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芳的打算注定要落空，但他的失敗卻更讓吳佩孚的處境雪上加霜。
八月下旬，孫傳芳援贛先頭部隊在九江登陸，向贛西推進。軍為制敵機先，決定乘孫傳芳的援軍未集中完畢前，主動地采取攻勢。九月初，就在孫傳芳給北伐軍下達最後通牒之時，軍在李濟琛指揮下進攻贛州，由于賴世璜起義，近水樓台，軍輕松佔領贛州，五省聯軍各部狼狽逃竄，同時右翼軍在朱培德指揮下也發動攻勢，幾日間連克數城。
九月十日，國民軍第六軍程潛部攻克高安後，即向南昌推進，不過由于輕敵冒險，其他各軍事前未有協同，第六軍並未攻下南昌。但江西南昌的會戰關系北伐全局，所以蔣介石由湘、鄂前線折回長沙，轉道入贛，親自督師。此時，由于孫傳芳援贛大軍雲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擾襲軍側背的企圖，軍乃抽調第七軍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陽新準備進攻九江。
孫傳芳已由蘇、浙、皖三省大集援軍，編成五個方面軍和一個總預備隊，以求擊敗北伐軍，他這位聯帥則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輪上坐鎮指揮。但軍攻勢勢不可擋，賴世璜部、李宗仁部率先進攻，各軍協同前進，一路攻城拔寨，所到之處，五省聯軍幾乎潰不成軍，眼看南昌就要陷入北伐軍的包圍之中。
孫傳芳這時才知不妙，早無一月前的躊躇滿志，只想擺月兌困局自保，但吳佩孚已指望不上，他也無顏向其提出請求，最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張作霖的奉軍上。
事實上，長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張作霖兵多、械精、餉足，只有奉軍才堪與軍一戰。孫傳芳的求援電報發到奉天，讓張作霖倍感焦慮。他已經意識到，對于北洋來說，這真正是到了生死關頭，但想要解除危局，並沒有孫傳芳所說「發兵南下」那麼簡單，他所面臨的同樣是千頭萬緒。
北京現受奉系力量控制，但此前的北京政府是吳佩孚所擁立，現在吳佩孚已成強弩之末，自顧尚來不及，當然無余力照顧北京，張作霖自然要重組北洋政府。但究竟抬段祺瑞，還是抬王士珍，抑或是張作霖自取，其中各有顧慮。
而吳佩孚這邊，過去抵擋北伐軍他是首當其沖，吳佩孚戰敗後由孫傳芳獨擋一面，現在孫傳芳的五省地盤已然不穩，丟失在即，軍再前進就到了北方。為了保全北方，援助直系已刻不容緩，只是先前奉軍也一直高唱援助，卻俱是紙上談兵，一直沒有行動。現在若再沒有行動，就會火燒眉睫，可吳佩孚死不認敗，還在吹呼他能擋住北伐軍。
另外，馮玉祥已回國，西北軍雖戰敗，卻還要防範其再起。這是奉軍的心月復之患，馮玉祥現正在包頭一帶活動，其變動對北方大局有關鍵性影響，張作霖要想高枕無憂，也必需妥為部署。
除去這些顧慮，張作霖還必須將另外一個變量考慮進去，那就是還盤踞甘陝的新生勢力解放軍。張作霖太了解馮玉祥，知道他絕沒有偏居綏遠的意思，但無論其是與解放軍媾和，越境攻打吳佩孚，還是兩方交戰爭奪甘陝，其引發的一連串變化都可能使北方局勢大變。雖然兩敗俱傷不是不可能，但張作霖當然不會如此想當然。
為將局勢控制在自己手中，張作霖一面派人與閻錫山的晉軍修好關系，一面向吳佩孚發電，語氣堅決地要求其借路以便奉軍南下，表示孫傳芳乞援于奉軍，所以奉軍要肩起收復武漢的責任。
吳佩孚雖早料定孫傳芳不會如意，但做夢也想不到局勢變化如此之快，而告急文書不自南來，卻從北飛到，保定方面奉軍逼迫吳軍讓防，齊燮元一再急電請示迎拒奉軍的辦法。奉軍表示直軍地盤已變成張作霖南下的障礙物，大難臨頭各自奔，他可以預料，當武昌城破之日，即奉軍接防保定、大名之時。吳佩孚月復背受敵，內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吳佩孚難堪的是，奉系和孫傳芳的密使往來不絕于途，盛傳張作霖將和孫傳芳加強合作，奔走其間的，就是五年前他派湘軍援鄂，卻坐視其被兵變部隊驅逐，由直系鳩佔鵲巢的湖北督軍王佔元。而王佔元則是孫傳芳的老上司，孫傳芳又坐視吳佩孚失敗，這在許多人看來，似乎就是一種循環。除此以外，靳雲鵬也熱衷奔走，希望調和張作霖、孫傳芳，出山組閣。
北洋奉系聯軍援豫或援鄂的問題，也使吳佩孚頗感困擾。
奉系其實包括張作霖的嫡系奉軍、支系張宗昌的魯軍還有褚玉璞的直隸軍隊，直隸軍隊屬于魯系，自然也歸于奉系。吳佩孚知道得很清楚，他與張作霖之間的帳很難算，張作霖對他不會真心幫忙。張宗昌和他還有很好的關系，張宗昌的幫忙比張作霖要有真意。
然而張宗昌的魯軍和他之間也存在一個癥結，就是保定、大名問題。保定、大名是吳佩孚的後方，也是唯一的軍餉來源地，可是這兩地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轄區，褚玉璞天天嚷著要接收保定、大名，害得齊燮元寢寐難安。
吳佩孚不想奉系力量南下，只希望其接濟餉彈，但在張作霖、張宗昌、褚玉璞來說，無論吳佩孚願不願意，控制北京、統一直隸，出兵援救直系都是既定的計劃，終究不能等北伐軍掃清南方，局勢無法挽回才再出兵。
