余號中國植物的模式標本，並將其拍成照片帶回，以應國內研究者的需要。這是胡先、秦仁昌對中國植物分類學研究與發展所作出的一項極為卓越的貢獻。
1932年，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改由胡先擔任，秉志仍為動物部主任。所址遷至西城文津街3號的新建樓房，內設有動物標本室、植物標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標本室主任）、陳列室、圖書室和動植物實驗室，並定期出版《中國植物圖譜》（胡先、陳煥鏞）、《中國蕨類植物圖譜》（胡先、秦仁昌）、《河北習見樹木圖說》（周漢藩）和《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這時，科學研究人員已由10余人發展到50余人。胡先歷年均派員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雲南和海南等省去調查和采集標本，並進行分析研究。此時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在國內外已成為較有聲譽的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之一。
為了擴展中國的科研機構，1938年，胡先派俞德浚會同蔡希陶在雲南昆明創建了「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由靜生生物調查所與雲南省政府教育廳合辦。胡先兼任所長，並辦有較大規模的植物園，即現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為了創建中國自己的植物園和發展中國的經濟植物，1932年，在胡先的倡議和親自指導下，並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贊同和支持，靜生生物調查所經與江西省立農學院協議合辦廬山森林植物園。1934年，園址最後決定建在含鄱口北麓。植物園原佔地面積近萬畝，為亞熱帶山地最理想的園地，也是中國最大的植物園。不僅有天然林、人工經濟林，也有風景林和生態區，既可用作開展林木的利用和研究，又是研究植物學的一個良好基地。胡先委聘秦仁昌為第一任廬山森林植物園主任，並及時派陳封懷赴英國進修2年，回國擔任園藝技師。經秦仁昌和陳封懷的辛苦經營，數年後，廬山森林植物園便形成為中國研究園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時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植物園科技人員。
建立學會為了發展祖國現代植物科學事業和使各地廣大植物科研人員和教學人員互通聲氣，促進學術交流，並在社會上普及植物學知識。經胡先和李繼侗、張景鉞、錢崇澍、陳煥鏞、陳嶸等19名植物學家發起及籌備，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慶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召開了「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大會。會上選舉錢崇澍為第一任會長、陳煥鏞為副會長，胡先被選為《中國植物學雜志》（季刊）總編輯。1934年3月，胡先為該雜志創刊號寫了「發刊辭」，並首次向國內外較全面介紹了「中國近年植物學進步之概況」。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屆中國植物學會年會在廬山蓮花谷召開。會上改選胡先為第二任會長。在年會上，胡先提議用自己的力量著手編纂《中國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受聘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屆評議員。
胡先除精研現代植物分類與分布外，對古植物學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詣。1938年，他同美國古植物學家R．W．錢耐（Chaney）在山東共同研究中國山旺新生代第三紀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時，證明距今1200萬年前山東的植物同現代長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們兩人在《中國古生物志》中聯名發表「中國山東中新世植物群」的長文和較多的精確圖版，這不僅為中國古植物學的研究打下了基礎，而且也開拓了中國古植物學研究的新領域。
不畏強暴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年底，北平便成立了臨時政府。這時，有人邀胡先出任偽職，遭他拒絕，仍堅持與靜生生物調查所同仁繼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但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大樓被日軍看中，恐難以保存。胡先于1938年急派蔡希陶等人，趕赴雲南找到俞德浚共同組織後方基地，獲雲南省政府教育廳的資助，在昆明黑龍潭創建了「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戰爭時期，該所成為靜生生物調查所部分員工的聚集點，甚至廬山植物園的大部分員工後來也疏散到雲南。由于胡先的遠見卓識，保留住了一支造詣很深的科研隊伍及一大批珍貴的圖書、標本和科研資料。抗日戰爭初期，胡先雖與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小部分職工滯居北平，堅持科研工作。但他對北平的漢奸賣國求榮，仰人鼻息深感痛恨，說他們是「衣冠徒濟楚，手足賴絲牽」的傀儡。因此，杜門謝客，從不與外人往來。1939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在重慶召開，由于他在會上發表的抗日演說引起北平日偽注意，日軍派憲兵至他家中盤問。