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午，正當喬裝改扮的吳安平，指使人緊急收購房產，準備設立秘庫，朝海輸入部分軍火及物資的時候，在位于龍華鎮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也正在為吳安平那封突如其來的信而暴怒煩惱。
此時，海這邊的清黨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布置。今日清晨，蔣介石與白崇禧再經一番密議，本想隨後即趕赴南京，親自指揮那邊的清黨行動，沒曾想臨行前一刻，竟恰逢西北專使到龍華鎮投。等蔣介石和白崇禧滿懷驚奇，各自讀完吳安平寫給自己的信，心中之驚駭激蕩，當真難以形容。兩人面面相覷，頓知清黨之事還需再做計較。
蔣介石、白崇禧都足稱一時之雄，對千里之外無瓜無葛的西北，竟試圖插手國民黨內部事務，自然感到憤怒乃至羞辱，但除非他們甘願苟安于江南，無意再進一步，否則哪怕對吳安平的言語再反感，也不得不倍加重視。
蔣介石發完脾氣，罵完「娘希匹」，突然喟然長嘆，將手中數頁長信遞給白崇禧，自嘲道︰「健生，細細讀來，這信中雖盡顯吳安平之自大狂悖，但不得不承認，有些還真說中我的心思，可怖啊，實在可怖！」
白崇禧將自己的信遞過，卻被蔣介石擺手阻止，道︰「不用看了，健生與他同樣素昧平生，想來兩信言辭必定一致，就有不同，也是因推敲你我性格差異而導致。據說，此人曾到過廣州，有意報考黃埔，只是不知出何變故，竟臨時棄考回轉了甘肅。如其當時加入黃埔，則總理遺志或能早日實現，想來，這竟是我黨前所未有之大憾，也是我這個校長之大憾呀。」
白崇禧默默看著長信，發現確如蔣介石所說，許多地方吳安平竟站在蔣介石的立場考慮問題，字里行間足稱體貼，但他並不確定，吳安平所描述的那些為難及不得已，是否真與蔣介石當時的情形切合。他瞟了一眼蔣介石，發現他正閉目不語，神情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其實，為這幾封信，吳安平當真花費不少心思，尤其是對蔣介石，他並沒有講許多大道理，而是試圖貼近蔣介石的內心，盡量促其產生接受自己提議的主動意願。
由去年三月二十日突發「中山艦事件」開始，到後來五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再到當前的第二年四月初，已迫在眉睫勢將發生的「四?一二事變」，這些事件串聯起來，就構成了近一年來蔣介石由「限共」轉向「反共」的完整脈絡。
之所以出現這種轉變，主要原因或許有兩個。首先，國共兩黨政治分野不可調和，反目成仇乃是政治現實使然；其次，國民黨右派與蔣介石的權力欲，也和時局劇烈變革之進程，產生一種復雜合力，從而使大革命的失敗成為了必然。
然而，這樣的分析不免過于強調個人權力欲和意識形態在此種轉變中發揮的作用，吳安平覺得，西北要想對蔣介石施加影響，促使自己所希望的局面出現，或許更應該從陷于政治漩渦中心的蔣介石在湍流激蕩下的思想、心理乃至情感變化出發。這樣或許更容易找到破局的捷徑。
而後世浩如煙海的研究文獻及近年來《蔣介石日記》的曝光，為吳安平的獨闢蹊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
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本意是阻止汪精衛和季山嘉的所謂「倒蔣」陰謀，但當天下午，在其意識到並無特別危險和陰謀後，他便采取積極措施，使國共合作重新恢復了常態。這件事本身而言，更多是由蔣介石極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引發，其實是一種表達內心不滿的沖動行為，既非針對蘇聯和共產國際，亦並非針對共產黨，同時，也未必有多少深謀遠慮。
正是因為這是基于個人猜忌而發動的嚴重事變，蔣介石才會感覺到極大的精神和思想壓力。據說，事變當天，何香凝徑直去質問蔣介石，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台哭了，甚至這時在給黃埔軍校的學生訓話時，也抑制不住地會當眾哭起來。
吳安平覺得，這種情況恰恰反映出蔣介石在事變時的心態極為復雜，既因長期心情壓抑而委屈和憤懣，又深恐自己的行動會造成不可預知的後果，更何況這一做法又與其內心願望和思想趨向相當矛盾。另一明證或許便是，他發動如此嚴重的事變，卻在佔領一個中山艦和逮捕一個李之龍後，就已滿足，並匆忙取消了戒嚴。
「中山艦事件」性質之嚴重，蔣介石一清二楚。其所以嚴重，是因為蘇聯人當時在廣州國民黨人當中的影響，包括在國民黨其他將領當中的影響力，都遠遠超過蔣介石個人。這自然讓蔣介石高度緊張，但他沒有想到，蘇聯人竟會首先采取退讓政策，而起初不以為然的各軍事長官，也都轉而附和起他來。
蔣介石原本對自己的行為並無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壓力極大，沒想到一切如此輕易地得以實現，這反而使其內心生出幾分傲慢與輕蔑。而這一事件，或許就是蔣介石後來，更傾向于以強力解決內部糾紛並實現政治目的開端。