孫傳芳求援電報發至奉天前，張作霖本無積極援助直系之意，張宗昌倒是希望拯吳佩孚于危難，可是魯軍及直隸軍方剛下動員令，吳佩孚派去擋駕的特使就已馳至。九月三十日，吳佩孚先後派符定一、張國溶、劉紹曾到濟南轉達意思，一來表示感謝，二來請張宗昌緩期出兵。
吳佩孚滿以為直隸軍隊接收保定、大名之事已趨緩和，卻沒想到剛過兩天，褚玉璞又由天津專車赴豐台轉京漢線赴保定，一方面準備援鄂軍事，一方面辦理和平接收保定、大名事宜。褚玉璞表示對直軍一切補給援助均屬可能，但保定、大名既屬直隸省範圍，事權必須統一，何況由直隸出兵援鄂，兩地乃是必經，更不可不先行接收。
吳佩孚的副帥齊燮元通電保定、大名兩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長，命令將應征款項督征催解，並下令勿離職守，可是褚玉璞到達保定後，其部謝玉田師就隨之開入了保定，事實上褚軍已正式接防。
北京城內也有變化。
北京政府本為吳佩孚所擁立，代理內閣總理杜錫珪既無權又無力，吳佩孚在鄂戰敗，奉系聲勢增強，而張作霖寧要北京衛戍總司令，不要內閣，所以靳雲鵬雖奔走于張作霖和孫傳芳之間，奉軍意態卻非常冷淡。十月一日杜錫珪辭職專任海長，財政總長顧維鈞調外交總長代理閣揆，潘復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內務總長，其實這時候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視了。同日，奉軍第十軍軍長于珍就任北京衛戍總司令。
奉軍入京後，其注意力便集中向河南。吳佩孚在河南不進、不退、不戰、不和，其部下靳雲鶚反吳佩孚于前，而豫西田維勤、河南督軍寇英杰又不合作，原由奉系轉投直系的魏益三雖擁護吳佩孚，卻又與田維勤部同駐，寇英杰也感勢益孤單，所以河南糾紛迭起，奉軍入豫看上去已是迫不容緩。
屋漏偏遭連夜雨，張作霖的電報一封接一封發到鄭州，就在吳佩孚壓力倍增之時，卻又有消息傳出，馮玉祥和閻錫山兩人似乎有所勾結，晉軍的態度突然之間也曖昧起來。
北方群雄中，閻錫山處境較為自由，他雖然局面小，卻可以閉關自守，待時而動，事實上他這時期成為各方所爭取和拉攏的對象。張作霖拉他，吳佩孚拉他，南方的軍暗中和他連絡，尤其是西北軍的馮玉祥也來籠絡他。閻錫山從辛亥後就穩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他不是沒有野心，不過很能含蓄守份待時，此時雖有多方拉攏，但他其實還未下定決心。
閻錫山和馮玉祥之間本有惡感，因為馮玉祥得意期間，曾進攻山西，可是馮玉祥雖已頗為困頓，五原誓師後卻參加了軍，閻錫山如果要和潮流結合，就不能不敷衍馮玉祥。
馮玉祥希望他出兵或調兵牽制陝北的解放軍，他也未說答應，又希望他同樣加軍，他也未曾拒絕，不過暗中和張作霖仍時相往來，聯絡甚勤。
閻錫山是一個微妙的人物，在黨中他是參加開國的人物之一，民國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寶座，而且和這把寶座如膠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開。北方此前是北洋軍閥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軍閥，亦步亦趨。不管是黨人，或是北洋軍閥，閻老西堅守一個原則，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
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們虛與委蛇，可是都不賣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對他都毫不發生影響。解放軍崛起甘陝，又與晉軍沒有仇隙，馮玉祥想讓他與解放軍結怨，除非開出他不可能拒絕的條件，不然根本不可能說動他。
國民軍北伐後，閻錫山成為僅次于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之下的第四把交椅，可是他並不跟北方軍閥走，早作兩手準備，始終和南方軍保持著聯系。自北伐軍接連勝利後，北方問題奉晉能否合作關鍵極為重要，奉晉之間雖有信使長川往來，但閻錫山對奉系始終存有畏懼，張作霖對晉軍自然也有所懷疑。
吳佩孚此前並非就相信閻錫山可靠，但他知道閻錫山不是一個輕舉妄動的人，如果沒有周全的部署，他是不會輕于孤注一擲的，所以一直並未將晉軍可能的威脅放在心上。但此時不同，不知是誰放出的風聲，閻錫山要轉投軍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吳佩孚內憂外困，實際已沒有以往的自信，還是很費周章發了封聲情並茂的電文到太原，表面聯絡感情討論時局，其實卻是拐彎抹角探尋閻錫山的意思。
閻錫山也是滴水不漏的人，看到吳佩孚的電文已知這位玉帥失了分寸，不過這時北方局勢亂成一團，他也看不清方向，自是還談不上有什麼明確打算。閻錫山的回電也很懇切，說明了絕無妨害吳佩孚之心，但這種事哪是一封電報就能消除疑慮的，吳佩孚雖不免自我安慰，但內心深處卻涌現出從未有過的心力交瘁的疲憊，只感天下之大竟有滿世界之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