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內城南部的州橋，又被稱為汴橋，以南北走向橫跨于汴河之上，乃是大唐建中年間的汴州節度使李勉所建，以其正當節度使府衙的南門而得名。大唐的最後一任汴州節度使朱全忠篡唐建立後梁，以汴州大梁城為東京，將節度使府衙作為皇宮大內，從皇宮南門（元化門，現在的宣德門）到東京城南門尉氏門（現在的東京內城薰風門）的中軸大道也就成為了御街，而州橋就因此成了御橋。
不過在東京百姓的嘴里，州橋始終還是叫做州橋。
不同于汴河東角門子等處為了行船方便而建起來的虹橋，還有西角門子那邊以船只搭建而成的浮橋，州橋因為正當御街的要沖，其中車馬行人往來非常頻繁，橋梁就只能選取石材建成低平的形狀，橋下密布著石質橋墩，以此來保證御駕和軍旅的通行安全。
只是車馬行人固然是方便了，穿梭于汴河之上的漕船卻都是苦了。
因為州橋過于低平而且橋下密布著橋墩，自東南而來的大型漕船就難以通過橋下繼續向西航行，而州橋以西尚有許多的軍料庫和官倉需要漕船接濟，所以開封府不得不在州橋的東面不遠處建起了轉運碼頭，並且將汴河上的船只分作了東河船與西河船這樣兩種船型。
所謂的東河船，也就是暢行于漕路上的大型漕船，其載重量大而吃水較深，是長途漕運的專用船只。從州橋以東的汴河出城，經汴水于泗州進入淮水，再于楚州進入新近疏浚的漕渠，東京漕路可以直達揚州，吳越、南唐的貢奉和淮南的賦稅從這條漕路就能夠直抵京師。
西河船則是平船，船身小巧而吃水較淺，可以通過低矮的州橋由東河進入西河，州橋西邊汴河兩岸的倉儲補充就靠它們了。東河船自淮南運來的各種物資，除了補充州橋以東汴河沿岸的倉儲以外，就需要在轉運碼頭換裝上西河船方能繼續西運。
州橋附近如此獨特的交通條件，使得東京以南水陸兩途進京的行旅幾乎全部匯集于此，造就了州橋周邊出類拔萃的商業環境。
從陸路過來的荊襄陳蔡等地的士子商旅，還有南平、楚地過來的使者商旅，在通過薰風門進入東京內城之後，都會到州橋附近歇一歇腳；從水路過來的淮南徐宋等地的士子商旅，還有吳越、南唐過來的使者商旅，也會在轉運碼頭那里下船歇息；再加上日日忙碌在轉運碼頭的那些力役，州橋周邊是三教九流人員輻輳，勾欄瓦舍、館驛旅店、茶樓酒肆在州橋附近是特別的擁擠。
周家酒樓就位于州橋邊的汴河北岸，正處在州橋和轉運碼頭之間的這一段河岸上，位置極為便利，用後世的話來說就是佔據著商業黃金地段。
酒樓的門面非常寬敞，樓宇更是高達三層，酒旗從樓頂伸出去挑得高高的，無論是通過州橋往返的客人還是汴河漕船上的行旅，一打眼就看得到，所以除了冬季汴河封凍漕運暫停的那一段時間以外，酒樓就沒有過冷清的時候。
在這一段的河岸上，像周家酒樓這樣的高樓還有十一間，正好把州橋到轉運碼頭這一段距離給塞得滿滿的。只是這些樓宇分別設有旅館、茶樓和南北百貨買賣等諸多營生，唯獨再沒有第二間酒樓了，就連其他的營生也基本上是不重樣的，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每一家樓店都是顧客盈門。
這一日正值中秋，雖然這個節日主要是一個民俗節慶，皇帝和官府並沒有特別的過節儀式，不過為了官民同慶，這個節照常是有三天假期的。有假期的節日，東京士民就會去自找樂子，中秋又不是一個出城賞景的好時機，于是城里面的瓦舍酒樓就分外地熱鬧起來。
更何況，今年的節日有著特殊的意義。