「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雖意外發現蘇聯和中共虛弱不堪，但應該仍沒有與之決裂的念頭產生，一再聲明李之龍如果有罪，也不能牽涉到整個共產黨。當然，實質李之龍只是此一事件的無辜犧牲品。但此時，由于蔣介石的理由經不起推敲，雖取得成果，但因多少有些虧心，其內心實際變得更為多疑和敏感。
蘇聯人和中共雖未與其對抗，國民黨左派及汪精衛雖也諸多退讓，但自然會有許多不滿。其中有許多激烈言論，雖未指明是針對蔣介石，但蔣介石本就多疑，此時更難免主動會對號入座，擔心自己會被蘇聯及中共視為中國的凱末爾。而在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勢力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如果他被認定和土耳其的凱末爾一類，那麼可能的後果一望即知。
蔣介石自覺深受威脅，但事實，非根本調整國民黨的權力格局，就不足以遏制蘇聯及中共的影響，也就無法消除威脅。于是，本來把矛頭指向汪精衛和季山嘉的蔣介石，思想有了明顯改變，迅速轉移到了改變國民黨內部權力格局，即徹底解決國共糾紛的方向來。
發生這種轉移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與蘇聯顧問的問題相比，來自共產黨人的可能威脅實在要大得太多。若只限制蘇聯顧問，並抑制汪精衛，而不能解決共產黨人權力過大的問題，不僅國民黨仍然大權旁落，蔣介石個人的前途和命運也無從把握。
因此，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拋出的提案中，限制蘇聯顧問權力的要求已變成次要內容，而整個提議的主旨，已變成應如何限制共產黨人權力的說明。這即是所謂的「整理黨務案」，也是「限共」的開始。
但此時的蔣介石，仍沒有改變過去的革命態度和觀念，雖在整理黨務一事態度堅決，卻同樣深信不能排斥共產黨，否則必對革命產生不利影響。由此，蔣介石對鮑羅廷也說，孫中山的策略既然是聯合各階級，他自然不會違背教誨搞分裂。國共兩黨最終其實是達成了相當妥協，甚至由林伯渠與譚延、蔣介石等人聯名，提交了組建兩黨聯席會議的提案。
所謂的整理黨務案，雖是對共產黨的嚴重限制，但它遠沒有走向排斥和反對共產黨的地步。甚至，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基調仍然是相當革命的，在最後的訓令中，仍不能不肯定︰國民黨為代表各階級從事國民革命運動之政黨，故凡屬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問其階級的屬性為何，本黨皆應集中而包括之。
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真實目的是要確保自己的和國民黨的政治生命與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產黨分手。他是黃埔軍校校長，又親自帶兵打仗，所以同孫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樣，深知共產黨青年最能奮斗，不願因過度反應而造成軍隊內部分裂，逼走共產黨人，削弱部隊的戰斗力。
基于此種心態，蔣介石雖然對自己的看家本錢第一軍，不得不斷然處置，令共產黨員退出，卻又不願意看到兩黨關系根本破裂。因為這意味著，這些「最能奮斗」的青年，可能因此不能參加他的軍校，也永遠無法參加他的軍隊。他還是反復宣傳國共兩黨應在三民主義的基礎團結起來，希望共產黨員明白，中國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義，然後才是共產主義。
既不願意看到共產黨員統統退出軍隊，又深知整理黨務案通過後，兩黨關系已成不進則退之勢，再難將共產黨員重新收到麾下來，蔣介石不得不開始設想最徹底的解決辦法。這時候，他越來越開始懷疑，中國革命是否需要有兩個革命黨。實際，這才是蔣介石「一黨專制」思想的最初來源。
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吳安平對「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表示了理解，雖然他認為還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但並沒討論具體事件，而是在一定程度隱晦表示，個人權力追求和民族革命追求有時並不相悖，只要合于大勢，「當仁不讓」並非就一定應該遭到批判。如果能將國家帶向正途，中國出現一個凱末爾那樣的人物也未嘗不可。
他既然絞盡腦汁參照研究文獻及曝光的《蔣介石日記》來準備這封信，一些話自然就說入蔣介石心里，使蔣介石即便拿不定主意應對西北，卻也深覺吳安平這位對手，正是他難得的知音，若非彼此關系仍難定敵，只怕他真會說出類似「知我者，唯安平也」的話來。