後來，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大樓被日軍借機改為後方醫院。所內儀器、圖書、標本、家具等物，大部分被日軍竊去。他的再婚夫人張景珩急告胡先暫留雲南工作，免遭日軍迫害。1940年，原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在江西省興辦「中正大學」。熊式輝希望由本省的才高資深的學者擔任校長。經吳有訓與程孝剛等再三勸薦，胡先于同年10月赴江西泰和就任該校首任校長職務。全校設有11個學系和行政管理、師範、稅務三個專修科。由于1942年1月西南聯合大學學生掀起倒孔（祥熙）學潮，事件波及到中正大學，多次引起國民政府當局對中正大學的不滿，要求嚴懲肇事學生。胡先始終堅持以教育為主，雙方反省，而不作處理。因此遭到教育部、江西省新主席曹浩森和陳立夫的指責。他3次提出辭職，終于在1944年4月18日，在全校師生舉行了熱烈的歡送會後，憤然離去。1946年，中正大學農學院生物系特聘胡先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赴廬山參加江西暑期學術講習會。蔣介石聞听胡先已上廬山並來講學，親筆手諭接見，共商高等教育之事。由于胡先不想再空談高等教育之事，便于次日提前下山，由九江返回南昌。接見時間到了，仍不見胡先到來，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尋找也未得見。自此以後，胡先「倔強」的名聲便傳播開來。同年10月，胡先帶領部分靜生生物調查所的職員遷回北平。幾經交涉，才收回被日軍竊去的部分儀器、圖書、標本和家具等物，經過重新整頓後，胡先繼續主持和開展所內的科研工作。
突出成績
突出發現在胡先剛繼續主持所內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鄭萬鈞從中央大學寄來薛紀如從四川萬縣磨刀溪采到尚不知其為「水杉」的枝葉和球花、幼球果的標本，請予以復查鑒定。胡先根據標本反復研究，並核查文獻，確定該標本與日本大阪大學古植物學家S．三木茂（Miki）博士于1941年根據日本的2種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學雜志11卷第261頁所發表的水杉屬（Metasequoia）的形態相同，應同為一屬植物。經由胡先和鄭萬鈞共同深入研究後，最後命名為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etCheng）。由于水杉在分類系統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間，為兩科聯系之橋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HuetCheng）以區別。首次正式把在四川萬縣所采集的標本命名為「水杉」。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發現與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學家的震驚，特別是引起古植物學家的重視。這是胡先融會古今植物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美國的古植物學家錢耐還專程來中國對水杉進行實地考察。此後，各國出版的高等植物學和古植物學專著，也都相繼有了這一記敘。為了向全世界介紹中國這一珍奇樹種的重大發現，1946年，他在《地質調查所匯報》中發表《記古新世期之一種水杉》論文，將水杉的化石種與最新發現之水杉進行了比較。1947年，在美國的《觀察》雜志發表《美國西部世界爺與中國四川萬縣之水杉》（Se－quoidofwesternAmericaandmetasequoiaof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國紐約植物園》園刊中發表《中國是怎樣發現‘活化石’水杉的》（How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discoveredinchina）。同年，與鄭萬鈞聯合發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種》。
自胡先的論文發表後，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各國植物園紛紛來函索要水杉種子，或派人來中國考察。直至中國解放，已有50余國家、近200處植物園先後從中國引去這個古老的孑遺植物，經各國試種均獲成功。由于水杉的適應性很強，它的蹤跡現已遍及世界各地。為了紀念這一重大發現，1961年胡先寫成一首500余字的科學詩——《水杉歌》。他曾將《水杉歌》詩稿寄請陳毅副總理校正。陳毅讀後很有感慨，並在稿後寫下讀後記︰「胡老此詩，介紹中國科學上的新發現，證明中國科學一定能夠自主且有首創精神，並不需要俯仰隨人。詩末結以東風佇看壓西風，正足以大張吾軍。此詩富典實，美歌詠，乃其余事，值得諷誦。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為此，陳毅特邀胡先赴中南海面敘。後將此詩稿轉交《人民日報》。《人民日報》于1962年2月17日將《水杉歌》和陳毅副總理的「讀後記」全文發表。
創立分類系統1948年，胡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領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自1928年創辦以來，歷經20年，已成為一個享有聲譽的頗具規模的科研機構。收藏的標本就有20余萬號，發表了論文280余篇和《中國森林樹木圖志》、《中國植物圖譜》、《中國蕨類圖譜》等專著，還培養了一大批造詣很深的植物學家。為進一步開展中國植物資源的調查研究和合理開發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1950年，由于機構、人員的調整，靜生生物所與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並，成立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1953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胡先受聘任研究員。他除繼續在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兼授植物分類學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類學的研究上，並努力使科研與教學相結合。
