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秉貴走馬上任區教委主任一個多月了。一個多月來，他向主管意識形態的區委副書記報到，听取他的指示，向分管文教衛生的副區長報告，听他關于教委工作的意見。然後是跑中學、小學、幼兒園調查研究，同教師座談，看校舍，看教師住房，看學生食堂。越看心情越沉重，越看越沒信心，就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下水，水慢慢從胸部往上，喘氣越來越粗，心里越來越慌。三根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且根根都在慢慢拉緊。母親的病情不見好轉，還有加重之勢，每個月的醫藥費就要一千多。老婆不能上班，伺候老人家，早停發了工資。他算過賬，讓老婆上班，一個月不過七八百元工資，還要請個人侍候老人，也得花去六百多，老人還沒有親情感，干脆就讓老婆就不上班了。這幾天老人還不願吃藥，說是讓她早點去見老頭子算了，這個病治不好，花這麼多冤枉錢，拖累了兒子，還害得孫子孫女在外打工見不著面，這也是老人一塊心病。茅秉貴有個打算，想把女兒安排到中學，當個圖書管理員或什麼的。一個女孩在外打工，總是讓父母提心吊膽的。可自己剛上班就安排子女，那還能在教委站得穩腳跟嗎？他不感造次。老人辛苦一輩子，無論如何，茅秉貴要盡孝，就是砸鍋賣鐵，也要盡力延長她的生命。老母親的病始終是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自己為了進城，給柳王明送了七萬元。都是朋友湊的，怎麼還？他有些後悔當初不該听朱春平的「餿」主意。也許柳王明就是那麼慷慨，不送錢也幫忙呢？當然也許像朱春平預料的那樣，「做夢去吧」。因為那天把一大包錢送給柳王明的老婆黎穎時，他自己心跳得厲害，可黎穎就像從他手里接過一杯開水那麼自然。證明這樣的事對她來說司空見慣了。如果沒有這七萬元，柳王明有那麼充滿人情味得批示嗎？他寫報告要求進城不是第一次了，沒有一百次，也不少于五十次。從區委組織部到每一個常委，從區長到區委書記，每次申請報告，都是寫到領導的紙簍子里去了。進城是對的，可以天天見到老母親，下班可以幫她端茶倒水，盡一點孝心。可這七萬塊到哪里去找回來？拿什麼還給朋友？還有柳王明交待他離開官山前要辦的那件事，他從良心上感到不安。越想越覺得對不住官山的老百姓。听說已經有些群眾準備到省政府上訪，他們知道這件事同柳王明有關，不找市政府。茅秉貴擔心這件事鬧大了不好收拾。他在官山工作那麼多年，從來都是維護農民的利益，沒有干過侵害農民利益的事。臨走之前惹得天怨人怒，心里一直不安。那一千多畝土地，大多數落在官山鎮的汪家壩村，是陵溪縣委書記汪東晟的家鄉。涉及三百多畝耕地，六百多畝山地。這意味汪家壩村人均耕地要減少半分多，減少山地一畝多。這里的老百姓地處郊區，主要收入來源是土地。開始老百姓听說是外商要來投資，很高興，以為是在這里辦工廠，可以為他們安排一些就業。後來听鎮里開會才弄明白是建墓地，且地價太低。市郊平均地價一萬六千多，近郊更是兩萬多，雖說是公益事業，也犯不著由汪家壩的老百姓來為城里幾十萬人作貢獻。特別是三百多畝耕地，減少了人均耕地的一半。直接影響到農民的生活。還有，在汪家壩的正東方向建一座規模如此大的墓地，無疑會影響汪家壩的風水。汪家壩自解放以來，六百多人口的村子，吃「商品糧」的不超過十個人，最大的官還數汪東晟，如今把這里建成了墓地，天天鬼哭狼嚎，爆竹紙錢，哀樂遍野，那還了得!這是老百姓無法接受的。
為了完成柳王明交待的任務，茅秉貴費盡了心機。他先召開了黨委會，反復做「一班人」的工作，統一大家的思想，要一個聲音，一個腔調。他當然沒有說明這次征地對他個人前途的影響，主要是正面說明興建這樣一個墓地的意義。他強調這個項目是市政府的「民心工程」，是涉及市區幾十萬人口的公益事業，不能簡單看成是一般的招商引資項目，對汪家壩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有戰略意義。工程上馬後，需要大量的民工參加墓地建設，今後村里可以圍繞墓地發展葬喪產業。比如制作花圈，經營祭祀用品，把吹鼓手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專業樂隊，建立若干個掘墓下葬勞務隊等等。可以安排一些勞動力就業，解決勞動力出路，既為城市發展作了貢獻，又為汪家壩農民增加收入找到了一條新路子，是一個統籌城鄉發展的好項目。為了抓好落實，黨委決定成立一個領導小組，茅秉貴親自任組長。鎮里各有關方面頭頭腦腦參加的領導小組，諸如土管、派出所、民政所、武裝部、林管站、婦聯、團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