蔣介石當然不知道，他每日的私密日記，或許剛動筆寫個開頭，吳安平其實早就已知道結尾，而他那些私信、公文、秘密指令及各種演說，也早已被後世的歷史學家，翻來覆去研究到了比他還清楚的地步。
當然，更讓蔣介石動容的是，吳安平對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專政主張，既表示理解其苦衷，又同時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攻擊。在蔣介石看來，西北實行的正是獨裁專政體制，于這件事，吳安平根本沒資格對他指手劃腳。但吳安平卻辯解說，西北施行的是過渡性體制，不久將來即會轉向民主，所以新民黨與西北臨時政府才並不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蔣介石並不相信吳安平的自說自話，但他不能不對吳安平所描述的情形感到心驚。
吳安平直言不諱地提醒他，無論他如何清黨如何反共，共產黨都不可能被他清除干淨。即便他已與張作霖達成默契，即便在武漢的汪精衛也隨後跟從，但西北卻正如將一如既往「容國」一樣，也將一如既往地「容共」，如果他無法消滅西北的五十萬解放軍，自然也就無法完全消滅受西北「庇護」的共產黨。
蔣介石認為這是一種肆無忌憚的挑釁，也是一種明目張膽的威脅，但吳安平對自身實力的超強自信和絕對信心，也正擊中他的軟肋，使他無法不顧忌，無法不重視。
蔣介石確實在與張作霖接觸，並已達成一些妥協，他曾無數次沖動到想直接聯合奉系進攻西北，哪怕付出最慘重的代價，也要先行消滅對國民政府構成嚴重挑戰的體系完備的西北臨時政府。但自張群由西峰趕回，便一再提醒他，西北之事已絕非軍事所能解決，吳安平擁有的力量，實際已遠超出革命軍和奉軍的聯合。
張群形容，解放軍是一支「列強式」的軍隊，而且裝備水平或許還要超過日軍。張群曾赴日留學，在國民政府內部還被歸為「親日派」，他沒有理由替吳安平吹噓，其所說之可信度自然頗高。不要說比日軍更精銳，就是解放軍只如日軍一樣水平，或比日軍稍次，這樣的五十萬軍隊，當前整個民國又哪里找得到力量抗衡？
蔣介石難以理解，吳安平既有這樣絕對優勢的軍力，為何不東出潼關橫掃六合，將四分五裂的民國重新歸于統一？他相信，能連破甘軍、陝軍，並收服西北軍的吳安平，絕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也不是優柔寡斷之輩，但他竟甘心盤踞西北，又意在劍指何方？莫非，他對張群所說竟是為真，西北當真矢志要為中國剪除蘇俄這一大敵？
無論如何，此時的蔣介石都已和發動「中山艦事件」時有很大不同，他更明白無謂沖動的後果會有多可怕，也更充分意識到，自己在國民政府內的政敵，已再難以對自己的權力構成實質威脅。此刻他挾北伐之勢，在國民黨內及國民政府內部已再無對手，外部連不可一世的東北王張作霖，也不得不低他一頭，生出妥協之意，也就只剩下西北，是他無力逼迫，而又必須面對的挑戰。
軍事無力應對，自然只有采用政治手段解決，實際在對付共產黨一事，他已準備派專人再赴西峰，說服吳安平接下來在西北也對共產黨開刀。由于吳安平有堅定的反蘇傾向，他並不認為這種想法不可實現。
但這件事，是準備等張作霖在北京動手，將從蘇聯使館搜出的文件公之于眾，待中共成眾矢之的之際才進行的，他絕沒有想到，吳安平這時的信中，竟已率先表明態度，並預料到了張作霖即將采取的行動。明知中共與蘇聯密不可分，明知中共是蘇聯對中國施加影響的工具，吳安平竟仍一意庇護這樣的「盧布黨」，而且態度之堅決，絕無任何轉圜的余地。
所謂「盧布黨」，當然只是對付中共的借口，國民黨也在接受蘇聯的援助，而且受援的金盧布，比共產黨還要更多十倍以，其實更合「盧布黨」之稱。但即便單從個人角度出發，吳安平竟絲毫不理會共產黨有攪亂西北的可能嗎？
但蔣介石感覺，自己沒有可能說服吳安平改變主意，因為這位空前絕後的西北王，在信中已明確說出,諸如「中共之今日或為西北之明日」之類的話，語氣激烈地質問「若國民黨容不下共產黨，又如何能容下新民黨？畢竟對國民政府來說，中共威脅再大，也大不過西北的威脅。」
他如何能空口白話讓吳安平相信，國民黨雖容不下共產黨，卻偏偏願與新民黨分享權力？其實，吳安平把這話說透，也突然使他意識到，就算吳安平說自己願意相信國民黨的誠意，自己反而更會生出疑心，反而會認為其中另潛藏什麼不良意圖。只一兩年時間，籍籍無名的吳安平竟能晉位西北王，蔣介石絕不相信，他會如此幼稚。
另外，更嚴重的是，吳安平也半是真誠半是威脅提出︰西北絕無分裂之意，故，國民政府若無統一民國之心，無容納西北之意，那為促成國家之完整，西北將另行發起統一之戰，屆時雙方或許將難以避免發生敵對。
吳安平這是在逼蔣介石讓步，也是在逼蔣介石認清現實，不要以為西北不發聲，這中國的事便全系于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身。
蔣介石除多罵幾句「娘希匹」，實際也毫無辦法。就算他當真樂與吳安平分享權力，樂與新民黨重組政治，也無法在此時此刻給出具有說服力的保證，而西北執意要視共產黨的遭遇，為觀察國民黨政治態度的鏡子，對此他雖然想但又無法證明吳安平的謬誤。因此，他只有妥協，並無他法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