1950年，胡先根據多年的研究，提出並發表了《被子植物分類的一個多元系統》的專論。他對被子植物的親緣關系作了重要革新，不僅在目與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變更，而且對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還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親緣關系系統圖」。其主要論點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個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這是中國植物分類學家首次創立的一個較新的被子植物分類系統，也是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完成的第一篇學術專著。這部專著彌補了中國植物學史上的一項空白，但他仍自認並非圓滿無缺，希望在古植物學和植物形態學研究有新的發現時，再繼續加以修改。這也是他一貫一絲不苟、謙虛治學的科學態度。
胡先在大學任教時，總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決定依自創的多元分類系統，多運用中國自己的資料，編纂一部《種子植物分類學》，代替過去使用的英國植物學家J．哈欽遜（Hutchinson）的分類系統。該書稿在361科中，對中國所產的各科敘述極為詳細。在科的描述中，還補充了中國產的重要屬。對有經濟價值的種類，也擇其重要的加以敘述。書稿末並載有中國產種子植物檢索表，因此內容更臻完善。為了適應建國初期大學的急需，未能來得及繪制插圖，故以《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為書名，于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積極參加了反對美國發動細菌戰的研究工作。經他鑒定，美國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樹枝葉等植物均系分布于南朝鮮，而不是分布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植物。由于在這項工作中成績卓著，曾榮獲第二屆中國衛生會議模範獎狀和獎章。
1953年胡先應邀編寫了一部《經濟植物學》。該書除花卉、森林和藥用植物外，凡中國所有或在中國能見到的其他引進的經濟植物，書中均作了詳細記載，對各種經濟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紹。該書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參考價值。
1952年暑期中國院系調整後，北京師範大學另遷新址。胡先因忙于科研任務，是年秋季便告別了數十年的教育與教學生活。
人格魅力四川大學方文培和西南師範學院戴蕃聯名函請胡先能為師範學院、農林院校編寫一部簡易的《植物分類學》。胡先同意編寫一部《植物分類學簡編》作為學生攻讀植物分類學的入門教材，也適作中學教師和農林干部的參考書。該書第一版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雖名為《簡編》，但內容極為翔實，涉及的理論問題也較多，並附有精確插圖164幅，是一部較理想的植物分類學教科書。
萬沒想到，《植物分類學簡編》出版後不久，卻引起對胡先的一場批判。原因是，該書在第12章植物分類學的原理有關「種的新概念」一節中，評論了當時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T．Д．李森科（Лысенко）發表的《關于生物學種的新見解》。胡先認為︰李森科的錯誤見解所以能風行一時，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並認為蘇聯不應接連報道黑麥「產生」雀麥，橡膠草「產生」無膠蒲公英，作物「產生」雜草，白樺「產生」赤楊，鵝耳櫪「產生」榛，松「產生」樅，甚至向日葵也能「產生」寄生植物列當等錯誤內容。胡先是針對李森科一些不符合現代科學的所謂「新見解」而加以評論的，很難看出有什麼欠妥之處。後來經過國內外的詳細調查研究，都證實了李森科的這種「新見解」的虛偽性。但當時他卻遭到嚴厲的批判。在批判會上，一些人批判《簡編》具有嚴重的政治性錯誤，說他鼓吹唯心主義思想，是一個堅持摩爾根反動遺傳學的科學家，並進而上綱為「詆毀蘇聯**和政府，反對**領導科學」等，甚至竟說他解放後長期穿長衫就是反動思想的表現；有人甚至責難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犯了錯誤。《植物分類學簡編》發行1年，也因此而被禁止出售。但胡先對這一過「左」的論調置之不理，始終未承認自己的學術觀點有任何錯誤。
1956年4月，同志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方針，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聯合在青島召開了遺傳學座談會。不同學派在會上各抒己見，對幾十年來世界上兩個學派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進行了縝密的討論。從此，中國遺傳學界一家獨鳴的沉悶空氣被沖散了。此前，胡先曾上書黨中央，建議在高等學校恢復講授摩爾根學說的理論。在同志召集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胡先應邀列席听取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初次報告。會上，**說︰談家楨、胡先關于在大學恢復講授摩爾根學說的建議，有利于學術上貫徹「雙百」方針。隨後，青島遺傳學會議便決定在大學正式恢復開設摩爾根學說的遺傳學課程和開展對這一理論的研究。不久，胡先應上海復旦大學聘請在生物系舉辦講座。《植物分類學簡編》經一年修訂補充後，也于1958年改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再版問世。