年初官家率禁軍親征北疆，不過數月即取得大捷，從天福元年起就喪失了的幽州要地轉眼重歸中國，實在是自唐末喪亂以來數得著的武勛。雖然官家在凱旋的那天並沒有搞什麼盛大的入城式和慶祝儀式，但是趁著這個中秋，官家還是頒布了大赦天下的詔令，另外朝廷上下各有封賞不說，就是東京的百姓也能分得天子恩澤——每戶人家都可以得到一些錢帛賞賜，東京城內的七旬老人還獲得邀請，前往宣德門去赴皇帝的晚宴。
因此，宣德門前的御街早早地就布置停當，宣德樓前也豎起了蓋天旗，無數城中閑漢和外地愛趕熱鬧的人都跑去了宣德門，只為了圍觀皇帝和大赦儀式。
這一天東京城最熱鬧的地方注定是宣德門前的御街，不過周家酒樓附近的人潮卻也沒有稍減。尋常百姓平日里可是很少能夠見到皇帝的，今天卻可以站著去圍觀皇帝——雖然皇帝是在宣德樓上面，他們當然都是興高采烈地跑去圍觀了，不過東京城自然也有平常見多了皇帝的達官貴人，現在難得有了公休假，他們顯然是更願意與家人或者二三好友觥籌交錯的，除開家中，周家酒樓這種華貴氣派的地方肯定是首選。
只是在滿樓的私宴之中，二樓的兩個房間卻是稍有不同。
這兩個房間恰好位于酒樓二層南面的東西兩端，房內的客人既能夠憑窗觀賞汴河水景，又可以避免互相之間的打擾。在東端那個房間里面坐著的，正是左補闕代居方和兩浙進奏使錢弘信，而在西端那個房間里面坐著的，卻正是引進副使郭承遷和江南進奏使陸匡符、唐國告哀使李從嘉，稱得上累世為敵的吳越和唐國的使者自然是以不直接踫面為好——雖然他們互相都知道對方在東京，甚至知道對方就在這個酒樓當中，但是只要沒有直接踫面，那就可以故作不知。
代居方和郭承遷兩人在公休假日里面還在從事公務，卻看不出有絲毫的不快，兩個人正與各自的客人喝得酒酣耳熱的，一則是因為朝官中的值班制度正好輪到他們，二則這一回上酒樓來，他們其實是公款吃喝。
這各自一桌的酒席，代居方和郭承遷從郭煒的內帑中各領了十萬錢出來作為預算，只要在席上點菜不是太過奢侈，即使是在周家酒樓這樣的豪華場所消遣，十萬錢也是盡夠了的，兩個人最後恐怕都還能有不少錢財可以落袋。
這點子事情，郭煒心中自然是門清的，只不過要差人辦事，算計得太精明是不行的，既然遍賞東京百姓和宣德門前與民同樂已經要花上不少錢，倒也不會再缺了這兩百貫。
其實真的論起來，這些開支應該說都是出自北伐的預算。因為整個戰爭過程非常的順利，作戰時間比預期的要短上許多，最後不光是河北諸州積攢的糧秣軍資節省了很多，征調的民夫日役也有所削減，另外由于軍隊、民夫的傷亡都比較小，在賞賜撫恤方面也省了很多錢帛。
省了這麼多錢，要是換個摳門一點的皇帝，那可能就要把這些錢放進倉庫里去，一直等到串錢的繩子爛掉，以此來顯示國家的富裕，給史書留下盛世的證據。不過郭煒肯定是不會這樣做的，錢，只有花出去才有價值，是治國明君還是奢侈昏君，並不是看怎麼省錢，端的是看把錢花在哪里了。
不能把錢遍灑天下，僅僅是東京一城卻還是可以顧及到的，花上一點錢顯示天子恩澤，順便還能刺激一下消費，郭煒覺得很值。至于讓天下人都能夠體會到天子的仁德，那就只好用大赦天下這一招了。
至于宴請兩浙和江南的進奏使，那其實是郭煒對李從嘉的一點補償。
在回京的路上，郭煒不經意的問話嚇壞了這個江南親王，當時李從嘉就沒口子地澄清自己毫無離開中朝返鄉之意，讓郭煒再一次感慨操著生殺大權的人真不能夠隨意說話。
本來要是想安李從嘉的心，直接放他回金陵就是了，可是郭煒回京之後需要處理的政務太多，暫時騰不出手派人去江南吊祭李景，李從嘉的歸期也就定不下來。
退而求其次，遣人陪伴李從嘉他們宴飲也是安撫之策，而江南進奏使的待遇當然也是兩浙進奏使應該享有的，于是兩百貫的公款吃喝項目就出台了。當然，這是郭煒個人的恩典，那就是郭煒自己出血而不應該是國家財政開支，這賬就必須走內帑而不是三司。