學術發表胡先一貫對合理開發利用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進行積極宣傳。為了配合中國的經濟建設，胡先決定編著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植物手冊》，內容從蕨科開始到種子植物各科，分屬敘述中國原產的全部經濟植物的種、以及從國外引種的常見經濟植物。該書分成上下兩冊，每冊又分為2個分冊刊印。當下冊第一分冊出版後（1957年），由于《中國植物志》的編寫任務開始，第二分冊的編寫因此而中斷。
自1934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國植物學會的第一屆年會上，胡先首次提議用自己的力量著手編纂《中國植物志》，事隔20余年，他的宏願終于實現了。所以心情格外興奮，熱情很高，很快就投入資料的整理工作。並于1959年開始《樺木科》和《山茶科》的編寫工作。在這期間的前後，胡先發表多篇樺木科、山茶科、山毛櫸科的新屬和其他與植物分類學有關的論文。
1963年，中國植物學會在北京召開成立30周年年會。會後不久，胡先因勞累而心髒病復發，經住院治療將近兩個月才轉危為安，但從此得了嚴重的失眠癥。雖然如此，他仍夜以繼日忙于《樺木科》和《山茶科》的編寫工作。
1965年春末，《樺木科》的編寫工作基本完成。在興奮之余，每日清晨便用打字機編打一篇「Themajorgroupsoflivingbe－ings︰Anewclassification」（《生物的大群新分類》）論文。他認為，根據現代的研究工作進展和理論上的探討，應將生物劃分為兩個超邦︰一、Protobionta（原始生物超邦）︰包括立克次氏體、病毒、噬菌體等；二、Cytobionta（細胞生物超邦）︰包括細菌邦、真菌邦、植物邦（藻類亞邦、苔蘚亞邦和維管束植物亞邦）和動物邦。他將著作直接寄給國外有影響的「Taxon」雜志。年底，該雜志刊登了這篇論著。
人生目標1966年初，《樺木科》月兌稿，並上交《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宏願實現，心情舒暢。而《山茶科》的編寫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中斷。1968年7月16日，胡先在北京逝世。
胡先自青年時代就懷著科學救國的宏願，數十年來為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高瞻遠矚、苦心孤詣，在舊中國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八方奔走呼號，不辭辛苦，千方百計不斷在北京、江西廬山、雲南開拓植物學的新領域，發掘祖國各地的植物寶庫，不僅積累了大量珍貴的標本和資料，而且還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他在長期的教學工作中，除親自傳授植物分類學、經濟植物學等教學任務外，還為青年編寫具有較高水平的教科書、植物學教學法和學習指導等著述。他在授課過程中，雖然稍帶口吃，但聲音洪亮，精力充沛，內容也極為充實，特別強調實驗課和深入實際的重要性。凡被他發現的人才，總是積極設法推薦到較高學府或科研單位進修深造。目前，分散在國內外的植物學教授和專家，其中不少均出其門下，並擔負著重要的職務。他的學生雖大都已進入古稀之年，但至今仍懷念老師嘔心瀝血培養自己成材的功績，一致公認他是一位認真負責、誨人不倦、胸懷寬闊、堅持科學真理、和藹可敬的老師。
胡先的一生中，不僅有20多種專著，而且由個人發表有關植物學的論文多達140多篇。在植物分類學方面共發現1個新科、6個新屬和百數十個新種。
胡先被中外學者公認為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絕非過譽。此外，他在歷史、地理、語言、文學方面同樣也有很深的造詣。特別是在詩詞方面的著述頗多。早在青年時代，每遇一事或旅游一處，即以詩詞表述，並與詩壇友人往來頻繁。晚清著名詩人陳三立（字伯嚴）對胡先的詩極為欣賞，評價是「意、理、氣、格俱勝」。認為他的記游之作，「牢籠萬象，奧邃蒼堅」。
胡先晚年，除堅持科研外，于1960年將生平所作詩稿全部整理後，共得詩296首。經逐年編次，分為上、下兩卷，印成《懺庵詩稿》線裝集。通過《詩稿》即可知曉作者本人一生所經歷的事情和重大科學發現的梗概。
**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和人民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胡先的一生。1979年5月15日，中國科學院和植物研究所的黨政領導代表、各地的生物學家、古植物學家、農學家、語言學家、書法家、文藝家和大、中學教師等各界代表，數百余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向在我國生物科學事業中作出重大貢獻的胡先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
1984年7月10日，中國科學院、江西省科委和廬山植物園在廬山植物園的松柏區水杉林內，建造了胡先先生的墓地。墓前聳立著由廬山植物園樹立的紀念碑文，上面記載著胡先的生平事跡，使人們永遠緬懷一生為中國植物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杰出貢獻的近代植物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